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公民教育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一种，必然有自己的规律。公民教育过程的规律是公民教育过程中诸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它是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体系。
一、追求人的解放是公民教育的根本规律
有了政治活动，才会有公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相关的文艺复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政治思想解放运动是对公民最切实的教育。
（一）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的公民教育非常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首先，古希腊的公民教育首次阐释了通过社会制度来实现自我人格的思想，提出了学习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的观念。其次，古希腊人的公民教育首次有了****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种对立的看法，并设法使公民教育在维护城邦利益的同时，也给予个人以独立创造、独立判断的自由。因此，在他们的公民教育中，没有出现有意或无意压抑个性的情况，个性的表现被认为是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相一致的因素。当然，希腊人并没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对个性解放的一种尝试。再次，在协调公民服务于个人与服务于社会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古希腊公民教育还首次形成了发展的意念。它允许变化，并主张为个人发展创造条件。最后，古希腊人还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观念。政治上的自由，是指希腊拥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在法律上与首领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平等地参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也有平等发展和独创的机会，个人在城邦中享有自由，并通过城邦来保证自己的自由。总之，古希腊的公民教育思想为公民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公民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14世纪末发端于意大利南部、随后很快席卷整个欧洲的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古典文化中蕴涵的以人为本的特质，不但提供了文艺复兴运动所需的直接内容，而且也确定了这场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特点，即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包含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性思想，主要关注人和人性，包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才能的展示，而非神的信仰。人格的平等与独立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市民社会或世俗社会的核心和基础是人，而不是神。而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教会把上帝视为一切思想的核心，神的权威，加上基督教的原罪思想、禁欲主义、对来世的强调等观点，使人性受到极大的压抑。文艺复兴则通过发掘传承古罗马法的精神，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雕塑，以张扬自然美、人体美的方式，重新发掘了人在世俗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使人格从附属于神的地位向独立的人格复归。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赋予人的尊严以特殊意义，封建的门第身份已失去了作为衡量人的尺度的作用，而只有自然的美德才是高贵和值得尊敬的。在这一基础上，人文主义者布鲁尼更是提出全体市民在法律面前平等这一鲜明的资产阶级平等口号，这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和解放，也是对主张人的个性解放与发展的公民教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因此，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出和形成不但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主要标志，亦成为近代公民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陆续在西方取得成功，尤其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破坏了旧王朝的封建基础，为早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揭开了近代历史新的篇章。启蒙思想家先进的观念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举措，促进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推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
法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是与法国大革命中政治平等的呼声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同步发展的。革命初期，制宪会议废除了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打破了旧的封建基础，1789年通过的《人权宣言》确定了人类生而自由、权利平等；每个公民均有宗教、言论自由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人权宣言》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价值原则和政治理念，它蕴涵的公民地位和权利平等的思想，解除了人们的封建束缚，促进了人的解放和发展。在革命中，公民教育被认为是促进民族团结、为国家输送受过教育的领袖、促进公民认同新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总之，伴随着人的解放与发展，资产阶级通过公民教育普及了自己的理念，培养了公民的共和精神，实现了公民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目的。
（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公民教育思想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思想。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认识到人的解放对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看来，改造国民性，对民众的启蒙，既是救亡的需求，同时也是与救亡同等重要的课题，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之后，陈独秀正式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并号召抛弃“政党运动”，转求“国民运动”。李大钊更关注国民教育、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认为像在历史上中国“不良社会制度下”人民因为衣食生计之苦失去教育的机会那样的现象，在当今民主政治的时代是断不允许的。李大钊既强调教育作为一项平等的权利，又看重劳农宣传教育对于政治变革成功的基础作用，号召大家以参加革命的思想与精神“从事国民教育”。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迅速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对于国民教育与社会变革、革命与“革心”关系的认识更为明确，并最终选择了将变革经济社会制度与改造人们思想精神、革命与公民教育并行的道路，即坚持“物心两面”的改变。公民、公民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规范的文字表述是后来的事，但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党的领袖和骨干，正是在寻求以新文化塑造新国民的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初步孕育了公民意识及公民教育观，这就加速了中国民众的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追求平等权为使命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
二、政治启蒙是公民教育的普遍规律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城邦制。城邦等级森严，再加上制度、意识、观念、信仰等因素的制约，不利于公民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培养。通过政治启蒙培养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是公民教育的基本规律。
（一）古希腊时期
在古希腊，政治启蒙是公民教育的共有特点。斯巴达城邦的形成源于种族征服，其公民教育的全部特征也都是追求军事效率的愿望和智慧所决定的。他们在生活中认识到公民教育与城邦军事目的相一致的极端重要性，创造性地将教育和生活融为一体。在斯巴达，凡是没有受过法定教育的人，都不能成为公民集团的成员。其独特的公民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合格的、能够献身于国家的公民和军人。雅典的公民教育虽然与斯巴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注重政治启蒙教育。教育的目的都是为把孩子培养成为城邦的合格公民。
（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与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伴而生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实行的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统治。为了反对封建****统治，以卢梭、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抨击封建****的政治基础，揭露了教会对法国政治和教育的不良影响。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提倡民主、否定王权神授论，成为法国大革命中多数领袖的“圣经”，也唤起了法国民众的觉醒。伴随着启蒙运动的高歌猛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大革命破坏了旧王朝的封建基础，也使启蒙思想家的公共教育蓝图得以实现。
（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独立战争前，美国还是一个殖民地联合体，教育基本上是家庭和社区的事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概念，也还谈不上公民教育的开展。到了独立战争时期，公民教育成为一个国家问题，摆在共和政府面前。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认为，对于一个新建的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一个由多民族组成、没有遗产也没有过任何国家机构的国家来说，公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本杰明·拉什强调，共和国的建立和《独立宣言》的发表，只完成了一个伟大剧目的第一幕，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还首先需要通过公民教育来完成。要通过教育向人们传输新的价值和信念，培养人们的政治观念，通过教育努力把人们转变为共和国的公民。对于美国而言，公民教育既是共和统治的结果，又是共和政府的工具。正是由于公民教育的政治启蒙作用，才有了公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公民教育体系与国家的共同成长繁荣。
三、主客观相统一规律
（一）公民教育是主客体互动的过程
公民教育是公民接受国家关于公民的知识，形成公民意识，提高公民道德，掌握公民技能，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合格公民的过程。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公民对公民的教育，是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公民本身既是接受社会教化的客体，也是自我内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民教育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主客观相统一规律。公民教育是以公民为教育对象的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必然涉及教育工作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公民教育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公民本身，教育者承担着发动和组织公民教育活动的重大责任，其对教育的结果自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教育对象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不仅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教育对象的特点，重视教育对象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在教育实践中的发挥，而且应当努力发挥和激发教育对象的主体性。
（二）疏与导相结合的原则
在公民教育中，实现主客体互动的途径和原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就是疏导教育。疏导教育就是指对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既不堵塞言路，不压制打击，又要善于引导，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疏与导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规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疏通是为了正确地引导，是引导的前提。没有疏通，人们的思想没有彻底敞开，就不能正确地加以引导；引导是疏通的目的，是疏通的必要继续，不引导，就会放任自流。公民教育是一种双向的教育，必须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公民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很可能会犯一个错误：只注重对公民的知识灌输，不重视对公民接受知识的引导，这就容易造成公民意识方面出现偏差。这就需要公民教育过程中要坚持疏与导相结合的原则，要有疏有导。
（三）维护权利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在公民教育中，要想使教育真正起到作用或者是把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就必须维护公民的权利，在保护权利的前提下再去对公民进行说服教育会有效得多。因此，在公民教育中，要把维护和尊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位，同时辅以说服教育，让公民自觉接受教化。只有公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公民的自身价值得以实现，他们才能够接受公民教育的内容，并且把这些教化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并演化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在实践过程中创造价值。另外，在注重维护公民的权利的同时，也要发挥教育者的说服教育功能，引导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能力。在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互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也是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注重外因，即重视由外部进行灌输的社会教育，又要重视内因，即自我的内在修养和自我改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要通过灌输、说服教育等方式，让教育对象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努力提高自身修养，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等自我管理途径，增强自身把握正确方向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
（四）知行合一的实践要求
知行合一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规律最早是由王阳明提出来的。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理解，“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应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在公民教育中，这一原则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公民在掌握“知”，也就是说具备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之后，还必须“行”，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在参与中提高自己，在参与中体现自己，在参与中学会真知。因此，在公民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重视对公民的知识传授，还要重视引导和提高公民的素质与修养，使他们将所知所学运用于实践，只有这样公民教育的目标才能达到。
四、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统一规律
（一）公民教育与政治民主化
政治作为公众之事，就其实现的途径而言，有****与民主之分。由公民共同参与商讨和共同完成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是民主的政治。公民及其教育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对于民主政治的实施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把社会成员培养成关注国家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才有可能被充分认识，公民才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听到公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真实声音，民主政治的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同样，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成为公民教育存在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观念和意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教育、实践和生活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为此，就要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公民教育，以促进人们政治素质的成长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进展。公民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相互促进，在本质上不可分割。
（二）现代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
现代公民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政治实践的产物，其发展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公民的政治实践是公民教育的大课堂，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文化对公民意识的生成、发展乃至与公民素质的提高，产生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阶段性限制着人们认识的眼界，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构成了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民主政治建设的水平影响着公民教育的形式和方式，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是开展公民教育的基础条件。公民教育的水平是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体现，引导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是最生动、最富有成效的公民教育。
总之，公民教育统一于教育对象的意识形成和人格塑造，不遵循规律的公民教育将失去其合理性，而没有合理性的公民教育，就无法塑造合格的公民。因此，在公民教育过程中，就必须把握与人的解放相结合的规律、政治启蒙规律、主客观相互动的规律、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统一的规律，使公民在公民教育过程中，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民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自己的认识，并将自己认识所产生的新的公民意识转化为实践，即实现公民教育先“内化”后“外化”的飞跃，实现自身的解放，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从而实现公民教育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