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回避制，潜意识告诉我，应该回避的，首先便是“回避”这两个字。这个话题太敏感，弄不好就会惹麻烦。但不碰碰它，又感到奇痒难耐，于是便忘了恐惧。
回避制创始于封建社会，给人印象较深刻的内容是：其一，属地回避，即不许在家门口（本县内）做官。在家乡做官，容易结成关系网，称霸乡里，鱼肉乡民；容易偏袒亲属，处事不公；容易碍于情面，放不开手脚，创不出业绩。其二，亲属回避，即不许有血缘姻亲关系的人们在同一部门同一单位任职。亲属于同一部门同一单位任职，容易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势力，影响内部团结；容易因感情因素而影响工作。一般地，封建社会对于这两项回避执行均较为严格。“千里做官”，便是当时情形的写照。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对于属地与亲属的回避，也有严格规定。
对于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回避制，我们一向的态度是反其道而行之。你不是要实行属地回避吗，我们则强调用当地（本县本乡）干部；你不是要实行亲属回避吗，我们就倡导“四世同堂”。因此中国社会便有了“书记专业户”“局长专业户”这一奇特现象。很多人在家门口显威风，“将门出虎子”，满门满族皆成权贵。我们做出了封建社会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对于封建社会的回避制，我们也有予以继承并弘扬到极致的方面，这就是对官员本人出巡的回避。从戏剧影视中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面，官员的官轿前，有一群手持木牌的随从，鸣锣开道，要人们回避。现实生活中稍有一点“品位”的官员，也是前呼后拥，专机专列专车，且有警车开道。所到之处，大街小巷均予封锁，这与封建社会的回避，其实质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者，“老爷”换成了“公仆”，轿子换成了轿车，锣声换成了警笛。“进步”处是显而易见的，变本加厉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老百姓怎么看，官员们心里自然不会不清楚，只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罢了。看来社会进步了，但回避人民的国粹却并未丢弃。
对于回避制的废弃与继承，似乎并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而恰恰相反，继承了糟粕，抛弃了精华。一向以智慧著称的中国人，我们这是怎么了？与留辫子缠小脚的祖先比，人们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我想读者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在敏感的政治环境中早已懂得，什么该过问，什么该回避。回避会带给我们安宁。毕竟，对于平民百姓，安宁是极为重要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除了饱暖需求，安全需求也是很靠前的一条。看来，科学确实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心理学也不例外。
（载《共产党人》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