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埋怨道：“爸爸，你怎么不在火车站多等会儿啊？让我白接了你一趟！”
父亲说：“等了一会儿，没见着你，我心想你不会来接了……”
“拍了电报，我能不去接吗？真是的！”
“我心想，大概你工作忙，脱不开身……”
我说：“爸，先给我二十三元钱！”
刚见面，伸手要钱，父亲奇怪，疑惑地瞧着我。
我只好解释：“爸爸，我是租了一辆小汽车去接你的，司机在下边等着呢！我的钱包放在办公室了。”
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话，司机按了几声喇叭。
父亲当时那种表情，就好像听说我是租了一艘宇宙飞船去接他似的。他缓缓解开衣扣，拆开缝在衣里儿的一块布，用手指捻出三张十元的纸钞，默默递给了我。
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了他心里想说的一句话：“你摆的什么谱啊！”
“爸爸，这钱我会还你的……”我接过钱，匆匆奔下楼去。
当我回到屋里，见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也不瞧我，低头吸烟。
我省悟到，我刚才说了一句十分愚蠢的话……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方米，在走廊做饭，和电影《邻居》里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走廊脏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肥大。
父亲到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
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凄凉之感。
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方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子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
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着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
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
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了。
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
我惊奇地发现，不是家属洗澡的日子，父亲也可以公然到厂内浴室洗澡；没票，父亲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厂内礼堂看电影；忘带食堂饭菜票，父亲也可以从食堂里先端回饭菜来。而人们还都对他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优待”，是连我也没受到过的。父亲终于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获得了和我并存的独立人格。我不再阻止他打扫公共卫生。我理解，人们注意到他，承认他的独立存在，如今对他来说是何等需要，何等重要！这是一个没机会受过文化教育的、丧失了健壮和力气的、自尊心极强的老父亲，在一个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有了一丁点小名气的儿子面前保持心理平衡的唯一砝码。我告诫自己，我要替父亲珍视它，像珍视宝贵的东西一样。
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以前，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巧饭”的人，那是他所瞧不起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耍笔杆子”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然地做他所不习惯的鞠躬状，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敬之的笑容。随后，便替我给客人沏茶、点烟。当我和客人侃侃而谈时，父亲总是静默地坐在角落，一会儿注意地瞧着我，一会儿注意地瞧着客人，侧耳聆听。倘我和客人谈到该吃饭时，父亲便会起身离去悄然做饭。倘我这个主人有时竟忘了吃饭这件事，父亲便会走进屋，低声问我：“饭做好了，你们现在要吃吗？还是再过一会儿？”饭后，照例抢着刷洗碗筷。
一次，送走客人后，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必对客人过分恭敬，过分周到，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同事、朋友，用不着太客气。”
“我……过分了吗？……”父亲讷讷地问，仿佛我的话对他是一种指责……
几天后，我收到了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昨天我到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和你的老父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好老人。但我感到，他太寂寞了。他对我说，连和你交谈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那么忙吗？……”
这封信使我无比惭愧，无比自责。是的，父亲来后，我几乎没同父亲交谈过。即使一次不太长久的，半小时以上的，父与子之间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也没有过。父亲简直就像我雇的一个老仆役，勤勤恳恳，一声不吭，任劳任怨地为我做着一切一切的家务。
而我每天不是在写、写、写，就是和来客无休止地谈、谈、谈……
第二天晚饭后，我没到办公室去抄那篇亟待发出的稿子，见妻抱着孩子到邻居家玩去了，我便坐到了父亲面前。
我低声说：“爸爸，跟我聊几句家常话吧！”
父亲定定地看了我片刻，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二，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
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父亲最想同我交谈的话题吗？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又说：“爸爸，聊几句家常吧！”
“你们兄妹五个，你哥呢，就不提他了……比起来，顶数你有了点出息，可你究竟为什么不入党啊？听你们同事讲，你说过要入也不现在入共产党的话？你是说过这话的吗？”父亲的目光仍定定地看着我，揪住这个话题不放。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说过。而且是在某个会议上当众说的。我并不想欺骗父亲。我对党的信仰是萌发于一种朴素的感恩思想的。这种感恩思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而是间接灌输的成果。是不稳固的，是易于坍塌的，也是肤浅的，不足以长久维系下去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扰乱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父亲的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故意用冷漠的语调反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入不入党这么在乎呢？你希望我能入党，当官，掌权，而后以权谋私吗？”
父亲听出来了，我的话对他的愿望显然是嘲讽。父亲缓缓站起，一只手撑着椅背，像注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人似的，眯起眼睛，眈眈地瞪着我。他突然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了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在那一时刻，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从前那威严而易怒的父亲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来到了办公室。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捧着脸腮，陷入了静静的思考。
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他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很难想象他今天还活着，也不知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我这位“青年作家”……
但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这需要比创作一篇小说更大的严肃性。而且，在我心灵中，还有许多腌得没勇气告人的欲念，还时时受到个人名利的诱惑，还潜藏着对享乐的向往，还包裹着对虚荣的贪婪，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庄严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的。我不能够怀着一颗极不干净的灵魂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我要求加入……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我在心中说：“爸爸，原谅我！我不，现在还不……”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
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我想对父亲解释几句什么，却一句适当的话也寻找不到。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心想：爸爸，你说得不对，不对，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啊！……
我觉得委屈极了，直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