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舜威
文人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传统文人可以说无人不书，能够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书法家，极大多数同时是文人。文人气、书卷气是书法审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遗憾的是，在当今书坛，文人书法有式微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法家越来越少，书法中的文人气、书卷气也越来越淡弱。当我们不无遗憾地唱叹书法界充满浮躁气、铜臭味的时候，应该说，主要原因是文人书家稀缺的缘故。
一、“文人”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在当下社会，传统文人稀如星凤
“文人”有着特殊的内涵，文人不等于知识分子，甚至不等于文化人。当今社会，活跃于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一个没有漂漂亮亮的文凭？就连那些老板大款们，不少人都能够拿出比文人们“牛”得多的MBA硕士、博士研究生之类的文凭来。甚至一些官员们出版的“著作”，也比真正的文人出的书要多得多，厚得多。要是以为有了学历，有了文凭，有了“著作”就是文人，那实在是一种误解。
要了解“文人”的内涵，应该把握以下关系：
“文人”与“士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科举取士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千军万马竞走“独木桥”。举子们为了通过这一“独木桥”，必须经过各种规范化训练。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及其注解要倒背如流，还必须练就一手符合科场需要的毛笔字。尽管这种科场书体后来演变为毫无生气和创造活力的“馆阁体”，但这并不妨碍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士人在通过科举的独木桥之后，张扬个性，写出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法来。“士人”往往是从“文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要成为“士人”，首先应该成为“文人”。这就是古代的书家，特别是唐宋以来的书家，往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士人”和“文人”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因为，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走上仕途，有的选择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姿态，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有的屡试不售；有的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如愿地走上仕途；有的出身“文人”，但在进入官场之后，主要兴趣点集中到了仕途上，文人色彩被官场色彩所掩盖乃至淹没。
所以，通常人们习惯于把“文人”和“士人”混为一谈，但严格地说，“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在野的隐逸文人；二是进入仕途的官僚文人；三是短暂为官，大部分时间弃官为文的，或者大部分时间在宦海度过，告老还乡后做一个纯粹文人的。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只要是“文人”，他们除了熟悉传统文化，具有较高的学养这一基本条件，还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风骨，有傲气，将名利看得比较淡，不甘同流合污；二是有个性，有性情，喜欢达情适意，率性而为；三是有雅兴、雅趣，兴趣广泛，往往兼擅琴棋书画；四是比较闲适，属于有闲阶层。
如果这些特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文人”，甚至并非文化人都是文人。他可以是教授，是高级工程师，是书记、市长，是科学家，是老板，但是，他不一定是“文人”。就当下社会而言，产生“文人”的土壤相当贫，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稀如星凤。不仅仅书法领域，其他文学艺术界，真正的文人同样少之又少。
二、中国书坛“文人精神”水土流失以及“文人书法”、“文人书家”稀缺的原因分析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文人精神”，而非“人文精神”，也即所要强调的是当今书法队伍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缺少与之相关的文人内涵、文人意趣、文人风格，一句话，缺少“文人书法”和“文人书家”。
就习惯意义而言，“文人书法”是相对于“民间书法”而言的，“文人书家”是相对于“工匠书家”而言的，但今天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程度不等的知识分子，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尽可以忽略“工匠”、“民间”的因素，而着眼于书法家队伍中的文人性问题。
当代缺少“文人书法”、“文人书家”，即使连那些功成名就的书法家、书坛权贵们身上，就“文人精神”层面而言也捉襟见肘，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官本位意识侵蚀了文人风骨。解放以来，在许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受冲击、受批判的对象，被贬为“臭老九”。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难以维护起码的人格尊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官场的大门向知识分子重新敞开。许多知识分子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一夜之间成为了相当级别的领导人物。这并无什么不妥，知识精英进入各级领导层，应该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进步。问题在于，能够站在权力的金字塔上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更大量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事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然而，也许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社会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知识分子自我评价体系，始终离不开“官本位”的左右。原本应该是清净之地的书法界可谓“官本位”的重灾区，每一级、每一届书法家协会的换届，都不可避免地为争夺位置而明争暗斗，不可开交。在书法家协会的职务，成了衡量一位书法家成败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畸形的价值评判体系，居然奏效，居然大行其道。在这种大气候下，还奢谈什么文人风骨？
二是商品经济大潮动摇了文人操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知识分子是清贫的一群。文人等于贫寒的代名词，文人们真的穷怕了。然而，商品经济这位魔术师实在太神奇了，它给了书画家手中的笔以点石成金的巨大魔力。当一平方尺宣纸的“墨宝”能够换取成千上万金钱时，书画家能有足够的定力抵御这种诱惑吗？或云：书画卖钱，古已有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当内心充满赚钱的欲望，而且无休无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文人，不是文人书法家，不是文人画家。甚至，他也不像商人。有一位近几年涉足书画市场的房地产老板曾对我发过如此感言：“我算真正体会到了‘文人无行’的含义。有的书画家，我们都是尊称他们为老师的，但实际上他们远远不如我们商人，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要讲游戏规则，讲信誉，他们见钱眼开，则可以什么游戏规则也不讲。”这种情况或许是少数，但一旦书法家把卖字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文人操守还值几文钱？
三是通俗文化瓦解了文人信念。书画市场火暴，书画家赚钱容易。但他们与影视界、演艺界的大腕相比，还是矮了几分。一群“超女”横空出世，赚到的钱，恐怕连不少“书画大师”也自愧不如。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教授张颐武宣称“孔子不如章子怡”的公案（后来张颐武表示，媒体断章取义，他的原话是：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来更好地传播）。即便如其所言，我依然感到苍凉，不明白章子怡、姚明未出世时孔子是靠什么传播的，而章子怡、姚明百年之后，孔子又将靠谁传播。我并不想就张教授观点的是非评说什么，只想说，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通俗文化的强大。当孔子都到了须借助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来走向世界的时候（尽管孔老夫子本人肯定不愿意），我们的书画家还能怎么样？更何况，这些年来书法的“火暴”，恰恰是依靠“大赛”之类的通俗文化的手段来加以推动的。于是，不少书画家也努力让自己变得“通俗”起来，或者说变得“俗”起来。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如同那些明星一样搔首弄姿、忸怩作态地“秀”个不停，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只要拥有市场，只要日进斗金，即使变得俗不可耐又何妨？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三种原因，古已有之，并非今日始。问题在于，古代没有“书法家协会”，因而，“官本位”很难向书法群体渗透。古代的官员，大都把书法当作怡情养性的“徐事”而己，与升迁无关，与职称无关，与金钱无关。也就是说，书法基本上是纯粹的，很少有功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担任官员，对书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今天则不然，各级书法家协会名义上是“群团组织”，实际上官方色彩非常浓厚，进入书协领导层的“书法家”，也难以自抑地以“书法官员”自居。当一个人把自己定位成“官员”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和“文人”无缘，何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就不是文人。而当一些官员们在春风得意之余，把目光投向书法，那目的，恐怕不会是苏东坡式的儒雅，也不会单纯是为了把签字练得更自如一些。
靠书画卖钱，自然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只不过在长期经历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之后，文人们穷则思变，一旦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书画可以卖钱，对金钱的渴望特别强烈罢了。当一个书法家把“润笔”看得很重的时候，当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印刷一般写字卖钱的时候，他的身上、他的作品中文化含量下降也自在情理之中。
三、传统文人理想和文人内涵的时代意义
那么，我们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文人和文人书法？非常遗憾，我很难回答。我只能说，我心目中的文人，应该具有传统文人的儒雅之风、刚愕之气、闲逸之趣。也就是说，我心向往之的是传统文人的情怀和境界。
传统文人注重抒发个人灵性，挥笔为文作书，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诚如扬雄所云：书者，心画也。又如蔡，所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态性然后书之。”心有所动，而通过毛笔挥洒抒发，该是何等痛快。书法者，抒发也。
在传统文人心目中，文人就是文人，不是工匠。蔡君漠云“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己，岂若一技夫役役哉。”故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救书之，君漠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连给皇后书碑文也敢坚辞，因为在蔡君漠看来，这是技夫之职，非儒者所为。他之所以敢于抗旨不书，是为了维护文人的尊严。阎立本既是朝廷官员，又是画家，但是，当有一次内侍当众宣他作画时，他非常难堪、非常痛苦，感到是一种屈辱。因为他认为他固然会作画、可以作画，但他绝不是供使唤、供差遣的“画工”。陈洪绶也一样，一心向往庙堂之高，当崇祯皇帝终于召用他，却是让他作画工时，他坚辞不受。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传统文人是清高的，有尊严的，非“技夫役役”者流。
传统文人往往不修边幅，不受约束，率意而为。王献之“人有求书，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贺知章晚年尤放诞，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每醉辄属文，笔不停辍。罗隐失意东归时，有人告诉他，同船有朝官，罗隐便说：“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罗隐有所不知，像他这样才高傲物者，是当不了“朝官”的，而那些只能当“朝官”者自然；也当不了文人，不知衷衰诸公当日煊赫今安在？
真正的文人，即便不以书名世，也定然格调高雅。朱长文《续书断》评韩愈：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评欧阳修云：“永叔虽不学书。其笔迹爽爽，超拔流俗。”《宣和书谱》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真正的文人，书法是博学之后颐养性情的“徐事”，因而无意于工而工。赵壹《非草书》云：“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这一份“余暇”，何其珍贵！
话说回来，时代在发展，文人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封建社会，文人往往和士人是同义词。在民国时期，文人队伍比较庞杂，既有清末的遗老，又有旧学功底较深的高官，也有旧学和西学兼擅的一批知识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书法水平相当高，堪称文人书法的典范。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知识爆炸，分工越来越细，各行各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书法也变成了一门专业，似乎很难成为“徐事”。传统文人的土壤日渐消解。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作家们先天不足，又大都已经用电脑写作，保守的也只是用钢笔，甚至圆珠笔写作，书法水平严重滑坡，更不要说琴棋书画了。也就是说，在古代，作家、诗人定然是书法家；在近现代，不少作家、诗人同时是书法家；而现在，作家、诗人和书法家越来越分离了，很多作家、诗人不是书法家，甚至不会写毛笔字，而书法家队伍中也缺少作家、诗人。这也是“文人书家”、“文人书法”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用原有的文人和文人书法的标准来要求，已经勉为其难了。在特殊的时代，应该赋予“文人书家”和“文人书法”以特殊的内涵。
我只想说，在有关方面强调“文化建设”，提倡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时候，所做的举措往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从尊重、弘扬文人情怀着手来重视文人。可以设想，在文人稀缺、缺席的情况下的“文化建设”，将会如何寂寥。时代需要文人，需要文人书法家，这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当然，作为文人，也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具有时代性。
或许，当今书坛其实不乏文人，当今作家队伍中也不乏文人书法家，只是我孤陋寡闻，知之甚少的缘故。那么，我承认我之所见，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已；我之所言，只是痴人梦吃，一派胡言罢了。如此则诸君大可不必当真，只需一笑了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