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多了，大家还都聚集在营业部的会议室里，没人肯走。
霍小青刚从朱希文居住的小区回来。
朱希文家没人，邻居说他家两三天没亮灯了。她留下同去的男同事在楼道里守着，自己急忙赶回来凑情况。傍晚的时候，朱希文曾给霍小青打过一个电话，解释说，是一笔应到未到的货款导致他的公司账户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决不是他故意所为，希望霍小青能继续信任他。等这一个月他生意上腾挪开了，一定连本带利如数归还首诚证券。他还叮嘱霍小青千万别去报警，那样会弄得大家今后都不好做人。霍小青为了稳住他，还和他说了一堆好话。但等她过一会儿再打过去，才知道朱希文用的是一个报摊上的公用电话。不过这倒使她得以确认，朱希文人还在北京。
大家正议论着，霍小青的呼机突然响了，她赶紧跑到隔壁办公室去回电话。出来后，她急忙走到李总旁边，悄悄地对着他的耳朵说：“王殿军已经联系上了市公安局张局长，今天正好是局长值班，张局长在案情通报上签的字是‘速查速办，不得有误！’经办单位还是那个牛处，王殿军让我们主动和该处联系、配合。”李思恩一击手掌，大声说：“大家快回家去吧，可以说没事了！不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跟家里人多说，更不要耽误了第二天的工作。对了，我不在的时候，由霍小青代理我全权负责！”说完，叫上李明和陈力，带上刚刚准备好的书面案件汇报材料、所有收集来的证据、十份公司定制的纪念品——盘面上镶有七颗小钻石的手表，直奔“牛处”而去。
王殿军是首诚北证贵宾室里的神秘人物，50岁左右，一表人才。他不常来“上班”，来了之后就闷在自己的贵宾客户室里，从不和其他大户交往。他的其他身份谁都不知道，霍小青只听他有一次不经意说起过，他是北京市的人民监察委员，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大事可以找他，他可能会帮上忙。这一次没有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霍小清就给他挂了个电话，没想到他还真就给帮上忙了。至于首诚北证对他的报答，那是以后的事了。他后来要求透资做国债期货，营业部痛快地答应了，但是他下手凶狠，赚少亏多，最后亏欠了营业部数十万元款项。营业部出面帮他抹平了亏空，并没有要求他偿还。他自那之后没再来“上班”过，其账户至今还空在那里。
在营业部到处求助的同时，另外两个关键性人物也没闲着，朱希文和丁宁俩人全天都在忙于取钱和购物。
首先，他们在瑞士钟表店买了一对雷达情侣表，俩人先戴上了；然后，在百货大楼买了两个超大的旅行箱，一个用于码钱，一个用来装衣物。内衣、夏装、秋装、化妆品，买了满满一旅行箱。逛饿了，渴了，他们还在东来顺美美地享受了一顿涮羊肉和冰镇扎啤。
现在，朱希文站在王府井五星级酒店的落地窗前，吸着555牌香烟，欣赏着脚下黄昏中的王府井大街，显得异常地轻松。
王府井繁华，购物方便；王府井热闹，因此而安全。在王府井大街上走动的，百分之八十是外地人，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闲人。忙着的北京人不会到这地方来。所以他选择住在这里，自觉得很明智。大街上的人来车往，他只能看得见，却听不见，酒店的隔音窗把声音给完全阻隔掉了。一个个小人儿在地面上匆匆地移动，奔着各自的目标。就是在酒店的里面，也是静悄悄的，看不见服务员，偶尔有几个房客走过，也都不说话，铮亮的皮鞋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没有一丝声响。朱希文陶醉在这沉寂之中，并企盼这沉寂能够永恒。
昨天晚上，他和丁宁分头行动，去还债。丁宁将127万元（这是把他们所操控的所有股票归一块儿，按市值计算，还亏欠丁宁所在公司的大致数额）的现金支票，连同投资公司的股票账户资料一起，锁进她办公室的保险柜，然后将保险柜的钥匙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上面压着一封没有封口的告别信。她的办公室是一间大办公室里面用玻璃隔出的小套间，推拉玻璃门，没有锁，投资公司的同事都能够随便进出。所有材料的复印件，连同一封洒满泪水的忏悔信，一起特快专递给了她老爸。那一边，朱希文带着20万元的支票和2万元现金，去了老院长家。他诚恳地向老院长表达了股市不好、自己能力有限、没有赚到钱的歉意，同时也劝老人家以后应该买国债，再也不要想着炒股票了，以及说了一些感谢栽培的话。老院长本来就是个豁达之人，再加上没有半年就赚了10%，已经超出了老两口的预料，所以很满意，压根就没责怪他。临走，朱希文交给师母一个大塑料袋，说里面是他给父母和爱人谭秋买的几件衣服，麻烦她通知谭秋过来取一下。老两口知道朱希文和妻子分居的事，当时也劝过，所以现在就没再说什么，只是答应晚上散步时一定会给小谭送过去。
牛处的行动十分神速。晚上10点半，在首城证券蹲守员工的引导下，他们搜查了朱希文和丁宁的住所；12点左右，搜查了朱希文和谭秋的家、朱希文父母的家。但均无所获。
凌晨3点左右，经过排查，他们找到了朱希文和丁宁所住的饭店，但房间里没有人，行李也不在。从房间的状态看，人走得很从容。前台的服务员说，客人并没有退房，只是留了封信，说是会有人来取。刑警让饭店服务员当场打开信封，结果里面没有信，而只有客房的钥匙和恰好够三天的房租钱（入住时只交了一天的押金）。看来他们并没有料到“来取信的人”会来得这么早。
清晨5点左右，经过调查，在门童和门口趴活的出租车司机共同回忆下，确认朱希文、丁宁是头一天晚上9点半左右，乘坐一辆黑色红旗牌出租车离开的饭店。出租车是从别的地方约的，而不是在门口现叫的，所以他们印象较为深刻。
早晨8点多钟，出租汽车公司提供了被怀疑连夜跑长途去了的司机的名字、呼机和大哥大号码。在刑警的现场指导下，公司与该司机联系上了，他承认自己夜里送了一对去旅行结婚的新婚夫妇到秦皇岛，放在了望海大酒店；其所描述的体貌特征，与朱希文、丁宁相同。
由于是一年遇不到几起的重大金融案件，又是局长亲自督办的，所以马队长十分用心，调集的侦破、抓捕人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昨晚第一次听陈力汇报案情时，他对陈力的态度很不友好；第二次见到他时，特意朝他笑了笑，以示歉意。但是对于李明，他却始终毫不客气，丝毫不给面子。他当着李明的面，坚持让李思恩向总公司汇报，对李明至少要处以免职的行政处分。“我办的金融案件多了，每个大案要案后面，都有出于各种原因，帮助罪犯完成犯罪的帮手。没有他们帮忙，国家的财产不可能被侵吞！所以在惩治罪犯的同时，也必须处理那些有意的和无意的甚至是好心的但绝对是失职的帮凶！”陈力见他眼里又露出了凶光，不由得又是一激灵。他以前只在小说和电影中见过刑警队长，现在他知道了，真的刑警队长也一样地可怕。
通过河北省公安厅的协调、配合，秦皇岛方面报告，朱希文和丁宁没有在望海大酒店住下，而是又租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继续北上，往沈阳方向去了。
这就好办了。东北公安指挥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关系相当铁。马队立即给东北指挥中心经侦处的辛处长打电话，请他老兄帮忙设卡，将朱希文的车在辽宁省境内拦住。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东北公安指挥中心下令，在锦西、新民、辽阳和铁岭设立临时检查站，拦截朱希文，各基层派出所则协助沿途巡查。
然而截下朱希文的地方，并不是那些重兵把守的“要塞”，而是一爿乡下便民饮食店。
当天下午5点多钟，开原郊区的民警巡查时，在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停车场里，发现了搭载朱希文的那辆出租车，并看见这三个人正在小饭馆里用餐。因为不知道朱是否购买了武器随身携带，怕伤及无辜，包括那位不知内情的出租车司机，故未敢轻举妄动，而是叫来了一队武警，悄悄地把小饭馆包围起来。然后，由几个便衣警察进去，假扮过路人用餐，在经过朱希文身边时，突然动手，一举将朱、丁二人擒获。
根据指挥中心的紧急提审，北京的“牛处”找到了老院长吴教授，搜查了丁宁的办公室，分别从吴教授那里和丁宁不知所措的同事手中，追回了那两张尚未来得及兑付的支票。
两天后，陈力和霍小青一起，跟着一男一女两位刑警，前往沈阳押解朱希文和丁宁回京。才几天的时间，朱希文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飞机起飞后，刑警给他们俩解开了手铐。陈力和男刑警分坐在朱希文的两侧，霍小青和女刑警分坐在丁宁的两边，把他们俩夹在了中间。丁宁始终不说话，而朱希文却神情自然，偶尔还开个小玩笑自嘲。
吃完飞机上的快餐，朱希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丁宁是让我给害了。她本来是个乖孩子，对钱没有概念，小时候父母、亲戚给的压岁钱，保存得好好的，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学校要钱时，她朝妈妈要，钱就是明摆在那里，她也不会去自己拿。所以她是那种只想着看好属于自己的钱，决不惦念别人的钱的人。我则不然，我总是琢磨着想什么办法能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所以，我不适合当教师，而只适合经商。”陈力在他旁边用胳膊捅了捅他，示意他不要多说话，以免被公安抓住把柄，虽然他知道这是朱希文在有意为丁宁开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除了散钱装包带回外，十九捆十万元的现钞，由东北指挥中心存进了银行，并随后划往北京市公安局的指定账户。皮箱和里面的衣物、化妆品等，由朱希文的父亲从公安局预审科领回了；支票、现金和两块崭新的手表共计345万8千多元，与350万之间的差额4万1千多元（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被押回时乘坐飞机的机票款），也由朱希文的老父全部还清了。朱希文的父亲是一位老专家，他对李思恩请求说，钱全部还上了，你们没有损失一分钱，能不能帮着我们说说情，从轻判处他们两人？李思恩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找到预审科长说情，没想到被预审科长一连串的咆哮给顶了回来：“这是惊动全国的大案，你想不起诉就不起诉？你以为法院、检察院是你们家办的，说送人情就送人情？！”
钱物清还之后，李思恩带队去牛处献旗致谢。马队长说这都是虚的，还是来点实的吧！同志们蹲坑、跑外勤不容易，总得补贴补贴吧？飞机票也得你们出，这是规矩。另外你们作为金融机构，玩大钱的，就支持点办案经费吧。李思恩说您给个数，马队长伸出了一个手掌，说：“50万”。李思恩听后感觉有些为难。第一，数额太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和审批权限；第二，无法出账，如果走正常科目，早晚得被内审发现，因此只能从账外账出，而账外现在还不能一笔出这么多；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就满口答应，以后他们会得寸进尺，使你不堪重负。与其花了钱再得罪人，还不如没花钱之前就先压一压他的胃口。于是，李思恩表态说，为了账务上好处理，也出于为恩人的荣誉考虑，我们可以分批购买20部最好的手机，赠送给公安局，作为对所有参与这次漂亮战役的市公安局和东北公安指挥中心警务人员的酬谢，希望这些通讯工具能够发挥效能，协助公安干警，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临了，他还没忘补充一句：这仅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还需要报总公司批准。
几个月后，朱希文被判了重刑。丁宁因为是从犯，而且怀有身孕（陈力对这一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被从轻发落。又过了一周，股市开始暴涨。老院长和丁宁所在的投资公司，账户里朱希文给买的股票，涨幅都超过了大盘，浮动盈利超过了15%。如果朱希文真能够准确预测到如命运般无常的股市变化，如果他不是那样“志在必得”，而是能够以恬淡的心态遇事拖一拖、等一等，甚至是后退一步，那么，结果都会比已得到的更好。也许这就是命。
朱希文在拘留所羁押期间，李思恩、陈力和霍小青曾去探视过他。他看上去很平静，是那种由表至里的平静。他说他会在监狱里写书，出来后学校如果不开除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教师。临走时，李思恩突然问他：你对别人都很诚实守信，临逃跑还不忘还钱，为什么却来欺骗我们？你和丁宁当时想最终逃到哪里去？
朱希文说：你们是金融机构，赚钱容易，又注重名声，所以一般在出事后会倾向于忍而不宣，自己慢慢消化。我想借你们一点钱用用，没想到你们会那么死心眼，非要把钱追回去不可。“至于我们要去哪儿，”他朝陈力要了只烟，深吸一口，说：“如果没有被抓住的话，我们会直奔小兴安岭，先在中苏边境附近的某个小镇落脚，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机会随边贸的人流混过俄罗斯去。等到了那边，我们会躲进大森林里，两人过着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从朱希文那烟雾后面沉迷于梦境般的眼神里，李思恩看清了，他仍然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是读书读呆了的那一种。可是这样呆的人，却也喜欢玩孔方兄的游戏，可见金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诱惑力该有多大。
十年之后，朱希文还在监狱里没有出来。据说他时常陷入妄想，改造得并不好，因此未获得减刑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