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了在西安的新生活。这新生活真不赖，每天去韩大大面馆帮忙，不管怎么样，吃是尽管吃的，不但有吃不完的裤带面，还有卖腊牛羊肉的、卖葫芦鸡的、卖大肉肘子的来吃裤带面时捎来的“尝尝咱的”，我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很好，我也毫不客气，胃能受得了就尽管吃，我只有加劲吃，才可能长高长壮，从瘦小的“魔咒”里冲出去。心里怀着一种期望，有时候躺在床上，好像都能听到我的身体在吱吱成长。我一边大吃盼望身体长起来，一边盼望大哥回来，走大哥的后门，也许人家不嫌我瘦小。韩大大说：我可以给你帮腔，不敢保证，我那老大是个难说话的主。我也隐隐地期望韩冬回来，那天韩冬的话，犹如打开了一页小窗，让我看到了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上还存在那么美好的天地，也犹如一粒小种子落在我心田上，让我在疑疑惑惑中憧憬出那么一片希望的田野。我暗想，如果没有战争多好啊，跟着二哥去参加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那该是怎样一种壮丽美好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产生的甜蜜想象，伸展到梦里，我在梦里回到了我的家乡，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
有一天半夜，我被一阵说话声惊醒，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我就是被惊醒了，而且像受到寒风袭击一样战栗了一下。
“家里好像有生人？谁？”这是陌生的声音。
“一个逃亡的外地娃。我看娃怪心疼的，就留下来了。”韩大大的声音。声音发怯，像做了错事一样。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对不明身份的人一定要远离，你倒好，领到家里住了。”
我坐起身，竖起了耳朵，但“嘘”的一声，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仿佛知道我已经醒来，在偷听他们说话。
一个人轻轻的脚步声向我这边走来，在我隔壁屋前停下了，然后有光亮闪了一下，像是用打火机照亮，然后没有动静了，没有开门声，也没有听见离去的声音，可以想象这个人是站在那里不动了。
“春，怎么了？”韩大大一边问，一边走过来。
是韩春回来了，我隔壁是韩春的屋。
“有人开过我的锁。”
“不会吧？”
又没有声了。可以想象这父子俩站在台阶上，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目光一起落在我这边的情形。
过了一会儿，两人的脚步声进了厨房。
我的心怦怦跳起来，懊悔、羞耻袭击了我，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什么人，可想而知了，但我还心存一点侥幸，我想知道这父子俩到底要对我进行什么样的宣判，我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开了门，回身又把门关上，然后伏在了厨房的窗户下。
越过漆黑的窗棂看到韩春拉着风箱、韩大大和着面的背影。
“那只是个娃，可怜的娃，还让我给你说说想参军抗日哩。”
“那就更可疑了，想打入军队内部。”
“不会吧？他给我说他十八，我看也不过十六岁。”
“前几天，我们抓了一个日本特务，才十五岁，还是个女娃，一口地道的西安城口音，根本看不出她是个日本人。”
“是吗？他说他家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我原以为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哩。”
“这么说日本特务可能性更大一些。北平是沦陷区，每天都在培训特务。西安城是西北的重镇，日本特务早过来了，暗杀抗日积极分子，威胁军队里的官员和家属，前方在流血，后方人心惶惶，我们怎么下力气，都除不干净。”
“春啊，你千万要小心，我总觉得别看韩冬那么能咋呼，可没有人想暗算他，你不言语，可有人想杀你，要不你也不用这么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回来啊，这还是国统区吗？”
“爸，也没那么可怕，小心点就是了。你明天给那娃点钱，让他走人。”
“这……让我怎么开口啊？那娃不像啊！可是他为什么要偷着开你的门？”
“爸，你别费这心思，你就照着一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好吧，明天一早我就给他说。春啊，晚上睡觉把那盒子枪放到可手处，防着。”
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了，我回到了屋里，感到万箭穿心，我在他们心里不是小偷，而是日本特务，真是天大的冤枉，可我又怎么说得清楚？那父子两人在厨房忙活完，各自回屋里了，韩大大还特意来到我窗根下听了一会儿。我用鼾声促使韩大大放心地离开了。
韩春屋里的灯光亮了很久才熄灭。这个大哥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我开过他的锁？我悄悄在床下角落里点亮蜡烛，从韩大大给我的钥匙串上找到了答案：一把钥匙头部的凹槽里有黑垢的残迹，明显是这把钥匙捅破了韩春给锁眼里抹的东西。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了，院子很安静，韩春的门和昨天一样锁得好好的，像是昨天晚上他没有回来过一样。
我扫院子，挑水，把靠墙的劈柴码整齐。我知道，我做着这些的时候，韩大大的眼睛贴在窗后看着我。我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我跟小偷一样偷开锁的行为也无法说清楚，让我感到羞耻，我决定离开这个家了，我不愿意让这个善良的老人担惊受怕，不愿意让老人为难怎么向我开口。我干完了活，背起行李出了院门。
城市还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里眷恋着温热的梦，但秋风已经醒来，一阵一阵地掠过老槐树，指甲大的落叶如疾雨带着湿漉漉的冰凉飘下，给淡紫色的寒气里增加了无法调匀的青黄色。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卷，心里全是对韩大大的感激和依恋，不知道自己走在哪里，要去何方。看到西安城标志性建筑钟楼了，我的心思才转到我要去哪里这个问题上，我站住犹豫了一会儿，沿着北大街向北走，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门前。院门大开着，里面有一个人正扫院子，我刚要靠近，哨兵端起枪喝道，“什么人？站住！”
“我想问问韩冬回来了没有？”我说。
哨兵不回答我的问题，厉声喊，“向后退，不退就开枪了。”
我只好退了几步，眼巴巴看着大门里的一排平房，我多么希望此刻韩冬能从那里出来，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后悔了，我当时就应该跟韩冬走，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疑问？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军，都是中国人，能不抗日吗？
扫院子的是个老兵，他停下扫帚看了看我，又低头扫起来，扫了一会儿，看我还站在那里，走了过来问我，“你是韩冬什么人？”
我张了张嘴，可我一时怎能说清楚我是韩冬什么人呢？那老兵温和地说，“韩组长还没有回来，你等些天再来吧。”
这时，太阳已经升上了城墙头，像一只冻红了的大柿子，人们在黄色树叶雨中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了。我漫无目的转悠到东城墙脚下，卖古董的已经出摊了，秋风瑟瑟中，人都缩得跟古董一样僵硬。那个卖三叉戟的看见我说，“你还是稀罕这把三叉戟吧，这样吧，把你的被子给我，你拿一件，随便挑。”
我没有钱，不是来买东西的，我只是因心里没着没落，掂起了那把三叉戟，来看看而已。那个人见我没反应，就动手要拿下我的行李，我不让，那个人就连撕带扯夺下了我的行李，踹了我一脚，说，“拿上三叉戟，滚！”
这一天我是在街上游荡着度过的，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人大都回头看，不知是他们没有见过三叉戟，还是觉得这个胳膊下夹着把三叉戟的人有些怪。我的眼睛也常常看着眼前的人发呆，他们谁是日本特务啊？我是见过日本人的，只要不张嘴，只要不穿日本兵服，很难认出是日本人。因此我得出结论，要杀一个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比杀穿军服的难得多。哦，我忘了说一点，当我的手沾上三叉戟的时候，远古时代的那种刀戈相见的杀气就上了我的身，潜伏在我血管里的那种癫狂苏醒了，于是，一个想法像突然绽放的火花，一下把我迷糊的脑瓜照亮了——杀日本特务，我要让韩春看看我是不是日本特务，也让韩春看看我是多么勇敢的抗日勇士！如果这想法成功了，韩春能不帮忙让我当兵吗？我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突然看见了这么个柳暗花明的又一村。接着，我就想好了怎么实现这个想法，从昨晚我偷听到的韩大大父子俩的谈话里我分析出两条：一是韩春干的是杀日本特务的事；二是韩春很危险。这两条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要想在西安城杀日本特务，就应该跟在韩春身后，既可以保护韩春报答韩大大，又可以杀日本特务报仇。但是，我没有见过韩春，我只能等天黑了守候在韩大大家门口等韩春，从此就跟踪他。天黑之前，我要在街上溜达，日本人再像中国人，在举手投足之间还是有差别的，韩春不是说日本特务多吗？我想碰碰运气，说不定，没有跟踪韩春，我就搞定了。所以，怀揣明确方向的我，看上去还是像一只迷途的羊羔。有意思的是，这一天我没有挨饿，我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怎么回事呢？起初是饥饿的胃让我在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住了脚，我一吸鼻子，真香啊，那是用大肉和大葱做的馅。那摊主看了看我抱着的三叉戟，用一根筷子穿起三个包子，递给我，我有些莫名其妙，摊主说，拿到一边吃吧，你站在那儿，没人敢过来买我的包子了。此后，我就如法炮制了，像一个十足的地痞。
天黑透以后，我缩在了韩大大家大门口的石狮子后守株待兔，这石狮子够大的，与墙构成一个三角，可以帮我抵点寒风，这感觉又像回到了以前逃亡的日子。
也就是这么巧，迷迷糊糊中，一阵异常的声音把我吵醒，我探头一看，夜光下有两个黑影，他们正一个站在另一个身上翻院墙。
蟊贼？还是来杀韩春的日本特务？
一个黑影翻进去，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平时吱吱响的大门，此刻一点声音都没有。外面的黑影一闪身就进去了，比猫还敏捷。
我脱掉鞋，拿起三叉戟，一闪身进去，躲在了大门后。我看到两个黑影分头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侧耳倾听，我赶紧猫下腰几步蹿到了大杏树后。摸到韩春窗口的那个黑影向另一个黑影做了个手势，拔出短刀。夜色下短刀闪出刺目的光。
“杀鬼子！”一个喊声像玻璃炸裂，一个身影像豹子扑食，一把三叉戟头刺中了向拿短刀的鬼子走去的另一个鬼子后腰。这就是我用三叉戟杀了日本特务的那一瞬间的记忆，记忆中好像我是旁观者，因为我当时没有感觉到自己肉体的存在，那呐喊、那端着三叉戟扑过去的身影好像是另一个人。拿短刀的鬼子转身扑过来的时候韩春的枪响了，打了几枪我不知道，我断定不超过两枪，如果韩春的枪法不行，我就被鬼子刺死了。
枪声在寂静的夜里特别刺耳，韩春跑过去把大门关上，不让我和跑出来的韩大大出声。后腰上插着三叉戟的鬼子啊啊叫着拼死挣扎，韩春一脚踩在那鬼子的脖子上，那鬼子不出声了。我虽然参加过战斗，还做过孤胆英雄，但却从没有亲手并且是这样杀死过人，我想拔出三叉戟再刺，但手腕子发软，怎么也拔不出来，三捣两捣，三叉戟让肠子缠住了。韩春冷冷地看着我，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捣，鬼子的后腰被捣得一塌糊涂，三叉戟才取出来。我头冒虚汗，“哇”的一声吐了，大肉馅包子之类的，全吐了出来。这之后好些天，我看见那天我吃过的东西就想吐。
枪声惊动了熟睡中的左邻右舍，人们纷纷打开门走到街上，互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见再无动静，左邻右舍就回家关门睡觉了。
院子里两具尸体和一堆肠子粪便呕吐物，臭气熏天。
韩春拿过还插着一段肠子的三叉戟看了看，扔到地上，对我命令道，“进我爸的屋。”
韩大大已经吓得瘫软在屋前的台阶上，我和韩春把他搀回了屋。其实这时我的腿也是软的，我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不要在要走向完美的最后一步倒下去。的确，这样一个杀鬼子的过程，实在是比我想象得更惊心动魄，更完美。
韩大大哆嗦着抓住我的手，“娃啊！你在哪儿猫着啊？多亏你猫着，要不你大哥就没命了。”
借着昏黄的油灯，我看清了这个我日思夜想的人的面孔。这张面孔与他的同胞弟弟大相径庭，瘦长的脸，细长的眼睛，面色苍白，看上去有些劳累或身体不大好，左眼还有点斜视，但绝不丑，反而有些眉清目秀。此时这张面孔神色冷峻，对我没有一点感谢的意思，他抽着烟，没有看我，但我看到有一道光从他细长的眼睛里射出来，这光的凛冽让我想起吕直眼里的光，但吕直的稍纵即逝，韩春的却始终存在着，犹如刀片。我明白了，在这个人心里，我要面对的是更大的怀疑，而不是解除怀疑。
“大哥，我躲在石狮子后面过夜，我被惊醒了，看见他们正翻墙。”我的声音发抖，像自己做了错事需要解释。
“我听到你喊杀鬼子了，你应该把他们当蟊贼，蟊贼也会拿刀吓唬人。”
“不，蟊贼没有那能耐，一点声都没有。”
“没有声，你怎么被惊醒的？为什么你手里拿着一个三叉戟？”
可是，没有声音我就是被惊醒了，在逃亡的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可我怎么让人相信呢？这时我才感到我的这一切在别人眼里的确有些离奇。
“我说了你信吗？”我反问了这么一句。
韩春轻蔑地笑了笑，“你说的只要是事实，我就会相信。”
韩大大说，“春啊，你大难不死，是庄铭救了你啊，你这怎么跟审犯人一样？你见谁都想审啊？”
韩春态度缓和了一些，拍了拍我的肩膀，“走，趁天没亮，我们把外面的东西收拾了。”
那两个鬼子穿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我提着马灯，韩春把那两个鬼子脱光，然后在那俩鬼子左后肩各找到了一个烫肉花图案，仔细看了一会儿，回屋里拿出一架小照相机，让我把灯靠近，对着那光亮里的肉花拍了几张相片。
然后，把那两具尸体抬到架子车上，用铁锨把那堆肠子粪便铲到车上，用他们的衣服盖上，再盖了些柴草。韩春进屋换上军装，我拉着车子，韩大大和韩春跟着，出了院门。
夜深人静，路上只有国军的几个流动哨，看到韩春穿的是军官服，压着两个老百姓拉东西，也没问什么。
出了城门，沿着护城河走了一段路，看四下无人，我和韩春合力连人带车推到了护城河里。
回来的路上韩大大说，“我就不明白了，国统区，杀了鬼子是好事，为啥怕人知道，偷偷摸摸的。”
韩春说，“传出去敌人这样搞暗杀，会引起恐慌，有人怕了就会退缩，不敢抗日了。”
我赶紧说，“大哥，我不怕，我永远都不会怕，帮我参加你们的军队吧，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就是寻找抗日的队伍的。”
韩春嘿嘿笑了两声，“好啊，想抗日欢迎。”
回到家，韩春把我带到了他的屋里。
韩春说，“回答我的问题。先说三叉戟，你好像很青睐这个武器？但你不会用。”
面对一身军官服的韩春，我想起了四少爷，四少爷就是这样坐在桌前，给我讲三叉戟的。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四少爷怎么研究三叉戟和我今天怎么得到三叉戟、又怎么猫到石狮子后看到两个黑影，一五一十说清楚了。
韩春用心听着，不时用探究的眼睛看着我，最后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瘦削的肩上。韩春说，“不要走了，等有了机会，大哥帮忙让你去打鬼子。”
第二天早上，我把地上的血清理干净了，把三叉戟上的血也擦干净了。韩大大一直坐在屋前的台阶看着我，说，“我都怕你了，你看见血跟看见水似的。”
我说，“大大，如果日本鬼子进了西安城，你看见血也跟看见水似的。”
“呸，呸，”韩大大向地上啐了两口唾沫，“一大早就不会说点吉利的？一会儿去买些炮仗，把这院子里的血气崩崩。哼，小日本鬼子，跑到我家杀我儿子了？连你的魂都要给崩碎的。”
我看了看韩大大的表情，经过这事情，韩大大有了齐老爷的风范。
杀了两个鬼子我心里高兴，韩春答应我的事更让我高兴，没想到昨天在街上的突发奇想，今天就成功了。我心情愉快地想，当军官的大哥一定会帮我实现愿望的。
我哪里知道，韩春并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身居驻陕西国军军统处要职，是代号为〇〇三的特务。他那只有点斜视的眼睛看谁都可疑，我那非常合乎情理的陈述并没有打消他的猜疑，也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把我当成了一只吊在他家屋檐下的葫芦，等什么时候需要开瓢的时候再说。
有一天晚上，我透过玻璃看着韩春披着军衣在油灯下看东西，那样子让我想起四哥在油灯下看兵书的情景，那时候，我总是以送水为由靠近四哥，有时候四哥会抬起头说声谢谢，有时候让我站在跟前，给我讲书上写的是什么。此情此景让我沏了壶铁观音，提着进了韩春的房间。韩春表情严肃，眉头紧锁，陷在沉思中，我走到了桌前韩春才发现，韩春立即把手中的纸反扣起来，对我厉声喝道：“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我站着没动，我被桌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韩春发现了我的目光，立即又把那张照片反扣，对我再次喝道：“出去。”
“大哥，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给我送桂皮消息的人——吕直。”
“你说他是吕直？”韩春惊异地看着我反问。
“没有错，大哥。”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韩春把我手里的茶壶拿开，拉我靠近桌子，他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让我仔细看。
“就是吕直，我虽然只见过他两次，可我们是面对面说了很长时间话的，他不告诉我他是干什么的，我就看着他的脸猜，我不会认错的。”
“可是他叫李简。”
我愣了一下神，坚持说，“我是听齐老爷说的他叫吕直，是桂皮好朋友的儿子。齐老爷是听桂皮说的。不管他叫什么，他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桂皮说吕直是潜伏在他身边的戴笠的人。”
韩春把他刚翻过去的那张纸又翻了过来，让我看那上面写的字：
李简，1912年出生于北京书香之家，193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秘密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毕业后潜入已有汉奸之嫌的解玉桂身边。1937年9月失踪，望协查。
韩春痛苦地说，“我们国统局失踪的人越来越多了，知道李简是怎样死的吗？”
我说，“解玉桂跟齐老爷说，他让吕直的父亲把吕直领回去了，可是吕直没有跟父亲回去，而去了日军兵营，进了一木清直的办公室，一见一木清直就开枪了，结果一木清直未损毫毛，吕直当场被击毙。”
韩春说，“这就对上了，二处给李简的任务一是调查清楚解玉桂的汉奸底细，二是利用解玉桂跟一木清直的关系，靠近一木清直，借机刺杀一木清直。李简是想趁一木清直还不知道他身份之前完成这项任务。李简是这样一个同志啊。”
韩春在那张纸的下方写道：我处得到线索，1937年9月，李简因刺杀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壮烈牺牲。
韩春让我把对他讲的原原本本写下来，签了名，又按了手印。
我问，“解玉桂为什么说李简叫吕直呢？”
韩春说，“我们对解玉桂这个人太了解了，不是一般的狡猾，总是半真半假，让你欲干不成，欲罢不休。”
“那个戴笠是李简的头吧？为什么他不动手，三番五次地让齐老爷动手，他们怎么知道齐老爷想杀解玉桂？”
“解玉桂在国民政府根子很深，口碑也不错，如果借齐老爷的手杀了解玉桂，戴笠会减少很多麻烦，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次谈话结束时，韩春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哥会安排好你的，你不要跟着你二哥跑，他们对抗日总喜欢虚张声势，表现热情洋溢。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是执政党，我们需要老老实实地为这个民族掌好舵，苦苦地支撑。大哥能看出你是实心要打鬼子的，不要上当。”
我原以为大哥通过这件事可以信任我了，他也说过要帮我的忙，可是老槐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也没有结果。我每天还是去韩大大的面馆帮着干活，由洗碗、拉风箱到做面，让我欣慰的是我做的第一碗裤带面是给二哥韩冬吃的，韩冬从延安回来了，进面馆看见我缩手缩脚不敢拉面，鼓励我说：不要怕，拉坏了给二哥。那一根面拉得薄的薄、厚的厚，中间还断了几次，裤带面最大的忌讳就是断面，不吉利。二哥说：我是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不信那邪，尽管给二哥下锅煮好端上来。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