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神经病人的纠缠不断的恶梦，儿童的更加纷繁复杂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深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内驱动力、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反复现象中的例子。
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象征性行为，一般象征性的问题尽管引人入胜并同我们有关，但我们还是抗拒诱惑，决不涉及。关于梦的问题，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之外，显然还有主要是应对性的梦（例如单纯的愿望满足）和主要是表现性的梦（例如有不安全感的梦和投射的梦）。后一种梦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做为一种投射或表现实验来对性格结构进行诊断。
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可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解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这很像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概括来说，如同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依照这种说法来看，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那只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关于凶残的狼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不同场合会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遗害或者减少它的剌激性。因为，重复就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引证德沃赛厄基纳和蔡加尼克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很容易在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发现一种区别，它不但存在于一种单类型的行为中，并且将更大范围的分支别类随之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观念的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鉴别诊断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假设没有一种症状能使神经病人有所好转，那么这种症状则必然对病人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神经症病状消失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他自我感觉是受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将房屋下面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这块基石已破旧不堪，远远不如其他石头完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关键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盲目处理。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表现性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倡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的危险往往被人夸大了。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象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袭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们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