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亿，你会怎么花？
吃要不了几个钱，最贵的班尼岛血燕，不过一万多港币一碗，而且不见得比五块钱的双皮奶好吃；身上的行头也花不了多少，范思哲、阿曼尼，进商场就能买到，不算稀奇，只供订做的K-bons，全身上下买齐了也超不过两百万，几万美元的劳力士不见得比西铁城走得更准；那就买车买房吧，劳斯莱斯银影、银羽，本特利红章、雅致，几百万总能搞掂；想买劳斯莱斯的银色幽灵，光有钱恐怕还不行；悍马很威风，但开着就跟卡车似的；香港有价值数亿元的豪宅，说到底不过是一张床和一把椅子。肖然说，钱不过是个数字，启明，过年了，咱们去澳门玩两把。
那是一九九九年春节，三个月前，韩灵永远地离开了深圳。那次澳门之行，陈启明输了六万多，输得心里怕怕，拒绝再玩。肖然在押百家乐，每输一次，他就加倍地重押，到凌晨三点多，乖巧的侍者帮他提着一大堆筹码去柜台结算，共赢了一百九十多万，肖然一高兴，甩手给了一万元小费。
赌场经理注意他很久了，这时点头哈腰地过来打招呼，说阁下手气真好，我们已经为您安排下最好的房间，希望借您的运气为本酒店增光。肖然第一次被人称呼“阁下”，有点找不着北，转头对陈启明感慨道：“你看看，这资本主义就是好啊。”
从那以后他就迷上了赌。在死前的三年多时间里，谁都不知道他输了多少钱，陈启明估计有几百万，陆可儿说最少两千万，周振兴伸出一只巴掌，说光我知道的，就不下这个数，“他已经疯了。”
肖然发财后有很多忌讳，别人坐过的椅子他不坐，怕染上晦气；开车走在路上，别的车要是敢故意别他挤他，他就一脚油门直直地撞上去，剩下的事，打个电话让赵伟伦来处理就行了；跟谁见面都不握手，有次在浙江见一个副市长，对方满脸堆笑地伸出手，说：“肖总，幸会幸会。”他轻描淡写地点点头，一屁股坐进沙发，愣是让市长大人的手在空中停了半天，最后一脸尴尬地缩了回去。
“他只算个衙役，”肖然说，“不配握我的手。”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肖然变得十分迷信。君达公司搬家前，他花十五万港币从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大师，在深圳到处勘察地形，楼层、朝向、位置，没有一样不讲究。陆可儿本来在他右侧的办公室，大师说陆可儿是土命，他是金命，“土克金，一世艰辛”，他就让陆可儿搬到离他最远的那个角落。
高薪从中兴公司挖来的财务总监，就因为大师说了句“此人是个衰命，走到哪里衰到哪里”，他就立刻炒人家的鱿鱼，为这事跟周振兴闹得很不愉快。肖然用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你可以不信命，但不能不信我！”周振兴沉默半晌，点点头说：“我想通了，在君达公司，你就是所有人的命。”然后头也不抬地走回办公室。连搬家的日子也是大师挑的，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大师说：“此次乔迁，主有二十年鸿福。”肖然一高兴，让周振兴又多发了两万块奖金。
君达集团在长天大厦租了整整四层楼，一年六百多万；肖然自己就占了半层，他的办公室有将近六百平米，装修得像个小皇宫，沙发全部是澳洲小牛皮的，一套几十万；卧室里铺着伊朗手绘地毯，会议室的瓷砖全部从荷兰空运，一块就是七百多；书架上摆着两只灰扑扑的瓷瓶，是康熙年间的精品“紫缠花”，值上百万；大班台上压着一块玉石镇纸，周振兴说，那块玉也是风水大师推荐的，价钱可以买四五辆桑塔纳，“不过我找人鉴定过”，他笑着说，“他上当了，那就是块石头。”
很难想象肖然当时的心情。三年之前，他还在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三年之后，他住上了价值千万的别墅，坐上了几百万的名车，还跟奔驰公司联系，要订做一辆加长防弹车，他担心陆锡明的报复。那车处处模仿“天下第一车”——奔驰公司的1000SEL，第一次报价就将近六百万。还有女人，香港的二线歌手、内地的名模、影星、主持人，只要他招招手，她们就在床上。有次在北京王府饭店约会一位刚刚成名的花旦，蹉商了半天没有结果，肖然有点不耐烦，指指宽大的、足够睡八个人的大床，问那位一脸娇羞的花旦：“去不去？”花旦红着脸摇头，肖然不屑地白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支票簿，刷刷地填了几个零，平平静静地说：“我去冲凉，你自己拿主意吧，想要这笔钱，你就躺上去，不想要，”他指指豪华套房的大门：“门在那边。”话音刚落，那花旦勇敢地站了起来，默默地走到床边，一句话不说就开始脱衣服。卫媛跟他对过几次花枪之后，为“伊能净”拍了两个广告片，肖然十分大方，一出手就是一套一百六十多万的房子，外加三十万港币，为了逃税，全存入卫媛在香港的户头。
按照内地的法律，企业经营时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赚来的利润要缴企业所得税，这个税是固定税率，百分之三十三。缴了企业所得税后也还是公司账上的钱，如果要分给股东，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百分之四十五。当然，这只是书面上的法律，事实上很多公司偷税避税，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假外资、假合资，深圳无数公司都挂着“外商独资”的牌子，老板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血统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三减两免”的政策；大多数公司都有两本账，真的留着自己看，假的送给税局；小公司用虚假的费用冲减利润，大公司都有严密的避税和洗钱系统。在周振兴的安排下，君达公司的假账做得天衣无缝，从账面上看，光肖然一九九九年买的别墅就花光了君达公司三年的利润。那年他在江西含水注册了一家叫“纳百德”的公司，出资者是美国人乔纳森·肖克，其实这肖克就是肖然的亲弟弟肖挺，肖然发财后，把他送到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一派牛仔风度，见人就道Hello，不耸肩就说不出话来。从一九九九年底开始，肖挺的纳百德接收了君达旗下的全部生产业务，所有发票都从含水出，但税只缴一个极小的定额，每月十几万。说起来这事也是周振兴的功劳，他是含水人，一九九八年底回家转了一圈，花了八十多万，在当地搞得手眼通天，以后肖然每次到含水视察，都有呼啸的警车给他开道。
卫媛自己也说不清她究竟喜欢肖然哪一点。在她看来，肖然就是一个暴发户，踩中****的农民，他一身黑衣还要穿白袜子，简直就是只“海鸥”；他吃西餐吧嗒嘴，喝咖啡喝得像擤鼻涕，呼噜直响；上自动扶梯不知道站在右侧，总是像门神一样横立中间。有次在香港亨斯顿伯爵餐厅吃饭，不远处一个穿燕尾服的钢琴师沉醉地弹奏着《colour/dance》，所有的人都低声交谈，怕打扰了这美妙的琴声，这时候肖然的电话响了，陆可儿找他请示生产问题，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亲爱的肖总声若巨雷地发表了演讲，震得屋瓦轰响，所有人都皱着眉头瞪他，对面有个俊朗的英国小伙子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那一刻，她真想一把夺下电话，再狠狠地闪他一耳光，训斥他：“你能不能懂点礼貌？！”
但她不敢。肖然太有钱了，这钱不仅可以买名车豪宅、最名贵的时装、最大颗的钻石，更能杀人于无形之间。君达公司有个老业务员叫徐建明，一九九七年进来的，也算肖然手下大将，一九九九年审计部查出他贪污促销小姐工资，钱很少，总共也不超过三万元。肖然知道后怒不可遏，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深圳，就在公司的大会议厅里，周振兴一脸严肃地宣布完罪状，两个警察就如狼似虎地把他架了出去，徐建明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求，几百名员工目瞪口呆，听着凄厉的警笛声，人人魂飞魄散。这事还不算完，徐建明退了赃款，里里外外花了十几万，在里面蹲了四十多天后，一出来就被潮阳强仔抓住，整整打了一个小时，强仔汇报战果时卫媛就在旁边，听见肖然阴恻恻地训话：“我不要他的命，但你告诉他，老实点才能活得久！”听得卫媛心里一紧。
从那以后她就有点怕他，总感觉这个男人像把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脱鞘伤人。不过金钱的魔力毕竟不可抵挡，二十三岁的卫媛坚信一个真理：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为了幸福，她忍受一下他的残忍和粗鲁，又有什么呢？再说粗鲁也可以看作是勇敢、果断、豪爽、豁达，甚至是潇洒。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面对几十万港币的项链，眼睛眨也不眨地说“给我包起来”？她的初恋男友，岑国正，那个长得像周润发的小伙子，恐怕一辈子都不敢为他的爱人买一挂这样的项链。茫茫人世间，谁拥有过价值连城的爱情？
她知道肖然不会专一，如果他专一就不会跟自己上床了。卫媛清楚自己的价值：年轻、漂亮、性感，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她的标签，一个情人、二奶、尤物的标签，她不在意只当一个储存****的器皿，即使是无数器皿之一。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必须在青春逝去之前结束拼搏”，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为了自己的下半生，她必须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赚钱。另外，她知道自己肯定也不会专一，她不会放弃跟美男子们约会的机会，只要出得起价钱，她也可以上任何人的床。
所谓爱情，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个借口。几个月的相处，卫媛强迫自己发现了肖然的很多优点：他勇敢、坚强、气势逼人，有男子气，有时候还有点温柔，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运动时屡下重手，弄得她浑身都疼，事毕后她忽然难受起来，背对着肖然，感觉自己像被强奸了，鼻子一个劲儿地发酸。肖然抽了一根烟，从脖子下伸过手去抱了她一下，俯在耳边轻轻地说：“真想把你挂在墙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这话让卫媛微微感动了一下，她转过身，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嘴里幽幽怨怨地问：“那你老婆呢，你把她挂在哪里？”
韩灵看见自己站在悬崖边，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在那里。苍茫夜色中，背后总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她心中害怕，不断回头张望。有人来了，那人渐渐走近，脸上的表情像笑又像是在哭，有点像肖然但又不是肖然，韩灵心中迟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人越走越近，脸上突然露出狰狞的笑容，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韩灵怕极了，拼命挣扎，挣扎，挣扎，“呼”的一声掉了下去。一个声音大声喊着：韩灵！韩灵……
她睁开眼，一身大汗。天快亮了，街上远远传来洒水车的声音。她站起身，踢踢踏踏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她妈似乎也在做梦，隔着墙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还不睡，你明天不上学了？”韩灵脑袋里一片混乱，一时想不起这是何时何地，随口答了一句：“我还没开学呢。”话刚出口她就醒了，呆了半晌，“扑通”一声跌坐床上。
她们说的都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的韩灵还在上大学，她年轻、漂亮，在漫长的假期里夜不能寐，在漆黑的夜里偷偷思念着她的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