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为宋仁宗庆历四年，辽兴宗重熙十三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这一年，是宋夏议和的关键之年。
关于议和，宋所要求的，是西夏称臣，停止对宋境的进攻侵扰，而西夏则要求宋朝给钱、给绢、给茶，要求向宋朝出口青白盐，要求进行全方位的贸易。
在如何与西夏议和，应该答应什么、拒绝什么的问题上，宋朝许多大臣在出主意，想办法，在互相切磋、辩论，在向朝廷进言。
在宋朝君臣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大斤与小斤的问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知制诰（掌起草诏令的官）田况说：“朝廷前许茶五万斤，如闻朝论欲与大斤，臣计之，乃是二十万余斤。兼闻下三司取往年赐元昊大斤茶色号，欲为则例。”田况算了一笔账，五万大斤，乃为小斤或曰普通斤的二十万余斤，那么一大斤则为四小斤多。田况说他听说朝廷答应宋夏和解后给西夏每年的五万斤茶是大斤，按以前给元昊的茶数量（斤之大小）的惯例给大斤，他表示不理解，以为不妥。他以为如果给了西夏五万大斤茶，有三方面的弊端，一是“搬辇劳弊”，运输不便，负担太重；二是“茶利归贼”，让西夏人从茶中获利（几斤茶可换一只羊）；三是“北敌兴辞”，辽国人会以给西夏人的东西太多为由，要求享受后人所说的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让宋朝给他们也增加钱物，包括茶叶。
对于给西夏人的五万斤茶是大斤还是小斤，宋朝议和的、签约的官员们心里也是一笔糊涂账。虽然说“然朝廷初无大斤议”，没说定是大斤，但也无小斤议吧。这里就有漏洞，有空子可钻，外交文书如果不严谨，有打不完的官司。
对于五万斤茶是大斤还是小斤的问题，许多爱国官员与将领忧心忡忡，欧阳修上了《论与西贼大斤茶劄子》：“臣伏睹昨者西贼来议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窃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欧阳修的说法，一大斤等于六小斤，与田况所说不同。欧阳修说：“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至，方西界。”他说当下民力困乏，陛下您屈辱地求和，本意是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如果给西夏这么多茶，在运输方面，“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欧阳修与田况一样，从三个相同的方面论述了给西夏五万大斤茶的危害。劄子的最后，欧阳修请求皇帝，如果他说的不错，则要早议定计，以便在外交斗争中赢得主动。
宋朝人关于大斤小斤的议论，让人有些兴奋，有些迷惑。“斤”者，重量单位也。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市制一斤后改十两，合五百克。那么，宋朝人的大斤一斤几两，合多少克？大斤一斤到底等于小斤的四斤多，还是六斤？小斤一斤合多少克？这些问题，相信历史学家早已解决，而我，则迷糊。对于搞清其绝对数量及大斤小斤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不是太有兴趣，我关心的是，在事关战和，事关宋朝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宋朝的某些重要的官员，在谈判与签约中却是那么随意。而如欧阳修、田况这样的大臣，则为国家与民族，为朝廷为皇帝，不假清高，不慷国家之慨，而是做到了“斤斤计较”。历史上，欧阳修们赋予了“斤斤计较”这个贬义词以褒义，以正面的意义，以辉煌的形象。
不论大斤小斤，只要为国家为民众“斤斤计较”，这样的人，品格高尚，人格高尚，重若千斤。
2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