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原则的生活》的作者梭罗曾大发牢骚地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里是永无止境的喧闹。我每夜几乎都被汽车的喷气声吵醒。它打断了我的睡梦。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了休息，你如果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在休息那也是好的啊！这世上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简直不能容易地买个本子把我的思想记录下来。到处都被金钱统治着。有个人看到我在路边停了会儿，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正在计算我的工资呢！如果谁从阳台上摔了下来致残，造成了痴呆，那么他终生最大的遗憾肯定是他从此无法经商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不断地发展商业与诗歌、哲学，甚至与生活本身相对立的了！”
他说得不错，诗歌这一最悠久最古典的文学体裁，几乎就要在全世界绝迹了。这不能说和商业的迅猛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虽然一九九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位写了一辈子诗的爱尔兰女性，却似乎鼓励不了已属“珍奇动物”的诗人们的没落心情。
梭罗不是上帝。如果他是，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处的商业时代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假如世界上有关押时代的监狱的话。
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将商业时代宣布为“无原则的生活”。
但是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什么事情比商业更与革命的态度截然对立了。商业天生就与那种暴力的感情无缘。它热爱温和，喜好握手，有意识地避免争端。它是忍让的，折中的。除非在一些绝对必要的情况的迫使之下，它从不寻找极端的解决办法。商人使人们互相独立，使人们对私人的重要性予以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它引导人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并教会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它必然使人们寻求友好关系并谨慎地避免战争。”
说这番话的人是托克维尔，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是比《无原则的生活》更著名的一本书。
梭罗在《无原则的生活》中还说：“人能够获得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的各种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堕落。有时使自己堕落，有时使别人堕落。”
而普鲁塔克说：“正确地使用金钱是比使用武器更高的成就。”
梭罗的人生观、世界观，看来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灵犀相通的。
他还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一些在金钱和财富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内心精神生活博大丰富的人物。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他们，多学习他们，人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世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财富。”
这个“老外”是非常主张人应该安贫乐道的。
他满怀激情地教导世人：“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
他认为：“一个人甚至在济贫院里，也要爱那一种生活。因为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肯定也有愉快、光荣和尊严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是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明亮的。济贫院门外的积雪，也肯定会和富人家门外的积雪一样地在早春融化……”
但是这位终生思想激情不泯的“老外”似乎大智若愚地避开了这样一个前提——世人不可能都成为老子、庄子或梭罗。那样的话，十之七八的世人也许早就饿死了，或者又集体地归隐回祖先栖生过的山洞里去了。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他还说：“寻找旧的吧！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自己在变。只要你保留住你的思想，上帝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但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不是一样的大么？”
比之一切厌恶商业时代的思想家，梭罗是最极端也最激烈的一个。
如果他地下有灵，知道他所推崇和隔洋喜欢的中国，也正紧紧地搂抱住“商业时代”这个在他看来简直是娼妓一样的时代狂亲狂吻呜咂有声，他肯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清楚，普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非常爱享受、爱奢侈、爱金钱和爱财富的。“商业时代”其实也很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时代的选择。一个中国人如果沦落到了济贫院里，并不会像他隔洋想象的那么热爱济贫院的生活。
但我们无须过分认真地批驳他。
因为爱默生有一番话，似乎正可以援引了说给梭罗听——“教士和某些道德家在斥责人们渴求财富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人们按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并且真的停止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道德家们将不顾一切地在人们之中重新燃起另一种欲望之火——而那很可能是权欲之火。如果人类毫无欲望，文明就衰败了。”
在爱默生和梭罗之间，我更能接受爱默生的思想。尽管我实在没法儿像他那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甚至不无赞美意味地宣讲商业时代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也并不反感梭罗。只不过觉得他率真得过于迂腐，偏执得过于简单罢了。他的率真的偏执之中，不失极可爱的成分。他毕竟是思想家，另外许多话是很智慧的。
比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
比如：“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比如：“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
同样，对商业时代一向持理智的温和的批判态度的培根，也有许多极为精辟极为深刻的名言。
比如他说：“金钱和财富好似肥料，如能使民众受益则像施在了土地里。”土地缺少肥料仍不失为土地，肥料不作用于土地却只不过散发出臭气而已。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么？
后世的史学家们，在分析强盛一时、商业繁荣一时的古希腊帝国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贵族和富人的穷奢极欲也是主要的一条，显然根据是相当充分的。
萧伯纳对商人的刻薄辛辣也是当年在英国出了名的。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富商走到萧伯纳跟前，没话找话地说：“萧伯纳先生，您为什么总是这么瘦啊？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会以为我们英国一直在闹饥荒呢？”
萧伯纳瞥了他的大肚子一眼，冷冷地回答：“那么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就同时明白我们英国闹饥荒的真正原因了！”
还有一次，萧伯纳在海滩上遇到了一位家财万贯的房地产商。他倒是对萧伯纳挺崇拜的，希望萧伯纳能给他签个名留作纪念。萧伯纳用手杖在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冷冷地说：“那么请收下吧。最好能让我领教领教，你是怎样连地皮一起刮走的！”
以上两件事，不仅在当年几乎人人皆知，而且在后世广为流传。
萧伯纳曾经这样说过：“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
他的话包含有这样两重意思：一、商业与人类文明，尤其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几乎贯穿于后者的“全部记录”；二、但这一种关系在本质上又是失败的。
为什么又是失败的呢？
他接着说：“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去致富，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有限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反衬。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并加以怀疑，商业时代究竟是不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救世主？”
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他的怀疑，包括他的愤慨的指责与批判自有道理与根据。
相比于富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贪婪的占有和聚敛，他“统计过，培养一个穷孩子的费用，包括破衣服在内，只不过需要二先令”。
我对外币缺乏常识。
一英镑是否等于十先令呢？
他当年的统计使我不禁地联想到了今天中国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今天中国那千千万万因为难以支付极少的钱便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所幸我们毕竟有一个“希望工程”。
萧伯纳们，和亚里士多德和梭罗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纪和时代，目睹的是原始的“商业”。原始的商业的的确确具有邪恶性。
爱默生们对商业时代的歌功颂德，却更是以他们的预见性为自信的。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天，在商业时代的深远“海域”里“弄潮”的，已是另一类“新生代”了。
他们年轻却见多识广，从商经验极其丰富。他们以文质彬彬的外表，不动声色地掩饰着也许只有自己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勃勃雄心。他们起码有大学学历，甚至是博士、“博士后”，或者是“洋插队”回来的外企外商全权代理人什么的。他们精通外语，善于“包装”自己，广为结交对自己的事业有助之人，尤善走上层路线。他们谙熟商业法律，谁企图骗他们上当门儿都没有。而他们钻商业法规空子的行为，又能做得那么的不显山不露水天衣无缝。他们双手紧紧按住自己的钱袋儿，双眼每时每刻都在商界扫描着。一旦盯住了时机，其反应之快宛如矫鹰擒兔一般。他们中更有的人本身即是科研后起之秀，并是一纸抵万金的某项专利的拥有者。比起他们的科研前辈，他们将科研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头脑，灵活得前辈们脑筋急转弯也还是望尘莫及。
他们的综合素质之高，根本不是十年前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人所能匹比的。
正是他们的涌现，无情地从商域排挤和淘汰了前者们，确立并巩固了自己们的主角地位。使前者即使存在着，也只不过变为一些“大群众”的角色罢了。
正是他们的涌现，促推着中国的商业时代进入了第二阶段——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到混沌渐分、层次渐清的阶段；从主要是以“倒”和“贩”激活市场到主要是以新商品新材料新技术丰富市场的阶段；从满足基本商品需求到满足名优商品需求的阶段；从无序到开始有序的阶段。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乃是确保商业生命力强盛的三大要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某某领导在电话里生气地指责：将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我们的同志们现在不分什么人的钱都一概照接了么？！这还是为公。那中饱私囊的官员，对商的亲爱有加，与对百姓的冷漠无情，早已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了。
又据报载，一位经商大款，席间当着些社会名流一语惊人——某某副市长算什么，我一个电话，让他半小时内出现在我面前，他不敢三十五分钟才到！
言罢掏出手机拨号下达“指示”，副市长果然半小时内超前到达！
我的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一次他出差外地，在歌舞厅消遣，适逢一大款向一歌星小姐献花，还未下台，有人却又向他献花，朗朗曰：“这一束花，是在座的× ×副市长命我献给您的！并为您点歌一首……”
世界的丑陋在全世界，****、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赂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连昔日韩国的总统，也东窗事发，原来曾被商所俘过，在全世界的睽睽注视之下站在了被告席上，并且被判处过死刑。
那些日子里韩国是多么的举国激愤啊！出租汽车司机大瞪着两眼将车摇摇晃晃地开上了人行道。警察发现他滴酒未沾。他是由于心理被刺激成那样儿。他接受不了他们的前总统原来是一个勒索巨贿的家伙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
而一个月薪一百万韩元的政府较高级官员，于头脑清醒之时算了一笔账，结论是他若想挣到他们的前总统受贿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得工作四十余年。他算完这笔账倒不愿意清醒着了。于是跑去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并用酒瓶子击碎了酒馆的玻璃，当众搂抱住女招待非礼无忌起来……
但是谁若问韩国人还要不要商业时代了？回答将是肯定的——当然还要！
一个理智的国家理智的民族，明白商业时代再有一百条一千条不好，却仍有另外一百条一千条别的任何时代所不可能带给人们的好处，却仍是人类唯一最好的选择。
总统索贿巨款，将他绞死就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