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白鹿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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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当代文人书法式微的原因分析

斯舜威

文人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传统文人可以说无人不书,能够在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书法家,极大多数同时是文人。文人气、书卷气是书法审美的一个重要标准。

遗憾的是,在当今书坛,文人书法有式微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法家越来越少,书法中的文人气、书卷气也越来越淡弱。当我们不无遗憾地唱叹书法界充满浮躁气、铜臭味的时候,应该说,主要原因是文人书家稀缺的缘故。

一、“文人”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在当下社会,传统文人稀如星凤

“文人”有着特殊的内涵,文人不等于知识分子,甚至不等于文化人。当今社会,活跃于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一个没有漂漂亮亮的文凭?就连那些老板大款们,不少人都能够拿出比文人们“牛”得多的MBA硕士、博士研究生之类的文凭来。甚至一些官员们出版的“著作”,也比真正的文人出的书要多得多,厚得多。要是以为有了学历,有了文凭,有了“著作”就是文人,那实在是一种误解。

要了解“文人”的内涵,应该把握以下关系:

“文人”与“士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以科举取士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千军万马竞走“独木桥”。举子们为了通过这一“独木桥”,必须经过各种规范化训练。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及其注解要倒背如流,还必须练就一手符合科场需要的毛笔字。尽管这种科场书体后来演变为毫无生气和创造活力的“馆阁体”,但这并不妨碍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士人在通过科举的独木桥之后,张扬个性,写出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法来。“士人”往往是从“文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要成为“士人”,首先应该成为“文人”。这就是古代的书家,特别是唐宋以来的书家,往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士人”和“文人”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因为,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走上仕途,有的选择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姿态,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有的屡试不售;有的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如愿地走上仕途;有的出身“文人”,但在进入官场之后,主要兴趣点集中到了仕途上,文人色彩被官场色彩所掩盖乃至淹没。

所以,通常人们习惯于把“文人”和“士人”混为一谈,但严格地说,“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在野的隐逸文人;二是进入仕途的官僚文人;三是短暂为官,大部分时间弃官为文的,或者大部分时间在宦海度过,告老还乡后做一个纯粹文人的。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只要是“文人”,他们除了熟悉传统文化,具有较高的学养这一基本条件,还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风骨,有傲气,将名利看得比较淡,不甘同流合污;二是有个性,有性情,喜欢达情适意,率性而为;三是有雅兴、雅趣,兴趣广泛,往往兼擅琴棋书画;四是比较闲适,属于有闲阶层。

如果这些特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文人”,甚至并非文化人都是文人。他可以是教授,是高级工程师,是书记、市长,是科学家,是老板,但是,他不一定是“文人”。就当下社会而言,产生“文人”的土壤相当贫,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稀如星凤。不仅仅书法领域,其他文学艺术界,真正的文人同样少之又少。

二、中国书坛“文人精神”水土流失以及“文人书法”、“文人书家”稀缺的原因分析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文人精神”,而非“人文精神”,也即所要强调的是当今书法队伍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缺少与之相关的文人内涵、文人意趣、文人风格,一句话,缺少“文人书法”和“文人书家”。

就习惯意义而言,“文人书法”是相对于“民间书法”而言的,“文人书家”是相对于“工匠书家”而言的,但今天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程度不等的知识分子,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尽可以忽略“工匠”、“民间”的因素,而着眼于书法家队伍中的文人性问题。

当代缺少“文人书法”、“文人书家”,即使连那些功成名就的书法家、书坛权贵们身上,就“文人精神”层面而言也捉襟见肘,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官本位意识侵蚀了文人风骨。解放以来,在许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受冲击、受批判的对象,被贬为“臭老九”。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难以维护起码的人格尊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官场的大门向知识分子重新敞开。许多知识分子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一夜之间成为了相当级别的领导人物。这并无什么不妥,知识精英进入各级领导层,应该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进步。问题在于,能够站在权力的金字塔上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更大量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事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然而,也许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社会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以及知识分子自我评价体系,始终离不开“官本位”的左右。原本应该是清净之地的书法界可谓“官本位”的重灾区,每一级、每一届书法家协会的换届,都不可避免地为争夺位置而明争暗斗,不可开交。在书法家协会的职务,成了衡量一位书法家成败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畸形的价值评判体系,居然奏效,居然大行其道。在这种大气候下,还奢谈什么文人风骨?

二是商品经济大潮动摇了文人操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知识分子是清贫的一群。文人等于贫寒的代名词,文人们真的穷怕了。然而,商品经济这位魔术师实在太神奇了,它给了书画家手中的笔以点石成金的巨大魔力。当一平方尺宣纸的“墨宝”能够换取成千上万金钱时,书画家能有足够的定力抵御这种诱惑吗?或云:书画卖钱,古已有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当内心充满赚钱的欲望,而且无休无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文人,不是文人书法家,不是文人画家。甚至,他也不像商人。有一位近几年涉足书画市场的房地产老板曾对我发过如此感言:“我算真正体会到了‘文人无行’的含义。有的书画家,我们都是尊称他们为老师的,但实际上他们远远不如我们商人,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要讲游戏规则,讲信誉,他们见钱眼开,则可以什么游戏规则也不讲。”这种情况或许是少数,但一旦书法家把卖字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文人操守还值几文钱?

三是通俗文化瓦解了文人信念。书画市场火暴,书画家赚钱容易。但他们与影视界、演艺界的大腕相比,还是矮了几分。一群“超女”横空出世,赚到的钱,恐怕连不少“书画大师”也自愧不如。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教授张颐武宣称“孔子不如章子怡”的公案(后来张颐武表示,媒体断章取义,他的原话是:孔子代表着我们国家一种传统、高端的文化,须借助章子怡、姚明等大众文化代表来更好地传播)。即便如其所言,我依然感到苍凉,不明白章子怡、姚明未出世时孔子是靠什么传播的,而章子怡、姚明百年之后,孔子又将靠谁传播。我并不想就张教授观点的是非评说什么,只想说,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通俗文化的强大。当孔子都到了须借助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来走向世界的时候(尽管孔老夫子本人肯定不愿意),我们的书画家还能怎么样?更何况,这些年来书法的“火暴”,恰恰是依靠“大赛”之类的通俗文化的手段来加以推动的。于是,不少书画家也努力让自己变得“通俗”起来,或者说变得“俗”起来。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如同那些明星一样搔首弄姿、忸怩作态地“秀”个不停,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只要拥有市场,只要日进斗金,即使变得俗不可耐又何妨?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三种原因,古已有之,并非今日始。问题在于,古代没有“书法家协会”,因而,“官本位”很难向书法群体渗透。古代的官员,大都把书法当作怡情养性的“徐事”而己,与升迁无关,与职称无关,与金钱无关。也就是说,书法基本上是纯粹的,很少有功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担任官员,对书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今天则不然,各级书法家协会名义上是“群团组织”,实际上官方色彩非常浓厚,进入书协领导层的“书法家”,也难以自抑地以“书法官员”自居。当一个人把自己定位成“官员”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和“文人”无缘,何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原本就不是文人。而当一些官员们在春风得意之余,把目光投向书法,那目的,恐怕不会是苏东坡式的儒雅,也不会单纯是为了把签字练得更自如一些。

靠书画卖钱,自然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只不过在长期经历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之后,文人们穷则思变,一旦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书画可以卖钱,对金钱的渴望特别强烈罢了。当一个书法家把“润笔”看得很重的时候,当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印刷一般写字卖钱的时候,他的身上、他的作品中文化含量下降也自在情理之中。

三、传统文人理想和文人内涵的时代意义

那么,我们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文人和文人书法?非常遗憾,我很难回答。我只能说,我心目中的文人,应该具有传统文人的儒雅之风、刚愕之气、闲逸之趣。也就是说,我心向往之的是传统文人的情怀和境界。

传统文人注重抒发个人灵性,挥笔为文作书,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诚如扬雄所云:书者,心画也。又如蔡,所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态性然后书之。”心有所动,而通过毛笔挥洒抒发,该是何等痛快。书法者,抒发也。

在传统文人心目中,文人就是文人,不是工匠。蔡君漠云“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己,岂若一技夫役役哉。”故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救书之,君漠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连给皇后书碑文也敢坚辞,因为在蔡君漠看来,这是技夫之职,非儒者所为。他之所以敢于抗旨不书,是为了维护文人的尊严。阎立本既是朝廷官员,又是画家,但是,当有一次内侍当众宣他作画时,他非常难堪、非常痛苦,感到是一种屈辱。因为他认为他固然会作画、可以作画,但他绝不是供使唤、供差遣的“画工”。陈洪绶也一样,一心向往庙堂之高,当崇祯皇帝终于召用他,却是让他作画工时,他坚辞不受。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传统文人是清高的,有尊严的,非“技夫役役”者流。

传统文人往往不修边幅,不受约束,率意而为。王献之“人有求书,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贺知章晚年尤放诞,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每醉辄属文,笔不停辍。罗隐失意东归时,有人告诉他,同船有朝官,罗隐便说:“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罗隐有所不知,像他这样才高傲物者,是当不了“朝官”的,而那些只能当“朝官”者自然;也当不了文人,不知衷衰诸公当日煊赫今安在?

真正的文人,即便不以书名世,也定然格调高雅。朱长文《续书断》评韩愈: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评欧阳修云:“永叔虽不学书。其笔迹爽爽,超拔流俗。”《宣和书谱》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真正的文人,书法是博学之后颐养性情的“徐事”,因而无意于工而工。赵壹《非草书》云:“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这一份“余暇”,何其珍贵!

话说回来,时代在发展,文人的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封建社会,文人往往和士人是同义词。在民国时期,文人队伍比较庞杂,既有清末的遗老,又有旧学功底较深的高官,也有旧学和西学兼擅的一批知识分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书法水平相当高,堪称文人书法的典范。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知识爆炸,分工越来越细,各行各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书法也变成了一门专业,似乎很难成为“徐事”。传统文人的土壤日渐消解。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作家们先天不足,又大都已经用电脑写作,保守的也只是用钢笔,甚至圆珠笔写作,书法水平严重滑坡,更不要说琴棋书画了。也就是说,在古代,作家、诗人定然是书法家;在近现代,不少作家、诗人同时是书法家;而现在,作家、诗人和书法家越来越分离了,很多作家、诗人不是书法家,甚至不会写毛笔字,而书法家队伍中也缺少作家、诗人。这也是“文人书家”、“文人书法”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用原有的文人和文人书法的标准来要求,已经勉为其难了。在特殊的时代,应该赋予“文人书家”和“文人书法”以特殊的内涵。

我只想说,在有关方面强调“文化建设”,提倡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时候,所做的举措往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从尊重、弘扬文人情怀着手来重视文人。可以设想,在文人稀缺、缺席的情况下的“文化建设”,将会如何寂寥。时代需要文人,需要文人书法家,这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当然,作为文人,也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具有时代性。

或许,当今书坛其实不乏文人,当今作家队伍中也不乏文人书法家,只是我孤陋寡闻,知之甚少的缘故。那么,我承认我之所见,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已;我之所言,只是痴人梦吃,一派胡言罢了。如此则诸君大可不必当真,只需一笑了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