”谈及证券市场的作用，霍小青认为：“证券市场是快速运转的财富再分配机器，它不断地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最有智慧和效率的参与者，因此越发达越好。”而李思恩的观点是：“实业是根。资本市场和所有现代科技设计一样，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使个体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麻烦，提高了总成本，使社会总体的运行效率下降。它加快了资源配置的速度或者说效率，但却没有提高配置的质量和效果。它日益精巧复杂，但却往往不如简单粗线条来得真实实在。当然，历史只能向前发展，人类选择了不断现代化，这谁也阻止不了；迂回生产虽然浪费，但它毕竟造就了规模和精细。并且，如果没有分工、中介和专业化，社会虽然简单，但终究是小国寡民，倒也没什么意思。”这样，观点、看法的不同就在这些“当然”的转折中消失了，谈话于是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1998年的元旦是星期四，李思恩他们的集训班不休息。中午下课，大家都直奔餐厅，独有李思恩返回了宿舍，因为头天晚上霍小青打电话来，说她正在北京办事，第二天中午会过来看他。
其实她是想他想得没办法，而专程赶过来的。上次她来，正好赶上下午前两节课集训班与外教座谈，李思恩没法陪她，于是就把房间钥匙给了她一把，让她或者在房间里休息等他，或者自己出去到未名湖畔逛逛。晚上临离开时，霍小青把钥匙还给李思恩，李思恩说反正有两把呢，你带走吧，以后来北京，陪朋友逛北大时，可以直接进房间歇息，因为他白天基本上不会在宿舍。这样，霍小青手里就有了一把李思恩宿舍的钥匙。这次来就派上了用场。
她已经在李思恩的宿舍里待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把服务员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又规整了一番，给房间里添了几个小饰物，中间出去买了些水果蔬菜熟食，在小厨房里准备好了午饭，还有啤酒，只等着李思恩回来，一起共进午餐。李思恩现在几乎满脑子是英语，听的说的写的看的读的，都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一见到霍小青，自然又是英语招呼。俩人边吃边聊，一顿饭快吃了两小时。李思恩的口语进步很快，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和霍小青对等自如地交谈。说呀聊，说到最后，霍小青双手托腮，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思恩，只有听的份了，以至外面走廊里嘈杂的脚步声都没有在意。结果，李思恩错过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思恩挥了一下手，说：“反正都是口语课，我们刚才已经练过了，下午就不用去了。”
走廊静了下来，整栋楼都静了下来。现在只有他们俩。看门的阿姨在楼下，她还兼着卖糖果副食的工作，所以不可能会脱身上楼来。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霍小青站起来，坚定大方地走向坐在床边的李思恩。
四目相对，作为成年人，他们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可谁也没想去阻止它发生。
霍小青大胆地将左手搭在李思恩的后背上，右手伸向他的左腋下，紧紧地把他拥抱在怀里，让李思恩的脸埋在她的乳沟间，然后再俯身与之亲吻。李思恩则响应着，配合着，最后变被动为主动，俩人越抱越紧。
男人要想“得”女人，就算费尽心机，也不敢说成功在握，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而女人要想把自己“给”男人，则不用费什么事，保证会百分之百地被接受，特别是霍小青这样的女人。
就在这同一天晚上，郭槐也到北大来看李思恩，并顺便给他送来些年货。花费当然都可以报销。领导下基层，基层给领导买些土特产，甚至是高档鞋帽包、一两套服装带上，这在公司里已成惯例，内审是不管这事的。郭槐的车开进校门，在接受门卫讯问时，正好对面有一辆出租车从校园里出来，也放慢了速度，错车之间，郭总恍惚觉得出租车后座上坐着的人是霍小青。没错！出租车车窗不允许贴膜，比他的车透亮，虽然路灯下光线不如白天，但还是能够看得清对方的轮廓。相反，倒是对方可能看不见他。霍小青的身影他是永生不会忘记的，所以肯定不会弄错。但到了宿舍问李思恩，李思恩却矢口否认霍小青当天来看过他。
从李总处出来，出得北大西南校门，郭槐开始拨打霍小青的移动电话，但对方已关机。节假日当然可以关机，何况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郭槐又试着打她办公室主任的电话，说“找霍总有事商量，但她关机，知道怎么能找到她吗？”对方答复说：“霍总前一天就去上海公司总部办事了，我也不知道她具体住在上海的哪家饭店。”
就这样，霍小青跑北京的频率越来越高。她周五从深圳飞上海，有事没事地在总公司某几个部门转一转，晚上就从上海直飞到北京。
“我是有妻有女之人，而且我很爱她们。”李思恩低声说。
“我知道。你如果是个不爱家的人，我还不会这样喜欢你呢！”
“可这对你来说是矛盾的，图什么呢？”他怜香惜玉地看着她。
“你正处妙龄，还是个姑娘身，和我在一起，就不觉得吃亏吗？”一次李思恩向躺在身旁盯着他看的霍小青问。
“是吃亏！”霍小青说着闭上了眼睛，然后翻转身体，平躺着，睁开眼，望着雪白的屋顶，说：“我呢，喜欢既有事业心又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他越是爱自己的老婆孩子，我就越喜欢他，所以一开始这就是个矛盾，结果也肯定是苦涩的，下场是悲惨的，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我自己。但是我愿意。我愿意用这一切来换取这份爱的享受，并到此为止，决不会前进一步，去影响所爱的人的家庭。”
霍小青的聪敏总是出乎李思恩的预料。他尴尬地咧了咧嘴，忙岔开了话题，说：“我一走就是一年，你要是想我了怎么办？”
霍小青脱口说道：“我辞职到美国去读学位，陪你在美国待一年！”明显深思熟虑的口气。
李思恩伸过臂膀，把霍小青紧紧地拥在怀里。
“自己要是还没有家室该多好！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今生再难遇到。”他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春节过后，市里传来消息说，哈佛工商管理学院方面因故没有安排好，大家只能前往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等到正式文件传达时，班里掌声一片，只有李思恩一个人没有鼓掌。
回到房间，李思恩打电话给霍小青，说：“我的脾气比华信证券的魏总还要简单粗暴，从政不适合我。我从政非把一大批同事、领导送进监狱不可，最后会成为孤家寡人。”
霍小青则在电话那一端使劲地鼓励他：“我认为你低估自己了。在我眼里，你是个完人，你说话从不让对方难堪，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比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强，包括我。”李思恩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
霍小青又说：“一个企业的社会功能很有限，要施展抱负，还得从政。从政惠及面广，能够影响全局。当个明官、清官、高官，造福百姓，争取万古流芳，你有这个经济基础和理想追求，应该试一试。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千载难逢，不应错过。”
霍小青的话让李思恩着实感动了好一阵子。
他何尝不想大有作为啊！但目前还没有到从政的时候。走出校门后最初几年的从政经历，那种清洁不能、混腐不甘的境地，那种关系错综、勾心斗角的疲惫，已使他痛苦至极。与其当官想着赚钱，以权谋私，立言想着赚钱，以学谋私，倒不如干脆大大方方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只挂牌从商赚钱。自己智商有限，一段时间内只能干好一样事，还是先在商界里干出点明堂后再说别的吧。所以他最终还是向公司领导说明，并通报霍小青、郭槐：“现代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准则是，参政不议政，议政不参政。参与行政者议政，乃至整天骂自己所在的行政部门，会立即被开除。但我们那些一面蚕食国有资产一面骂共产党的官员，却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官却越做越大。而立法者、议政者参政，就是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一体，会使得政府向镜子里的自己问话，多此一举，根本起不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渺小的。厅局级以下还可以拼一拼能力，再往上走，能力与真实价值观就不太重要了。弄得不好，别说名垂千古，就是臭，也臭不了几年，几年之后就被大家忘掉了。所以尚不如趁年轻，多做点实事，能造福周围的人也就知足了。”霍小青听了他的一番话之后，再没有说过什么。
厅局级后备干部班里，像李思恩这样从企业来的，总共有7个人。他们共同语言多一些，所以是班集体里的小集体。结业前，他们听说李思恩打算退出，另外6个人曾摆下酒席，力劝他听从党安排，劝他先把白送的镀金和升官机会享用了，有什么想法学完后回来再说嘛！
李思恩没听劝。但他参加了结业及出国考试，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对自己、对朋友、对单位、对市里，算是有了个交待。考过试之后，他打报告给市里，说自己立志于经商办企业，不适合于从政，因此政治学院的学习就不参加了，待以后有到商学院进修的机会，再请组织给予考虑。
于是，李思恩送走了其他20位同学，独自一人，又回到了首诚证券上班。
李思恩知道，对这件事最感失望的人是霍小青。他伤了她的心。所以在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李思恩一直有意躲着她。
一次公司工作会议之后，霍小青单独来到李思恩办公室，聊天中她突然问李思恩：“李总，您的志向到底是什么？”
一个“您”字表明，在霍小青的心里，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不再如以前那么亲密。
李思恩怕她又扯上那个令其伤感的话题，于是故作轻松而言它，说：“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在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就是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没有活到我结婚的时候，因此我的孩子也没有见到过她的爷爷和奶奶。为着这一层原因，我很注意自己的身体，想尽量长寿，让我的外孙也能见上我一面。当然，他或她也许并不一定愿意见我这个糟老头外公，但只要他们记事时我还能健康地活着，那就是胜利。这就是我的志向。”霍小青听后笑了，笑得很纯。
两年后，李思恩辞职离开了首诚证券公司。又过了一年，霍小青也辞职了，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临走，霍小青把她在北京花200多万元买的一套精装修高档联排别墅送给了郭槐，并劝他早日成家。
郭槐和李思恩一起到国际机场送霍小青。他因为霍小青而一直情绪低落，股市上总赔钱，工作上总出错。没了李思恩在上面关照，他的日子变得很不好过。
从机场返回的路上，李思恩开车，两个人谁都没了话说。过了收费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郭槐突然自言自语：“霍小青一定是不打算回来了。我羡慕你李总，有两个女人爱你；也羡慕霍小青，有两个男人爱她。只有他妈的我！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最是活得多余。”说完，他扶窗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