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简集》卷九载《论刘延庆劄子》上面说，“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这句话，极富内涵，极有哲理。
小儿为奶奶捶背，做了好事，怎么赏？奖两颗糖豆。小女晚上尿了床，怎么罚？不给她穿花衣裳。如果不这样赏这样罚，赏小儿一把大刀，罚小女一万两银子，都是失策，都会有副作用甚至大麻烦。
西夏人奖赏的额度不大，不像汉人宋朝人，以斩获的人头多少为凭，奖一堆银子，西夏人对有军功的人，奖一壶酒，以示犒赏与激励。在宋朝人眼里，这是儿戏是笑话，可在西夏社会，却是正常的事情，是正面的、正向的有引力与张力的事情。
赏罚要有分寸，而分寸因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代出征的大将，对收复失地、驱逐侵扰者的大将，不奖田地与金银财宝，就起不到安抚的作用，也起不到激励将士的作用。而且过分的低调与冷遇，会造成军队的疲沓以致哗变。
对于帮刘邦成就霸业的韩信，只能封他为齐王，而不能只予以表扬，不能只赏几两银子，甚至不能封他为他所要的假齐王。
对于建议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优秀谋臣朱升，该给的官要给，而不能只赐几亩薄田了事。
有赏就有罚，如果不采取罢官撤职削爵等处分措施，也镇不住将领。
在赏罚当的同时，还有一个威令行的问题。命令下达，必须执行，违令者只能斩。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军政肃”的目的，才能使军队有章法，有纪律，才能够打胜仗。
宋人关于“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的观点，是批评宋之党项族将领刘延庆时提出的。刘延庆在《宋史》中有传，史载他“保安军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积官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因“破夏人成德军，擒其酋赏屈”，“从童贯平方腊”等战功，升到了宣抚都统制的位置，手下有数十万之众。但刘延庆毛病很多，他“行军无纪律”，而且派出手下后，不按计划增援，并听信敌兵假情报，致遭惨败。“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宋朝用人不当，遭到契丹人的轻视。
在金国挥师南下，欲灭北宋的关键时刻，有臣下上书皇帝，要他当赏罚而行威令。他建议皇帝，改变将帅之柄付之宦官的局面，改变“兵政不修，赏罚不严”的局面。他建议皇帝，“修军政以耀威稷，明赏罚以耸群德”，要求皇帝抓典型，择其误国生事，罪状明白，将士怨愤，久稽天诛者予以惩治，以激励三军。他抬出的反面教员，便是刘延庆父子。刘延庆提数十万众与契丹疲惫之师对垒，兵锋未交，先自乱了阵脚，一夕遁去，粮草装备资了敌，兵夫枕藉填满坑谷，挫损国威，莫此为甚，致大宋被辽国所轻。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刘光国也“凶悖专恣，傲睨不恭”，在金人围攻太原，事势危急，朝廷派遣刘光世赴援，刘迁延不进，反而与宋朝倚重的党项族折氏为仇，致使军败，拥兵奔逃。《宋史》对刘光世的评价也是“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在国家需要用兵，以保卫社稷，保卫王室，保卫黎民百姓的紧要关头，如刘延庆父子，“蒙国厚恩，一门之内，建籍正任，园地田宅，歌童舞女，志得意满，不复以朝廷大计为念”，如何了得。上书者要求，对于刘延庆父子一类边将，予以革职等惩处，如此，才有望使“边将革心，军声大振”。这就是所谓“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的道理。
北宋已是强弩之末，气数将尽，许多弊政都难以革除。自然，对于刘延庆父子这样的奸人庸人误国之人，也还是要用，并且还要倚重，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宋人关于赏罚的观念，到今天也还是正确的。今天的人们，对宋人的观点，应当学一学，想一想，用一用。如此，社会的激励与惩治机制才会更加完善一些。
2006.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