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官吏和公职人员，古今中外的称谓很多，比拟也不少。一般的说法，是“做官当老爷”，还有“青天大老爷”、“父母官”等等。对当官的，从总体上或者说从抽象意义上，有褒有贬，可以说说什么的都有。对于官员的职能，有人主张是“为民做主”，在封建社会以及具有封建色彩的社会，“父母官”以及“大爷官”当然有“做主”的权力。但也有人主张官员官吏的职能是“公仆”。我们比较熟悉的“公仆”称谓，来自于巴黎公社，来自于德国的思想家马克思。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希冀与呼唤，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或者有时直接称其为人民的公仆。对于“公仆”一说，我以为仍有封建意识的残存，不足为取，也难以做到。我以为官员们不要去当老爷，成为公民的一分子，做好公职人员便已了不起了，便是现代社会本质的和内在的要求，不可以再有脱离实际、脱离时代的奢望了。
对于“公仆”一词，我以为由封建社会以后的人发明和界定确定没什么了不起，而且还有点落伍，而由封建社会的人提出则可能意义要大得多。所幸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大唐王朝的官员、屡遭贬谪的“八司马”之一、唐宋八大家中的大员柳宗元柳子厚。在他当监察御史里行时，在他写的《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了“吏者人役也”的政治主张。这里的“吏”，广义地讲，便是官吏；这里的“役”，便是“仆役”“仆人”；这里的“人”。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而是许多的人，是“人民”。在赠别友人的《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他们的职责吗？官吏是百姓的仆役，并不仅仅是役使百姓罢了。凡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交出十分之一的收入雇佣官吏，让他们为老百姓主持公道。”柳宗元的见解是卓绝精辟的，也是超前的。柳宗元这一思想有四层意思：官吏是百姓的仆役；官吏与百姓互相使役（这里含有平等的意味）；官吏是百姓花钱雇佣的，官俸是百姓的血汗而非朝廷的银子；官吏的职责是为百姓主持公道。
翻检史籍，浏览古书，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有许多闪烁着民本意识、民主精神的思想萌芽和火花，只可惜萌芽未曾长成参天大树与莽莽森林，火花也未燃成熊熊烈焰与燎原大火，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才那么长久，封建主义文化的积淀才那么深厚，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步履才那么沉重。
对于柳宗元的政治学思想，我们不只要珍惜要褒扬，必要的时候，还不妨拿过来用用。太大太深奥的道理不用去讲，让官员们记住，我们是老百姓花血汗钱雇来干公务的，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公道正派，这就够了。至于“公仆论”，层次似更高一些，不去说它也罢。
1998.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