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僧人就这么走过一棵又一棵即将消失在风沙里的胡杨，看着一棵棵被风暴吹得快倾倒的树木一一倾倒。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走到沙漠深处的僧人，在静谧的沙漠中，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回头再看来时路，却连一棵胡杨树的树影都看不见了。
此刻，僧人发现自己竟失去方向了，他像个无头苍蝇似地东奔西跑，怎么也走不出这片沙漠。
就在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心里懊恼地想：“为什么不听大家的话？如果我听了，现在起码还有退路可走。”
留条后路，不是让自己有遁逃的机会，而是让我们重新起步时，能够看见前路的错误足迹，记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然而，多数人都不懂得记取教训，即使前人已经有过失败的经验，他们仍然喜欢让自己撞得鼻青脸肿，然后才惊呼说：“没想到是真的！”
人类的经验是靠时间累积，再经过长时间的去芜存菁得来的。所有长者的智慧与建言，我们都不能视若无睹，那些都是我们绝佳的成功秘籍。
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凡事都要以宽容的心胸为自己预留一条退路，
远见等于成功的保险
苏秦和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比张仪还要早出道。当苏秦提出“合纵”之策，取得了各方诸侯的信任，身挂六国相印，声名响叮当的时候，张仪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尽管如此，在苏秦的眼中，张仪绝对是个不出世的人才，迟早都会冒出头来。
在苏秦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惟一担心的是秦国这个难缠的国家，为了避免秦国离间各个诸侯，破坏他苦心经营的六国联盟计划，苏秦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运作一个人去当秦国宰相，以利于操控，而张仪便是他口袋中的最佳人。
当然，这种预先“埋暗桩”的做法并不容易，必须有精妙的安排。于是，苏秦先派人去游说、设计张仪，让张仪为了功成名就，而主动来求见他。结果，张仪真的来到了赵国，想要求见苏秦。
在苏秦的布局中，他事先交代守卫，不要为张仪通报，但也要想办法不要让张仪马上离开。
经过几天的冷处理，苏秦才让张仪见到自己。但是，见面时，苏秦却又故意摆高姿态，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让张仪在堂下如坐针毡；到了吃饭的时候，苏秦更随随便便地吆喝他去跟奴仆坐一块儿。
眼看张仪快要气炸了，哪还呑得下一口饭，苏秦立刻再将激将气氛拉到最高点，以很不屑的口吻对他说：“以你的才能，竟然贫困、卑贱到这种地步，实在是难以想像。”而且还火上加油地说：“以我目前的身份地位，当然有办法一句话就让你马上富贵临门，但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认为实在不值得我这样做。”说完，便下逐客令，要张仪立刻滚蛋。
经过这一番羞辱，张仪当然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恨不得马上给苏秦一刀，不过理智告诉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心想只有秦国才有办法制伏赵国，于是便打算进入秦国寻找机会，以便他日报苏秦一“辱”
之仇。
就在张仪气冲冲掉头走人的时候，苏秦早已安排好，向赵王请求配合，让他的一名亲信跟随在张仪左右，而且还送了一套车马和很多金钱，方便张仪四处打点。
就这样，张仪很快便见到了秦王，没多久，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礼遇与信任，而且还进一步讨论到如何攻伐诸侯的策略。
这个时候，苏秦派来的那名随护，觉得任务已经达成，便向张仪告辞，准备要回赵国去。张仪不舍地说：“我靠你的帮忙，才有机会出头，正想要报答你的知遇之恩，为何现在就要回去呢？”
这名随护随即回答说：“我并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是我的主人苏秦。现在老实告诉你好了，苏秦是因为担心秦国攻伐赵国，破坏他的合纵之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你具有足够的才识，可以掌握秦国的大政，所以才故意激怒你，让你投奔秦国。而资助你的那些钱财，也都是苏秦吩咐的。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要回去交差了。”
张仪这时才恍然大悟，并感叹地说：“我被苏秦掌握在股掌之间，却不自知，显然我的才能并不如苏秦，如何打得过赵国呢？”张仪便要这名随护，回去后代他向苏秦表示感谢，同时捎了口信向苏秦保证，在苏秦担任赵国宰相期间，秦国绝不攻打赵国。就这样，在苏秦担任赵国宰相期间，张仪果然都未曾计划攻打赵国。
苏秦是否真有如此“通天本领”，将世局的“轨迹”掌握得如此精准，几近左右历史的走向，不无疑问，但他这段识人、识才的故事，的确发人深省。
大人物，做大人物的事，平凡人走平凡人的路。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因因果果，尽管错综复杂，却也不是毫无轨迹可寻。如果愿意费心体察，或许就容易看得见它的细微之处，或者是隐而未发的轨迹；而掌握得愈深入、愈贴近，也必然较有趋吉避凶或主宰未来的能力与机会。看得远，做人圆，等于买保险，不是吗？
当然，如果不用功，凡事又是抱着水来土掩、谁怕谁的老大心态，根本是一种偷懒、鸵鸟的行为，如此，常常跌得鼻青脸肿，也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
要成功，看来，仍然少不了一番对于人情世故的精算功夫。
有一天夜晚，京城某个富有人家，遭到了一群蒙面盗贼洗劫，当盗贼远走后失主却捡到了一本盗贼遗失在现场的笔记本。经过失主细细一看，发现原来上面记载着一些富贵人家子弟的姓名，而且旁边还加注“某日某甲在哪里和谁饮酒作乐”，或者是“某日某乙到哪里赌博、嫖妓”……等等共二十条。
天亮后，失主迅速将笔记本交给官府，官府认定这应当是盗贼不小心自曝身份的线索，于是就按照笔记本上所列的名字，一一将他们捉拿到案。经过审问，发现全都是平日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而笔记本所登载某甲、某乙等一干嫌犯，某日到哪里喝酒、嫖妓等等事项也都是事实。
这群浪荡少年，虽然极力否认犯案，但由于平日素行不良，官府认为一定是推托之辞，不予采信，不但一口咬定他们就是当天做案的盗贼，连家长们也哑口无言，认为应该就是这些不肖子弟所干的好事。
经过一阵严刑逼供后，这群纨绔子弟个个惨不忍睹，最后纷纷承认做案。不过，所盗财物到底藏在何处，竟然供词不一，这让官府有些困惑，再经多日审讯，强力逼供后，少年们终于说是埋在郊外某处。
经过挖掘，果然在该地取出赃物。由于罪证确凿，全案至此，可算告一段落，少年们当然是相顾痛哭失声，大喊：“天灭我也！”
不过，整个办案过程，一位协办官员却产生疑问，只是理不出问题出在哪里。经过他仔细推敲，却发现官府中的一位马夫，审理别的案子从未出现，审这个案子时，却每审必到，而且神色有些不自然。
于是，他就将这名马夫召来问话。这名马夫起先并不肯透露实情，经过他一番技巧性的威胁利诱后，才突破心防，说出自己被真正盗贼收买的经过。原来，那群盗贼要他将本案官员与少年之间的问答，向他们报告，并且在得知少年瞎说赃物埋藏地点后，迅速将一小部分赃物埋在该地，以顺利嫁祸。
最后，马夫也供出他与这群窃贼的连络地点，这位官员随即将他们逮获归案，洗刷了这群浪荡少年的不白之冤。
经过调查，所有人万万也没想到，整个事件竟然是一群盗贼精心策划的“杰作”。从平日偷偷登载少年行踪，到故意遗失笔记本以便嫁祸，到收买马夫，熟知供词、审判过程等等，无一不是步步高明的脱罪棋局。
还好，有一位明察秋毫、法眼明亮的官员，否则，这群浪荡少年，岂不成了百口莫辩的无辜羔羊？
以这群盗贼来说，厉害的地方，不在于成功的偷到东西，而在于精密的嫁祸安排，尽管百密一疏，仍不能否认他们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这正是犯罪没什么，脱罪才厉害的最佳写照。
先做好撤退计划，再进行攻击，确保万无一失，进退自如，即使是最高明的沙场战将，恐怕也不过如此。
引申到正面的人生来看，创业成功固然很重要，但如何经营顺利，稳当获利，才是重点。学生读书、考上学校很重要，但如何获得知识、发挥所长更重要。买到中意的房子很重要，但如何确保安全更重要。男婚女嫁很重要，但如何维持婚姻长久和谐更重要。
总之，一个成功的拳击手，必先培养经得起挨打的能力，攻击时才更有后盾；起起伏伏的人生战役，得先有稳当的后路考量与安排，才不容易在挫折时一蹶不振！不是吗？
放眼长远，获得机遇
知迂直之计者胜。我们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倘能做到“权轻重”、“计迂直”，认识矛盾，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步步紧扣目标，运用你狐狸般狡猾的脑袋，调用你聪明的才智，变迂曲为近直，就一定可以走向成功。
能不能做到放眼长远，预见未来，对于一个要想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明者远见未萌”。高明的人远见卓识，知迂直之计，善于变化万端，捕捉机遇。
《孙子·军争篇》说：“军急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这就是说，“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而“天下之至难”中又以“知迂直之计”为最难。如果把这里的“争利”理解为“争机遇”的话，能把握谋划迂直关系的人就能获取机遇。所谓知迂直之计，就是要懂得以迂为直的办法，这个计谋表面上看走了迂回曲折的道路，实际上是为获得机遇、更为直接更为有效更为迅速地取得成功创造条件。
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谈《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时，旁征博引，曾把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我们党施行的第一个迂直之计。他认为开始是由于“领导人犯了错误，这不是好事”，但“推选了新的领导人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第二个迂直之计是西安事变，“把******杀了是眼前利益，放了，牺牲眼前利益却得到抗日的胜利”。第三个迂直之计是放弃延安。“看起来失去了一些城市，但从长远来看，获得了全国的解放”。他最后认为：“中国的调整方针，从大局从长远利益来看，也是迂直之计。”
我们认为曲中见直、直中见曲，是放眼长远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曲中见直、直中见曲？列宁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乎于一串圆圈，近乎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迂直相间，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分析要深刻，需要观察，在长期的观察后，“吹糠见米”，伺机而动。
企业管理中，充满着曲中有直、直中有曲的事。在经营实践中，古代商贾、现代企业家创造了不少运用迂直之计的好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已结晶为经营谚语、格言在经营界流传着，如“为了明年多得利，宁愿今年少受益”，对新产品实行“扶上马，送一程，服务到家门”，“三分利吃利，七分利吃本”等等。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前总裁费尔，是位眼光长远的企业家。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得贝尔电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规模、成长最快的民营企业。费尔在担任该公司总裁的20年内，成功地作出了四项关系到贝尔公司生存与发展，并使它能在种种风险中飞速成长的正确决策。这四项决策是：一，提出所谓“贝尔公司以服务为目的”的口号；二，实行所谓“公众管制”；三，建立贝尔研究所；四，开创一个大众资金市场。费尔的这四项决策，都不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对症良药”，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创造性大决策。这些决策同当时“众所周知”的看法大相径庭，引起了人们极大议论，费尔本人甚至遭到贝尔公司董事会的解聘。然而，若干年后，费尔的四项大决策，实际上正好对付贝尔公司遭到的特殊困难，使贝尔公司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时，能否向顾客提供最佳服务成了企业能否继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费尔提出的“以服务为目的”的口号，以及为此制定的提高服务质量，衡量服务程度的措施，使贝尔公司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当时，美国发出了将电话收归国营的警报，费尔提出的公众管制，力求确保公司利益，使贝尔公司得以继续生存。当时，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电讯事业获得了大发展。费尔建立的贝尔研究所最先发展的通讯技术成了种种科学技术新发展的先导。当时，资金市场从20年代的投机市场转向所谓“莎莉妈妈”的中产阶层的主妇市场，费尔设计的大众资金市场正投合了“莎莉妈妈”的意愿：担不起风险，有保证的股息，享有资产增值，可免于通货膨胀的成胁，从而保证了贝尔公司在近50年来享有充裕的资金来源。
费尔的大决策，曲中见直，一言以蔽之，谋求机遇于未来。所以说，有时直线并不是最近距离，因为世界不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