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玛克认为，在东亚，由于农业能够对人口提供真正坚实的支持，并一直持续不断地为这一地区的关系提供环境支持，因此中国能保持相对稳定。和平时期，中国一直是东亚大国。混乱时期，中国的再统一是各方角逐者能够获得的大奖，征服中国也是日本等邻国的最终目标。虽然征服王朝的例子说明，周边国家或民族能向中国的权力发起挑战，但中国的中心地位却不容置疑。
中国的中心地位由于受到东亚地缘的限制，是福也是祸。中国最基本的祸是北部与西部的游牧邻居，中国吸引他们的是财富，不是文化。游牧民的机动性与辽阔、严酷的内陆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边境地区的麻烦，无法最终解决。北方游牧民有令人生畏的后方，包括从北京一直到北冰洋这样长的距离。长城证明，农耕民族长期暴露在北方游牧者的威胁之下。而另一方面，在能够协调自己的能力时，中国是一个令周边国家恐惧的对手；甚至当中国陷入混乱时，绝大多数侵略国也不能对付它。同时，征服者接受了中国原有的统治模式，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惯性，也因为政治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持续努力被中国的这样庞大的规模消耗殆尽。
由于中国具有中心性，而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霸主，中国的外交选择包括两个合乎逻辑的极端：消灭对手，或自我孤立。消灭反叛势力虽然令人满意，但成本昂贵。康熙皇帝在1696年曾毫不留情地追捕噶尔丹。为了对付5000名敌军，需要派遣8.3万名军人，及6000辆补给大车。而自我孤立的成本要低得多。由于中国的基本上可自给自足，孤立有有一定道理。但这项政策，将城门之外的土地留给别人控制，等于剥夺了中国外交所做的努力。
通常，中国的北方边境安全是脆弱的，在南方边境是安全的。在北方，它面临的是管理军事边疆的任务；在南方，典型的任务是管理行政边疆。当游牧者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最接近得到游牧麻烦的解决方案。新的征服王朝把他们的原有基地纳入中国。这种方式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成功在清朝，创立了巨大的领土缓冲区，从西藏延伸到东北各省。在南方，中国面对的一般任务是维持秩序，不是风险管理。但南方也极为重要，因为“帝国过度扩张”代价高昂。只有在北方安全的时候，中国才可能在南方扩张；当军事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游牧民的威胁的时候，中国就需要在南方小心地使用有限资源。
中国最为人所熟知的传统外交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基本内容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即华夏居中心，夷守四方，“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有巩固边疆卫护华夏的义务，而华夏有安抚四邻，调和矛盾的义务，在这一关系下，“四夷”有向华夏朝贡的义务，华夏有向四夷赏赐的义务，这即是朝贡体系。事实上，中国古代所设置的华夷秩序，是一种东亚分配秩序与道德规范，也是一种贸易交换秩序，为大家都信服，作为东亚体系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地位大部分时间是不容置疑的。
日本、朝鲜在中国文化影响下，也各自衍生出各自的华夷意识。日本在古代飞鸟、奈良、平安等时代曾大力吸收中华文化，模仿中国，包括产生“慕华贱夷”、“脱夷入华”的意识。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浓烈的、与中国相对等的意识，又因中华帝国将其视为东夷小国而产生一种自卑与抗拒心理，607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被派遣“大唐”（隋朝时期），隋使小野妹子所持的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令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因为依照中国的“华夷秩序”，“天子”是中原皇帝的称号，倭王在中国皇帝面前自称天子，以对等身份自居而不是处于朝贡国的立场，是很失礼的举动。次年隋炀帝遣使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方物”,事情才算平息。
在明成祖时期，室町幕府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王朝为“正朔”。在华夷意识支配下，东亚三国在19世纪初都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日本直接挑战东亚“华夷秩序”是从663年日本初次派军队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争开始。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例如，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在701年日本发布的大宝律令中，依天皇的“教化”所及与否而将“世界”化为“化内”与“化外”。“化外”又包括“邻国”、“番国”、“夷狄”。“邻国”指大唐王朝，“番国”指以新罗为首的朝鲜半岛等国，而位于日本列岛南北端的虾夷、隼人、耽罗、舍卫，以及多褂岛等南岛人等，则被称为不受天皇恩泽感化的“夷狄”。
“天皇”一词便带有明显的中华文华色彩，8世纪初日本在给新罗的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新罗（国）王”，使用了汉字“天皇”。日本的天皇称谓与新罗得自唐朝册封的“国王”号不同，是独自形成的君主号。据《旧唐书·倭国日本传》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中世纪的日本认为世界由中国（震旦）、印度（天竺）、以及日本构成，三国之下各有受影响的小国，世界秩序自然由三国建构，因此日本也如同中国一般要求各国使节必须按日本礼节晋见朝拜。日本虽然大量接受过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但是，日本本身也衍生出“神道”这一文化体系，也是足可以同中国印度并驾齐驱的“神国”。这即日本所认同的三个世界都第一位的国家并列或者“三国无双”的世界秩序观。
在中国明朝灭亡后，日本国对中国的想象已经开始颠覆，因为女真人对中国大陆的征服，中国已从“华”沦为“夷”。以文明而自居的明代中国，被野蛮的游牧部族打败，这就意味着中国文明优越性已经让位于日本。因此在日本，普遍认为当中国被女真部族征服后，日本就是亚洲“第二个罗马”，或“黄人罗马帝国”。日本不再承认中国所建立秩序，也不承认自己属于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当中国被非中国人武力征服和统治之后，日本人将儒学据为己有，挑战清帝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同时，朝鲜王朝对华夷体系的认知也发生巨大变化，他们认为文化落后的女真人统治中国后，汉族失去了华夏的衣冠，留下发辫，没有大规模反抗便屈辱地认输。朝鲜人不但将女真人蔑称“夷狄”，更认为华族是尊严与文明尽溃，“今也戎狄入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不屑与之交流。朝鲜的知识分子自称朝鲜为“小中华”，而清帝国也不是正统的中华，是应加以蔑视讨伐的夷狄。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势力影响不断增加时，中国的角色受到直接挑战，在越南是法国，在朝鲜是日本，甚至暹罗（泰国）也让使他朝贡关系萎缩而死亡。1840年之后，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在东北方是日本和俄国，在东部海岸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所有东西方列强；西南方有法国和英国。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扩张，以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由此，就必需破坏现有的政治壁垒，构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秩序。
在两种秩序的冲突中，“华夷秩序”无法与“资本秩序”抗衡，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体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这也意味着清帝国最终的倒下，随着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清帝国自己也被列强势力瓜分。
假如没有西方势力的挤压，中华农耕文明的内在之祸也会导致东亚秩序进一步调整。西方就算没有使用大炮，但有了钢铁，其海上存在仍将重塑东亚各国的地区意识，并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