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看，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站在传统文化的侧面或对立面看。歪看“附庸风雅”，就是要对这一成语以及附丽其上的正统观念说几句挑战的话、相违背的话。
“风雅”是个好词，是《诗经》中《国风》和《大雅》《小雅》的简称，是人的文学以及文化修养的代指。“附庸风雅”是个贬义词，指缺少文化修养的人跻身于文化人圈子中以装点门面。
调侃、埋汰以至否定“附庸风雅”的行为，源于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苛责。传统观念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风雅”之人和不那么“风雅”的人应归于不同的类别，排成不同的行列。如果“风雅”之人站到了不“风雅”的人群中，叫“斯文扫地”，这是不被人们认可的，会遭到非议、讥讽以至公开的批评。反过来，如果不那么“风雅”的人尤其是不“风雅”的人要来“附庸”“风雅”，要跻身文人圈、文化圈、文明圈，却又坚决不允许，要被讥刺嘲讽以至痛加斥责。不知“附庸风雅”一词始用于何时，但在中国，这种意识至少已存在了两三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似乎没有多少人对此有过异义，没有多少人对文化人的超级优越感表示过不舒服，没有多少人对想跻身文化人行列的各种各样高尚不高尚、可敬不可敬的人们予以应有的同情和肯定。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民族幼稚后遗症，是一种延续性很强的非理性行为。
“附庸风雅”一词的错误在于，其前提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似乎“风雅”与“非风雅”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逆转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伤仲永》中的仲永，就是一个“小之了了，大未必佳”的由“风雅”而变为“非风雅”的典型。而许多起自陋巷，起自草莽，起自行伍的自学成才者、大器晚成者，比如沈从文、华罗庚、高尔基等等，又是由“非风雅”而进入“风雅”、“大风雅”的代表。
“附庸风雅”一词的错误还在于，它以动机判断行为的对错。它因为缺少文化的人出于“装点门面”的目的跻身文化圈而否定其“跻身”行为。其思想渊源是“意识形态决定论”“动机决定论”。鄙人以为，不论出于提高文化层次的目的也好，出于装点门面的目的也罢，只要承认文化圈比武化圈、无赖圈、绿林圈好，只要愿意脱离原来不文化的圈子而向文化圈靠，向文化圈挤，就是思想开化、意识开明、道德提升的表现，就应当予以肯定和欢迎。相信那些想跻身“风雅”圈的人，绝大多数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也相信那些以装点门面的动机跻身文化圈的人，大多数在贴近和跻身之后，会被文化所熏染和点化，会成为真正的文化人而不仅仅是以文化装点门面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文化装点门面的动机就是个好动机，是推动人类日趋文明的动机。事实上，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有过“附庸风雅”的动机和行为，都曾被这个情结推动着迈开了文明发轫和攀升的脚步。
在中国的历史上，“附庸风雅”的事例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来，这类事情尤其的多。那些先富快富暴富起来的人们，那些以正当或不正当手段当了大官小官的人们，或赞助文化活动，或参与文化活动；或捞个文化空名，或实实在在地写起了诗歌散文小说，有些还读起了硕士博士。这些富人、官人的介入，使文化活动更显出了活力与张力，对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利，对文化事业也没什么不利。虽然人们对此现象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讥刺调侃是吓不退遏制不住的。禁绝此事，“不许革命”，也不是好事。我们应当做的，是改一改观念，将“附庸风雅”的角度、含义等变一变，肯定和赞扬乃至提倡、推广“附庸风雅”。果能如此，也许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会更加正常和迅猛一些。这想必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所期望的。
200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