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中国浙江余姚人，谥文成。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从小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就读于名儒。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他忧虑现实，也希望能够改变现实。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总根源是“良知之学不明”，是烦琐而僵化的程朱理学助长了人欲的滋生。因此，王守仁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主张从“格心”入手，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加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从而达到消除“祸乱根寻于无穷”的危险，实现“天下可得而治”。他创立的这套学说，不仅在当时风靡海内，名噪一时，而且在其身后，几乎左右思想界达百年之久；就是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政治中，王守仁也是明代一位事功卓著、刚正严明的政治家，将“开导人心”的道德说教与剿抚并用的军事镇压结合起来，积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
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大学问》、《传习录》等，其著作汇集是《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
王守仁在贵州龙场悟出“心即理”的第二年，即正德四年（1509年），受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之邀，主持贵阳书院，讲学授徒。在此期间，他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这是王守仁心学哲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立言宗旨”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知行合一”的提法，为王守仁首创，是他在吸收和改造程颐知先行后，知而必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知行合一”首先是针对朱熹而发的，他认为朱熹不懂“心即理”，把心和理分离开而当作两回事，离心而求理，因而造成知行割裂的弊病。他指出，所谓“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是人先天固有的“良知”的自我体认；所谓“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行为，是良知的实际表现。因此，知行关系主要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活动的关系。它们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说明：首先，“知行之体本来如是”，既然人心及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是万事万物的主宰，那么知与行便都统一在心和良知的基础上，“知行本体”就是“心之本体”，也就是“不假外求”而先天固有的良知，因此有知就有行，知就是行，可以知代行；其次，“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相互包含，彼此融会贯通，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在知在，知在行在，“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以知代行；再次，“真知即所以为行”，由知到行是无矛盾、无过程的必然趋势，因为每个人天理具足的心是生生不息的，如果不被私欲隔断，必然要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必然要表现为行，这是良知自然而然向外显现的结果；“不行不足谓之知”，只有行才可称之为知，因此王守仁也承认行而后知的情况，如人有出家旅行的要求，就应去“知路”，了解行程；而亲身“履历”走过了路之后，就可知“路岐之险夷”，路到底如何了，这个知就是真知。行而后知的观点虽然潜在地包含了行为知因、知源于行的思想，但却导致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自相矛盾，这是由于他夸大了行的范围，使之自由出入于主观的心动和客观的活动。最后，王守仁批评了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空疏谬妄”，认为如果把知行分成两个，那是“私意隔断”失去了良知本体，不是陷入“冥行妄作”而胡来，就是溺于“揣摸影响”而不行；都有违圣人之教。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知行这对范围，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为后来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王守仁还提出了“良知是学家的准则”命题。这种良知标准说为当政者随心所欲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革新的人们解除了思想束缚，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王守仁建立了一套心学哲学体系，集我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之大成，它的理论对我国思想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