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朱高煦索取天策卫为汉王护卫，并常以唐太宗自比。不久，朱高煦又请求增加两护卫，行事更加放纵。他自负勇武，又常跟随明成祖左右，便多次挑拨是非，陷害太子，致使解缙冤死、黄淮入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高煦被改封到青州，但仍不愿前往。明成祖朱棣这才疑心他有夺嫡之意，下诏催他就藩。朱高煦还是不肯动身，并私自挑选卫士，招募精兵三千人，又击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僭用御用车马器物。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明成祖返回南京，得知朱高煦违法之事达数十起，对其予以痛斥，剥夺冠服，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将他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念及兄弟之情，在成祖面前极力请求。成祖削去朱高煦的两护卫，将他的亲信诛杀。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成祖将朱高煦徙封到乐安州（今山东惠民），并命他即日起程。朱高煦到达封地后，心怀怨念，更加着急地策划谋反。朱高炽虽多次致书劝诫，朱高煦仍不肯悔改。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在北伐回军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煦之子朱瞻圻当时正在北京，窥视朝廷举动，朱高煦也派遣心腹入京，伺机叛乱。明仁宗知道后，将朱高煦召回京城，增加其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仍命他返回乐安，还将他的长子封为世子，其余儿子均封为郡王。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十月左右，就因病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他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在朱瞻基奔丧途中，朱高煦联合赵王朱高燧，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当年故伎，指责夏原吉等人是奸臣，举兵要“清君侧”，要再来一次“靖难”，意图染指大宝。当时的御史李浚在家丁忧将满，汉王便派人邀请李浚也参与此次叛乱。谁想，狡猾的李浚假意允诺，背地里却召集合族老小，一同商量如何揭发汉王谋反之事。这时候，有人献策：“若有都指挥使靳荣的鼎力支持，不要说揭发汉王谋反，哪怕就地平定叛乱，也是有可能的。”都指挥使是何许人也？他可是地方部队的“首脑”人物。汉王叛乱一事，都指挥使正是首当其冲的关键人物。
汉王的藩地为乐安州，属山东济南府，而都指挥使衙门就在济南。于是，李浚急忙派人前往济南，向山东都指挥使告知汉王叛乱的消息，并请都指挥使整军备战，尽快平定叛乱。同时也希望都指挥使发给符验，以便自己可以进京告变。不曾想，那都指挥使也早已和汉王约定共同叛乱。李浚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知道自己撞到了枪口上，于是立刻遣散族人，又安排母亲大人和两个儿子离家避难，以保李氏香火。李浚自己呢？则易容化名，星夜奔往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奏陈汉王朱高煦反情。
朱瞻基得知汉王谋反之后，却不忍对叔父用兵，便派宦官候泰赐书信给汉王，希望他回头是岸。但是，汉王朱高煦接到了书信却没当回事，他部署重兵压阵，面南而坐会见侯泰，并道：“永乐年间皇帝听信谗言，削去我的护卫，把我封到乐安，仁宗也仅用金帛引诱糊弄我，我怎能这样郁郁不乐地长居于此？你回去告诉皇帝，将奸臣夏原吉等人送来，然后再慢慢商议我的要求。”侯泰非常恐惧，只好返回京师。宣宗问起朱高煦所言，侯泰不敢据实回答。因为汉王不仅不思悔改，竟摆下浩大仪仗，重兵陈列，自己面南而坐，把自己当君王。
几天之后，汉王觉得不对劲，“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朱瞻基派了使者前来，自己这个当叔叔的也不能丢份，于是他又派了手下一个名叫陈刚的百户，前往北京上疏，并给诸多公侯大臣捎去书信。诸大臣见书信中多有大不敬之词，不敢隐藏，全部呈交御前。明宣宗看完之后，无奈叹道：“汉王果然是要一心谋反了。”事已至此，朱瞻基下诏命阳武侯薛禄立刻整军，随时准备平叛。
就在这时候，大学士杨荣进言：“现今天下大定，谋反不得人心。汉王只是一州之地，兵马粮草都有不足，陛下应该趁其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明宣宗朱瞻基明显有些迟疑，因为他不想跟至亲兵戎相见。杨荣又反复进言，御驾亲征不仅可以鼓舞士气，平叛一战也可以敲定。同时还可以极大提升新君的威望，稳定朝纲，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正在明宣宗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原吉上奏，也明确支持御驾亲征的策略，并一再暗示明宣宗不要忘了李景隆的前车之鉴。李景隆是谁呢？他可是明朝时期最经典的草包将军。
这时，张辅奏道：“请给臣二万兵马，擒拿朱高煦献给陛下。”明宣宗还在思考刚刚夏原吉的话，不由得冷汗涔涔，立即回答道：“你确实可以平定叛乱，但我刚刚继位，也许还有心怀二意的小人，若不亲征，便不能安定小人的反叛。”于是决定以阳武侯薛禄为平叛先锋，准备御驾亲征。
朱高煦起初听闻薛禄率军，非常高兴，认为容易对付，及至得知宣宗亲征，方才害怕。后来，宣宗致信给朱高煦道：“张敖失国，始于贯高，淮南被杀，成于伍被。现在大军压境，你只要交出怂恿谋反之人，朕就可免除你的过失，恩惠礼遇与原先一样，不然的话，一开战你必然被擒，或者你的部下把你当成奇货绑了献于朕，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爱面子的汉王依然不肯主动妥协，硬着头皮派人向明宣宗下战书，并约定第二日清晨开展。
很快，平叛大军抵达乐安城下。朱瞻基喊道：“两军对阵，死伤颇多，朕心不忍。”当下命大军慢慢前行，驻军在乐安城北，包围四门。诸多将士因为立功心切，纷纷到御前请战。明宣宗仁慈，忧心子民，一概不容许。并一再强调发射时，要尽力避开百姓士兵，只须震慑叛军即可。
再说那城中的叛军，眼看形势不对，就各自给自己找活路。为了能够脱避罪责，叛军们居然在这时候团结一心，聚集在一起，准备亲手抓住汉王，献给明宣宗。汉王听闻大惊，见军心思变，惊惧交加，于是起了投降的心思。但是他一想到，如果现在就投降，恐怕会让城中的叛军获知，心思缜密的他最后派了心腹之人出城，来到御驾阶前，向明宣宗表明了痛悔之心，并愿意明日出降。
当天晚上，汉王朱高煦便匆匆忙忙将叛逆谋反来往的书信全部焚毁，兵器也全部收归。到第二天，明宣宗朱瞻基移驻乐安城南。煞费心机的朱高煦准备出城请降，却在半路被下属王斌等人拦下，并劝阻他说：“宁可战死，不为人擒。”因为这些人都是谋反的干将，一旦汉王主动投降，皇帝念在宗亲，必定不会杀了汉王；但谋反总要有人承担罪责，他们这些人将会逃无可逃、罪不可恕。汉王当然明白这些，担心他们会“狗急跳墙”，不敢过分激怒这些曾经的心腹，便假意回到汉王府，偷偷打开了城门投降。
汉王投降之后，群臣便纷纷上奏，请求将汉王明正典刑。果不其然，一向仁慈的明宣宗念在宗亲，不忍加刑于至亲叔父，便宣布赦免城中守军之罪，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命薛禄与尚书张本留守，然后准备班师回朝。
平安返回京城之后，朱瞻基便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在西安门内建造房屋，并将他们禁锢于内。此外，他还亲自把平息朱高煦叛乱一事编写成《东征记》，昭示群臣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逆党王斌等人也被朱瞻基下令处死，只有长史李默一人逃过一劫，只因他曾经进谏而免去了死罪，被贬谪至口北为民。至此，汉王叛乱平息。
殊不知，死性不改的朱高煦，最终还是难逃一死。有一日，明宣宗念及亲情去探望朱高煦，未曾想朱高煦对明宣宗的怨恨难消，落魄的他居然故意伸出一脚，把明宣宗勾倒在地。如此以来，触犯了宣宗的底线，一怒之下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扣住。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将大缸顶起。这时候，明宣宗又命人将其死死压住，并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烤死在缸中，很是凄惨。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杀。就这样，朱高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活活烤死的王爷。
一怒之下斩恩师
在古人眼中，高官厚禄并不难得，最难得的是成为皇帝的老师。因为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殊荣，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好事儿。但是，皇帝的老师并不好当。如果皇帝孺子可教、勤奋苦学，也许老师还能好当一点；如果皇帝玩世不恭，能够把皇帝教好，几乎没有可能，因为老师的地位再高，也高不过皇帝。皇帝虽为学生，骂不行，责罚更不可以，这便是给皇帝当老师的最大难题了。
比如，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直言进谏、帝王明镜的魏征；从被诛灭十族、以身殉道的方孝孺，到殚精竭虑、功高震主的张居正……不难发现，原来每一位帝师背后的亮丽光环，都是经历过最艰难的时刻，并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在明朝历史中，也同样不例外。担任帝师者大有人在，但是被自己的皇帝学生活活打死的，恐怕只有戴纶一个人吧？
戴纶，山东高密人。当年，戴氏家族在高密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在其父辈中，戴希贤曾担任河南知府，戴希文曾担任南京太仆寺卿。说起戴纶的出身，他既非进士，也非举人。早年，戴纶以儒士出任山东昌邑（今山东潍坊昌邑）的训导，成为一名官职卑微的学官。朱棣在位期间，他又被提拔为“礼科给事中”（相当于礼部的处长）。
永乐十八年（1420年），戴纶与林长懋双双被选为太孙中允，即辅导明宣宗朱瞻基读书，也就是给朱瞻基当老师。再到后来，他被升任“中允”、“谕德”。等到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戴纶又被升为“洗马”，继续给朱瞻基当老师。因为深受“皇恩”，这两位直臣自然不敢有丁点儿怠慢，一直以刚直不阿著称，兢兢业业、精心辅导朱瞻基。但是，朱瞻基与老师戴纶的恩怨，在朱棣在位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朱瞻基年少时，他并非如其父明仁宗朱高炽一样勤奋好学，相反，他颇似其爷爷朱棣，不仅喜好玩乐，而且尤爱习武。对此，朱棣看在眼里，也一再训诫孙子朱瞻基一定要“全面发展”，不仅要学习诗书，还要学习骑马射箭。朱棣的要求当然正中朱瞻基下怀，并以此为借口，经常外出射猎习武，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以至一度荒废了学业。戴纶呢？终于按捺不住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止一次暗示朱瞻基，“学习文化治理国家，比打猎游玩重要得多”，规劝再三发现不见奇效。于是，戴纶给朱棣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帮到朱瞻基。
之后有一天，朱棣问孙子说：“你觉得诸多大臣中，谁对你最好？”朱瞻基很快回答说：“当然是戴老师对我最好了。”朱棣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让朱瞻基看了戴纶的“告状信”，朱瞻基看完之后脸色立即大变。自此以后，朱瞻基就怀恨在心，有谁愿意身边有一个“打小报告”的老师呢？
朱瞻基即位后，林长懋被任命为广西郁林知府，戴纶则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虽是官运亨通，但皇帝少年时的阴影却也悄然降临。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戴纶一无所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时时以“敢于纳谏”为己任，行事以“刚正敢言”著称，对朱瞻基的种种错误行为，都会不计后果地做出大胆的批评和指正，这更加激起了朱瞻基心中的愤恨。
洪熙元年（1425年），戴纶不仅“封驳”朱瞻基的圣旨，还大胆上书请求停止游猎的行为。因为“射猎”一事，再一次触动了朱瞻基的“心病”，他气急败坏、忍无可忍，怨愤之下，先是把戴纶贬至安南，接着又把他关进了牢狱，祸从口出、祸从天降，对于朱瞻基的这一系列作为，戴纶很是无奈。坏事总是接二连三，这件事又牵连到了戴纶的好友林长懋。后来才知道，暗地里揭发戴纶与林长懋有相互“怨望”罪的，居然是朱瞻基派去监视戴纶的锦衣卫经历沈迪，原来这都是朱瞻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