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人相识在杜克大学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会议探讨的是如何鼓励不同领域的教授加强合作研究。走出会议室时，我们决定不再讨论什么跨学科研究，而是直接携手合作。在首次合作的论文中，我们研究了如何去发现那些虚报排污量的污染大户。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两人作决定的方式竟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促使我们写出了您正在阅读的这本书。
由于我们提出的是新理论，而且以前没有作者写过这方面的书，所以勇于出版这本书的人，必定非寻常之辈，他（她）必定敢于冒险、乐于收集信息，而且一直关注未来，而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的代理人梅利莎 ·福莱西曼（Melissa Flashman）的准确写照。梅利莎对我们的“心智特征”模型一见倾心，所以努力将我们的理念传播给更多人。我们的编辑戴维·莫尔德沃尔（David Moldawer）则帮我们避免了几宗“罪”：过多的附加说明，过长的数据描述，以及主旨不明的趣闻轶事。如果您能感觉到一些篇章简洁明了，请记得那是戴维的功劳！
在我们计划出书时，很多人提供了有益的意见，包括唐纳德·拉姆（Donald Lamm）和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2008级的同学们。我们十分感谢多年来培养我们的导师，是他们推动我们作跨学科研究，然后才有了这一课题。他们是：约翰·奥尔德里奇（ John Aldrich）、乔·卡尔特（Joe Kalt）、迈克尔·芒杰（Michael Munger）、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萨姆·波普金（Sam Popkin）、乔治·拉比诺维茨（George Rabinowitz）、肯·谢泼斯（Ken Shepsle）以及基普·维斯库西（Kip Viscusi）。需要说明的是，金·克日维（Kim Krzywy）、马蒂亚·兰登尼（Mattia Landoni）、雅各布·蒙哥马利（Jacob Montgomery）、凯瑟琳·蒂德曼（Katherine Tiedemann）所做的辅助研究工作非常出色。杜克大学弱势群体比较生物学中心资助了我们在环境决策方面的研究。杜克大学的社会学高级研究项目提供了支持，德 ·马尔奇从中受益匪浅。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提供给汉密尔顿的，可以说是学术上的“涅槃”——一年的写作时间，以及与同事们日日交流、渐成密友的机会。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詹尼弗·哈罗德（Jennifer Harrod）、拉斯 ·丹顿（Russ Denton）、莱尔·斯克鲁格斯（Lyle Scruggs）和贾斯汀·沃克尔（Justin Walker），他们曾对本书的初稿深思熟虑，提供了可贵意见。
我们两位作者之间在如何培育子女的问题上分歧颇多——这也是我们撰写此书的部分动因——但有一点是我们的共识：花时间与家人在一起，这是我们每天做出的最佳决策。谢谢家人们在我们完成此书期间所付出的时间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