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辞世十年祭
舒乙
对人对事从不虚假掩饰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次，我正在她的书屋兼卧室和她聊天，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姓张，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省，是少数民族。据这对夫妇介绍，小女孩会画画，擅画小鸡，得过不少奖，有一份获奖清单，在报刊上有过许多报道，并说现在许多孩子都嫉妒她。冰心老人听到这儿立刻不高兴了，她指着站在书桌跟前的小女孩说：“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旁叫人用的电按钮，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哎呀，多么天真可爱的小人儿！会画画，一定很招别人爱的，可是，却遭嫉妒，那都是父母坑的！”她提起笔来，给小女孩写了几个字“愿你像一棵小野花，在大自然里成长”。她劝这对夫妇马上停止这种展览式的周游，赶快回家去。父母到处吹捧一定会导致别人的嫉妒，这是父母的过失。她还说，其实许多人是不懂得怎样做父母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酿了很久，1987年写下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纷纷寄到冰心先生家中，持续半年之久，反应之热远胜过当年的《寄小读者》。老人认真地读了每一封，有老师们的，有孩子们的，有家长们的。她郑重地保留了这些信，最后整整装了一大麻袋，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冰心老人八十岁以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她阅读的范围极广，知道几乎所有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
1989年8月25日，老舍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她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吓得陪护她的人推起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扶上汽车，还在哭，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她解释说：“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冰心先生非常坦率地评价她的上代、同代和下代作家同行们，毫不隐讳，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还有很反感的。她让孩子们叫伯伯的有两位：舒伯伯（老舍）、罗伯伯（罗常培），叫舅舅和叔叔的有三位，李叔叔（巴金）、饼干舅舅（萧乾）和赵叔叔（赵朴初）。
“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几不怕”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做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如孟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这是冰心先生晚年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评价，这种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是极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一再重复，而且公开地讲。她说她的作品现在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如前所述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越写越短，短到甚至一篇文章只有一百多字。
冰心先生说她早年文字有的许多修辞是自己发明的，在别人看来很新颖，或许很难懂，甚至有些奥秘，句子一般比较长。她说现在写东西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了即可，平铺直叙，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冰心先生眼睛很好，多小的字都能看，而且看得仔细。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她由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认真读了一遍。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蓝或有小碎花，着布鞋。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即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脚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度不减，一副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我于90年代初在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找到了冰心先生早年的旧居（原14号），这是她少女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此成名，先后住了十六年。我带了个电视小分队去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录像给冰心先生看。冰心先生大为高兴，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家在哪里？》，说她一生住过许许多多地方，能在高龄时进入她的梦乡的偏偏是这座院子，可见这才是她的“家”。
内心刚毅，一点也不“淑女”
实际上，冰心先生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她外表很慈祥，很温柔，从不说什么过于严厉的话，而且爱说爱笑，生性活泼，高兴起来像个“人来疯”，很容易接近，很容易让别人敞开心扉，但她内心是很刚毅的，倒像个男的，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妆，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妆，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妆，是干活能手。
冰心先生在福建的时间很短，但她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心中常常惦记着福建乡亲们的安康，哪遭灾，哪发水，都马上要捐钱捐物。我有一次去看她，发现家里只有她和女婿陈恕的大姐陈玙两人。见我来了，立刻吩咐大姐快出去，问干什么，说福建发大水，恰好刚收了一笔稿费，请大姐赶快上邮局寄去救灾。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遭遇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类似阵亡通知书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但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家门口，便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想写一部“大作品”
1993年冰心先生对我说要写一部“大作品”，她说要纪念甲午之战一百年。她估计大概只有她能写，只有她知道那么多真实细节。她桌上有大本的海军参考书，还专门请海军军官到家里来，搞调查。她爱海军，爱看海军行礼，爱看描写海的书，过去上过一切带“海”字的军舰。她还知道许多海军将领的事情，背得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在的舰艇名字。最经常提到的是萨镇冰将军——中国近代海军统帅。她父亲谢葆璋先生当过他的副手，知道萨氏非常多的事情。她写过一篇小的《记萨镇冰先生》的文章，后来一直想写一部大的详传，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也未如愿，这是她的另一个遗憾。她还经常提到张伯龄和黎元洪的名字，这二位都是谢葆璋先生在天津水师学堂一起学习的同班同学，后来二位在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由1991年准备起到1993年动笔写甲午之战，前前后后写了半年的样子。多次起头，多次大哭，多次搁笔。我有两次看见她眼睛红红的，问大姐怎么回事，悄悄回答说，昨天大哭过，今天又哭过。为什么？冰心先生只回答几个字：恨死了！气死了！她是说她恨死日本军国主义，恨死日本侵略者，想起来就生气。后来冰心先生身体不适，频频住院，作品就此搁置，只留下了很少的草稿片断。
冰心先生由父亲、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刚毅性格，使她一生挺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也创造了几个“第一”。早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她是第一个走上文坛的女大学生，那时她刚好十八岁，正读大学一年级，接着她发表了新诗集《繁星》、《春水》。在燕京女校，周作人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繁星》、《超人》，他的学生，一位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周先生不知道她就是冰心，她在学校也从不用冰心的名字。由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教书，当讲师，是“小字辈”，她的同事全是她的老师，她被称为“婴儿”。开教授会的时候，她总坐在门口，但学生们喜欢她，她的年龄和他们相仿。冰心先生教广东、福建来的南方学生说北京话，她小时候和保姆们学的北方绕口令此时派上了用场。1945年以后跟吴文藻先生到日本去，是日本东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讲古典的反战诗歌。
笔名含意“冷若冰霜”
女孩子到了恋爱年龄也是人生一大关口，尤其像冰心这种成名很早的女孩，走到哪儿都被崇拜，被包围，她收到的情书多得不得了，她看都不看就交给母亲，但是有一条，就是绝不让对方下不来台。她弟弟的育英学校男同学曾对弟弟说，你姐姐真是颜如桃李，冷若冰霜。“冰心”这个笔名，表面看是出自“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典故，含意也很不错，但冰心说，恰是那个“冷若冰霜”的意思。
冰心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
“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的。冰心气得不行，去找******总理评理。她说：“如果吴文藻是一百分的****，我起码是五十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代表们一个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赔礼道歉。
到了“****”，又是被抄家、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和谢冰心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
改革开放之后，冰心先生在停笔十年之后恢复了创作，她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在这个阶段里她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曾有几次大的删改让她火冒三丈，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比较重要的几次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篇纪念邓颖超同志的文章中那句巴金的话，还有在《我请求》中要删掉一句关于战后日本每年的教育费是多少的话，还有《〈****中的孩子〉序》中要删掉引用自孟德斯鸠的一句话等等。遇到这些砍删，冰心是要较真的，她要讨个说法。
1995年以后，冰心开始频频住院，身上不是这痛就是那痛，但是她依然很乐观，总开玩笑，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说是没有牙的“无齿之徒”。总做好梦，一会梦见玉瓶，一会梦见小翠鸟，一会梦见抓小偷，用英文大叫“警察”，把这些通通写信告诉巴金先生，害得巴金先生羡慕之至。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当着大姐的面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屉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屉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
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瑕，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在雕像左后方的石头外面一侧刻着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石块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
一生的朋友
冰心老人毕竟是个世纪老人、百岁老人，见多识广，走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多，能够处乱不惊，能够洞察入微，能够包容万变。走到她身旁，立刻会被她的精神状态和看问题的角度所感染，立刻有一种安详的异样感觉，奇妙之极。
别看她很年迈，甚至走不动路，但她一点也不老。你一进门，她会马上说：“想你啦！”马上让人拿东西来吃，比如煮白薯，比如冰激凌，这都是她爱吃的东西。还有薄荷糖，一种很辣很凉很冲的进口薄荷糖，和她一起分享，然后就立刻聊天，进入她的回忆。
冰心先生和夏公是最要好的猫友，夏公曾借给她一部《猫苑》，共两册，线装，咸丰年间印制。夏公对各色猫咪的爱好次序是“黄、黑、花、白”，而冰心先生的顺序正好相反。夏公曾建议他和冰心先生两人发起一个“爱猫协会”，冰心先生说“不成，因为咱俩都属鼠”。夏公和冰心先生同岁，夏公比她小二十六天。有一回周总理说他本人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都属狗，并问冰心你属什么，冰心答：“属耗子。”总理大乐，为什么不说属鼠，答因为一想到鼠就想起了“小耗子上灯台”这句民谣。
冰心先生这只大白猫有许多故事，最爱照相，常常抢镜头，所以它和冰心先生在书桌前的合影最多，因为常带它到外面去散步，故不怕人。有一次忽然走失，急得冰心先生坐卧不宁，亲自写了一张寻猫启事贴在大门上。找回来后，冰心先生每天都撕干鱼片给大白猫吃，这是给它的“特供”，冰心先生说做这个动作对她自己有好处，可以活动手指练手劲。别的猫来做客，大白猫很不高兴，反感，躲在冰心先生腿下大叫，首先受不了的倒是冰心先生自己。吴青常常夸奖大白猫懂英文，知道“起立、坐下”这样的英文口令，冰心先生笑道：“只要你手里有好吃的，它什么话都懂！”冰心先生住院时，很想念大白猫，吴青抱它来过医院几次，它总是一头扎进冰心先生的被窝里不出来。冰心先生去世后，大白猫也跟着离世了。
冰心喜欢植物，喜欢花草，这和她是福建人有关系。福建的花非常多，她的父亲喜欢养桂花、兰花和荷花，冰心过生日，父亲总是要送她桂花，所以她对桂花情有独钟。到了北方，花少了很多，但冰心先生家中从不缺花，一年四季总不断，有水仙、君子兰、康乃馨、玫瑰、月季、百合等等。冰心先生曾约邓颖超大姐一同去花圃赏花。她的君子兰一年开两次，她说谁要说自己家的君子兰不开花，她就占便宜了，因为她的君子兰开花，故为君子。到过生日时，她家就成了花的海洋，每个角落里都有花。九十大寿时，挚友巴金先生特意托人送来九十朵红玫瑰。
冰心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是许地山先生和瞿世农先生把她“拉”进去的。她和许地山先生比较熟，在燕京女大，许地山先生是她的老师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曾一起编过杂志，以后又同船去美国留学。在船上她曾托许地山先生找一位同船的吴先生的弟弟，叫吴卓，结果找来的却是吴文藻先生，无意之中掀开了他们两人的交往乃至后来恋爱、婚姻的序幕。后来许地山先生和周俟松女士结为夫妻，婚姻消息是在燕京大学一位美国女教师的家里宣布的。那天全是说英文，轮到冰心先生致辞，她用中文致贺词，讲了船上那段趣闻，说那天和今天对彼此来说恰是一种“交换”和“补偿”。
冰心先生在燕京的学生里面，最喜欢焦菊隐和高兰。她那时刚二十六岁，而焦是大龄学生。她讲高年级的选修课欧洲戏剧史，照本宣科而已，故劝焦别听。有一次在教室里行脱帽礼，焦先生脱了帽子，里面还有一顶压发帽，冰心先生说：“您的帽子还没脱！”引起哄堂大笑。焦先生后来办中华戏校，有四个班——德、和、金、王，出了许多名角，王金璐、李玉茹等等。冰心先生爱听京戏，焦先生专门为冰心先生在吉祥剧场留一个包厢，她可以随时去听戏。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只是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背诵。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常和王瑶卿先生配戏。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新中国成立后，冰心、梅兰芳和周培源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在燕京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作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老师拿着鞭子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冰心先生的表兄刘放园到上海住在一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在院里要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后来表侄说：“表姑真不简单，梅博士当过您的‘红帽子’！”冰心说：“梅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丁玲先生的，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南京出狱后，被软禁在家中，很苦闷。冰心先生知道后，约她出来同游玄武湖，在船上说话方便些，有萧乾和李达同在。李达对丁玲说，不妨借机逃出来离开南京。后来，丁玲果然伺机潜入陕甘宁边区，到达延安，开始了新生活。
与吴文藻的一世情缘
冰心和吴文藻的情书曾经放在两个盒子里保存着，吴文藻印有专门的信纸。在美国留学时，吴文藻基本上一天一封信，同学们都知道冰心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每天写信的那位。抗战时，吴家离开北平时，两盒情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后来遗失了，下落成了一个谜。
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刘半农先生是无锡人，吴文藻先生是江阴人，为近邻，过去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故两人被朋友们戏称为“强盗”。吴、谢婚后，刘半农先生曾送来一枚图章给冰心先生，刻上“压寨夫人”四字。赛金花是冰心先生介绍给刘半农先生认识的，并由她带刘前往赛家，为的是写《赛金花传》。见面那天，赛金花还专门打扮修饰了一番，身旁有北京吧儿狗，不止一只。
冰心先生跟刘半农的弟弟刘天华学过弹琵琶，原来想学吹笙，但刘天华说她以前吐过血，学吹笙恐怕对身体不利，以学琵琶为好，故赠冰心先生一个小号的琵琶，因为冰心先生长得小巧。可惜，仅学了几次，天华先生就英年早逝。冰心先生说，刘半农先生要比刘天华先生幽默，爱说笑话。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结婚典礼是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先生。临湖轩这个名字是冰心先生起的，三个字是胡适先生书写的，刻在木匾上，用墨绿漆着色。“燕京大学”四字则是蔡元培先生所书，现今都应该是文物了。
在燕京大学，冰心先生住在燕南园60号，是司徒雷登先生专门为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夫妇盖的二层小洋房，设计得当，盖的质量也很好。吴谢一家由1929年一直住到1938年。1937年由欧洲旅行回来住了不多的日子，就爆发了“七七事变”，1938年由沦陷的北平逃出，经上海、越南等地到了云南。
结婚典礼当日，冰心脱下礼服之后，穿上普通衣服，坐上司徒雷登先生派的小汽车，被送往西郊的大觉寺。燕南园60号当时还未完全装修好，要等一些日子才能入住。那是个星期六，派了一名工友给二位新人做饭，星期一还要赶回来上课。汽车后面按美国习惯挂满了破鞋，取祝福之意。小汽车引来许多附近的居民在庙外观看，问是干什么的，答是送新娘子的。“在哪儿？”“在那儿！”用手一指，只见一名年轻妇女坐在庙门的门槛上，正在啃黄瓜。冰心爱吃生黄瓜，庙门口有卖，便买来，坐在门槛上当场吃起来。村民大惑不解，连说：“不像！不像！”
这就是冰心先生，一位朴实无华的、相当特别的，但又完全真实的冰心先生。
（选自《上海文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