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志
当悲痛渐渐过去，准备静下心来写一篇纪念牧惠先生的文字时，自己竟然几次“失语”。好像老舍先生在其名篇《忆北京》中说过：设若让我写伦敦、巴黎，可以洋洋万言、一泻千里；可是如果让我写北京，真的不知如何说起。这就好比一个人之于自己的母亲，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敬爱与感激之情的。那样一种深沉的感情甚至不能说出，因为一旦诉诸语言，便无异于亵渎了。我此刻的心情，正类似于此。所以几次提笔，都不知从何说起；构思了多种开头，都觉得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受。
一
2004年6月8日，一个连日艳阳高照忽然晴转多云的普通日子；北京，郁金香花园温泉度假村，一个让人不禁想到风车之国的美好所在……
一切都是那样平静，一切都与往日别无二致。然而傍晚时分，风沙骤起，冷雨阵阵，就在这个让人充满浪漫想象的温馨所在，就在这个距离京城不过数十里的地方，传出牧惠先生猝然离世的噩耗。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仿佛遭到电击一样，被定格在那里，久久缓不过神来。一个曾经那样充满活力的健硕老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一个几天前还微笑着说要写到八十岁的当代杂文大师，怎么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呢？
连日来，我的大脑长久处于空白之中。看着家中牧惠先生赠送的几十本著作，想着先生生前对我的殷殷教诲，我的泪水一遍又一遍流下来……
从6月9日起，始终处在不停的“说话”之中。作为牧惠先生的晚辈和同事，特别是作为多年蒙受先生提携的弟子，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像儿子一样向牧惠先生的生前友好报丧。电话不停地响着。每一个获悉噩耗的朋友无不唏嘘不已。86岁的何满子先生扼腕长叹：牧惠老弟小我10岁，他怎么先走了呢！71岁的邵燕祥先生主动打来电话，仔细询问牧惠临终前的每个细节。好友鄢烈山从广州来电，始终用疑问的口气向我求证：这是真的吗？差不多每一个朋友都在询问牧惠先生临终前的情况，都想知道最后时刻他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带着朋友们的愿望，我采访了牧惠先生临终前的身边工作人员。
6月8日上午，求是杂志社离退休干部办公室离休支部组织老同志赴北京市朝阳区郁金香花园温泉度假村参观学习。上午9点，租用的首汽大客车从沙滩北街二号求是大院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
或许是受上午晴好天气的影响吧，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同志们的精神都很饱满。牧惠先生像往常一样，和相处得一直很好的老干办的同志们开着玩笑。大家也频频举杯，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大概中午1点半左右，大家吃完午饭，回房休息。牧惠先生来前曾特意吩咐单独要一间房，准备赶写几篇稿子。这会儿，他再次调侃地对老干办的女保健医生小任说：中午可不要骚扰我哟，我还要赶稿子呢。
下午原本有一个参观蝴蝶展的自由活动。想到牧惠先生有过吩咐，要赶稿子，大家就没有打扰他。4点半左右，看展览的老同志陆续回来，三三两两地在凉亭和鱼池边散步。不见牧惠先生的身影，大家有些不踏实：写稿写到这会儿，也该歇歇了，这老头儿怎么还闷在屋里？
任珍奇、骆凤两位同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往先生房间打电话。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人接。大家更不踏实了，马上找到服务员打开先生的房间。
眼前的一幕让跑在前面的服务员和医生小任都惊呆了：牧惠先生头朝东俯卧在浴池里，身上没有穿衣服，右侧脸颊有明显磕青的痕迹！小任不顾一切地跳进浴池，一遍一遍地嘶喊：“林老，你这是干什么？你可别吓唬我们呀！”她吃力地拉出先生的手，然而手腕已没有脉搏；她又把手放到先生的颈总动脉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再把手伸到先生的口鼻边，先生已然没有任何气息，停止了心跳！透过泪眼，小任看到先生的遗体上已出现尸斑。医学常识告诉她：先生走了已有几个时辰了！
此刻时钟正好指向2004年6月8日下午5时35分！
先生的书桌上，摊开着刚刚写完的两篇草稿，一篇写杨志，一篇写白胜。显然，他是在完成两篇草稿后，准备泡温泉，好好放松休息一下。谁承想：这竟成为他的绝笔！
桌边上，放着用于写作水浒人物的几本参考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汇评本》，一本是杨柳的《水浒人物论》，还有一本梦超文、张光宇画《水泊梁山英雄谱》。
半个月前，牧惠先生刚刚作了平生第一次欧陆游。他满怀兴奋，也满怀疲惫回到家，就看到一大堆约稿信，特别是一位不知名的上海画家请求为其水浒人物画配文的信。先生略作犹豫，竟然答应了。
一直以来，牧惠先生是以精神乐观，身体健康著称于杂文圈儿的。虽已是76岁高龄，但他每天爬景山，每周游泳，一下水就是800米！他的心脑血管都很健康，四月份单位为老同志休检，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疾病。家人为他准备的救心丸、硝酸甘油片之类，他从不带在身上。他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对生命的真谛参悟得太透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自信和透彻害了他！
朋友们都说，他是累死的！20多年来，他夙兴夜寐，笔耕不辍，始终处在无穷无尽的稿约之中，始终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不仅我们这些同事和晚辈知道他是以怎样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写作的；就是普通读者，也不难从他的极度高产中窥见到他是如何工作的。都说人生70古来稀，而牧惠先生在70岁以后却以每周至少两篇，每年至少两本书的速度耕耘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一生钟爱的《水浒传》写文章！这种超高的“转数”，即便是中青年作者，恐怕也难以承受，何况先生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
先生生前，我经常与他一同出差、一同参加社会活动。往往早上醒来，总是见到一个微驼的脊背伏在宾馆狭小的书桌上奋笔疾书。而那时的时间，常常不到5点钟。
也许我们不该为他难过，因为他活，是活在文章里；死，同样死在文章里。生其所生，死其所死，应该死而无憾了。
然而为什么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为什么从白天到夜晚，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先生略微驼背、亲切而倔犟的身影？
二
在不少杂文界的朋友看来，牧惠与我，是一对师徒。一来我们供职于同一个单位，都热衷于杂文写作，都与杂文界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二来我们经常“成双入对”，不论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出席某个饭局，常常一唱一和，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尽管牧惠先生多次否认这种师徒关系，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恩师。在我学习杂文写作的过程中，不论是从价值立场的确定上，还是从具体方法技巧的选择上，牧惠先生都名副其实地起到了榜样和导师的作用。
说来惭愧，起初我并不知道牧惠就是林文山，当然更不知道牧惠就在身边。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求是》杂志的前身《红旗》杂志社工作。经过几年的痛苦摸索，直到1987年从湖南永州支教回到北京，才真正开始对杂文写作发生浓厚兴趣。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鲁迅以外的杂文创作。严秀、牧惠、何满子、邵燕祥、舒展、冯英子、陈四益、王春瑜等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我以这些前辈为榜样，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悉心揣摩他们的创作思路，刻意模仿他们的遣词造句。在这个过程中，牧惠先生的文章以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以史鉴今的春秋笔法，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样一种富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指向，那样一种以深厚学养为依托的学者化的创作方式，那样一种语含讥讽、寓庄于谐、嬉笑怒骂、举重若轻的从容姿态，都实实在在地让我着迷。
直到有一天，我拿着当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篇叫做《“给”的民主》的文章大表钦佩时，才有人对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这篇东西，干吗不直接跟老林说。“老林？可这篇文章是牧惠写的呀？”我满脸疑惑地问。那人听后哈哈大笑：“亏你还喜欢杂文，牧惠就是林文山哪！”
原来如此！那个不显山、不露水，整天驼着脊背，一笑就像孩子似的露出槽牙，一进门就俯下身写作的不起眼儿老头，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杂文家牧惠！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我兴奋异常、感动莫名。既为有眼不识泰山而惭愧，更为榜样就在身边而高兴。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拿着两篇习作，战战兢兢地敲响了先生从不关闭的门。一篇是《话说“名誉××”》，一篇是《开卷未必都有益》。先生接过我的习作，大体溜了一眼，说文章先放下，我要静下心来慢慢看，咱们先聊聊。他很有兴致地询问我的学习经历，是哪里人，写过什么东西，为什么喜欢杂文，眼下在看什么书等问题。我知道先生的时间很宝贵，尽量把话说得简短。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别像论文答辩似的，咱们敞开随便聊聊。先生这样一说，我一下子没了负担，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不仅一一回答先生的提问，还对当时不少热门话题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很少插话，只是间或点一下头，或者“嗯”一声，鼓励我说下去。不知不觉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直到快吃午饭，我才恋恋不舍地告辞。临走还不忘问一句：“我以后可以常来吗？”先生又是朗然一笑：“想来就来，我这里又不是公安局！”
两天以后，先生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铁志，大作看完了，有时间过来一下。”我马上跑到先生的办公室听候指教。先生开门见山，毫无客套。说了三条意见：第一，你有杂文写作基础，只要坚持，一定会成功，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第二，《话说“名誉××”》这篇写得不错，略加修改再给我，我给你推荐出去；第三，《开卷未必都有益》这篇还不成熟，好好改改，改好以后再说。接着，他具体谈了对这篇习作的看法：立意好，但论证理由不充分，逻辑上不严密，语言过于书生气。如果要改，可以考虑从结构上入手，既要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又要学会在“深刻的片面中把握全面”，在“攻及一点的同时顾及其余”谈话很快结束了，先生痛快地说：“怎么样？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回去抓紧改吧！”说完，就不再理我，埋头接着干自己的事了。这种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以诚相见的为人做派，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两篇文章修改后，经牧惠先生推荐，一篇发表在《随笔》杂志上，一篇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上。虽然此前我已开始尝试向报刊投稿，并且发表过几篇不成样子的文章，但真正的杂文写作，应该是从此开始的。毫无疑问，是牧惠先生手把手地把我引上了杂文写作的道路。
1996年我开始着手选编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请求牧惠先生作序。先生几次推辞，但耐不过我的执意坚持，最后勉强答应了。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同铁志曾经同在一个‘衙门’里工作，但并不在同一个部室。1988年我离休，前脚走，他后脚才调到我原先工作的那个部，在杂志的编辑工作上可以说毫无联系。只是因为我虽离休，却常同年轻人有些来往，加上铁志从这时起主持杂志的杂文栏目，业余也投入杂文创作，于是比其他人又密切些。我们或当面，或通过电话，交流彼此的一些想法，包括对某些杂文家和某篇杂文的看法，互相酝酿某篇杂文的内容乃至提供一句话、一个资料（我的《歪批水浒》就是在铁志等几位的鼓动下写出来的）。后来又合作编《杂文大观》。在这当中，我颇同意周围一些人对铁志的评价……”看得出来，先生是有意在用一种平淡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口吻述说他对我的影响和帮助。他从来是以这种态度对待他所帮助和关心过的人和事。我虽然不曾提着火腿，带着束脩，向牧惠先生正式拜师，但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我的思想感情深处，都早已把牧惠先生引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无数个过去的日子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先生是以怎样的热情和各种经意或不经意的方式给予我多少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说我今天在杂文写作方面有了一些小小的体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先生引我入门径，带我进厅堂，使我开始领略杂文密林深处无尽的风景。
是的，正如先生所说，他前脚走，我后脚到，此前在一个单位共事六年，竟然没说过几句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感情。但在我开始习作杂文以后，特别是1988年开始负责杂志的杂文编辑工作以后，先生却像对待老朋友、老部下那样，毫无保留地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接管杂文编辑工作后，首先拿到的第一份珍贵“礼物”，就是先生给我的杂文作家通讯录。我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交往浓缩的一份宝藏，上面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杂文界老中青所有杂文家的联系方式，既有严修、黄裳、何满子、冯英子、刘征、邵燕祥、舒展、黄秋耘等前辈杂文家，也有陈四盖、王春瑜、王得后、陈泽群、瓜田、符号等中年杂文家，还有以鄢烈山、朱建国、叶延滨、司徒伟智等为代农的青年杂文家。此外方成、丁聪、华君武、韩羽、黄永厚等著名画家的通讯方式也在其中。这份珍贵的通讯录，仿佛深山探宝必不可少的联络图，使我省去了多少摸索之苦！我之所以能够较快与杂文界前辈迅速建立联系，完全得益于先生的指导和引见；之所以能在主持杂文栏目初期就编发一批有影响的名家作品，完全受惠于先生的扶持。我不好意思用“无私”一类的字眼儿来称赞先生，因为他压根儿不会想到无私与否。他是在近乎本能地为杂文事业做好事，为年轻人搭桥铺路。他不愿为人师表，甚至讨厌好为人师的人，而他自己却无时不在做着伯乐的事情，甘当一块平凡的铺路石子。
上个世纪90年代，牧惠先生与张华、蓝翎、姚春树等先生选编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中国杂文大观》一至四卷。先生命我做他的选编助手，具体承担其中的第四卷，即新时期卷的选编工作。我很清楚，以自己的学养见识和对新时期杂文创作的了解程度，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是先生想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锻炼我、帮助我，使我在梳理杂文前辈和同仁的创作中学习、提高。后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牧惠先生又带着我与蓝翎先生一起选编《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与上次不同的是，先生明确告诉我：你已有选编工作经验，对情况也比较熟悉了，这次就在上次选编的基础上，把蓝翎先生选编的第三卷和我们选编的第四卷结合起来，由你主要负责再编一个新版本。我对先生的信任当然心存感激，同时也十分清楚，先生是想让我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把中国现当代杂文从“五四”到新时期全面“过”一遍，为将来的杂文创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再后来，我受孙郁先生的委托，独立承担了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年度最佳杂文选编工作，一干就是5年。对于这个最早的选本，现在说法不一、评价各异，但我可以比较坦然地对读者说，我是怀着真诚的感情和虔诚的态度去做这项工作的。而在这项由我承担的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得到牧惠先生的悉心指点和具体帮助。一些我拿不准的作者和作品，都去请教先生。至于选编过程中随时随地地当面请教或电话叨扰，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不想拉旗作皮、谬托知己。但实事求是地讲，没有牧惠先生长期以来的指点帮助，我不可能走上杂文创作的道路，也不可能选编出一本又一本风格各异、作用不同的杂文选本。毫不夸张地讲，我的努力中寄予了先生的希望，我的小小的成绩中包含了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三
牧惠先生走了，走得那样悄无声息，那样不动声色，一如他低调的人生。
6月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哀乐低回，气氛凝重。
求是杂志社以及首都文学艺术界300余人向著名杂文家牧惠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灵堂里悬挂着牧惠先生的遗像，两侧摆满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和挽联，先生的遗体摆放在鲜花翠柏当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告别仪式开始。《求是》杂志总编辑李宝善同志首先代表编委会和全社同志向牧惠先生三鞠躬。接着，各界人士依次步入告别厅。李锐老步履蹒跚地来了，邵燕祥、陈四益、朱正、王得后、王春瑜、蓝英年、王曾瑜、符号等老友满含悲痛地来了，瓜田、孙郁、丁东、张心阳、朱健国、潘洪其、焦国标、杨庆春、赵牧、赵敏、张金岭等中青年学者、杂文家来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同志来了，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准同志来了，天津、济南、太原、深圳、石家庄等地媒体的朋友来了，仰慕牧惠先生人品文章的普通读者来了，而许多无法当面告别的朋友通过电话、电邮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在凯迪网上，悼念的帖子贴得满满当当，达数千个之多……
一个普通杂文家的猝然逝世，为什么引来如此关注？如此轰动？每一个步入灵堂的人都在思索。
“下马讨腐上马杀贼一生总蒙群小切齿，有心回天无心保命此日当为斯民痛哭。”黄一龙先生如是说。
“赤子童真满怀正气丹心在，铁笔如椽荡尽俗尘思遗文。”黄永厚先生这样讲。
“人间护良知应多几位，世上说真话又少一人。”符号先生由衷感叹。
“逝者已无言，留铮铮铁骨存道义；中国仍有声，看浩浩正气皆文章。”三峡晚报张勇不信牧惠之后杂文乏人。
“曾经浴血，浴血红旗，几许风雷惊华表；受尽歪批，歪批水浒，一枝直笔傲春秋。”广西后学徐强如此评价……
他的多思与勤奋，正直与善良，深沉与厚重，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众多文友和广大读者的尊敬与爱戴。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借用这样的诗句评价牧惠先生，一点也不过分。他虽然离开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杂文事业，离开了热爱他的广大读者，但他刚直不阿的优秀品格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笔力雄健、振聋发聩的600万字杂文永远活在读者心里。
这几天我常常想，有的人以传宗接代的方式让家族延续；有的人以不朽的功业彪炳青史；有的人以不灭的精神昭示后人。而文史公所谓“三不朽”，牧惠先生差不多都占全了。他笔耕一生，著作等身，可谓“立言”；他爱憎分明，激浊扬清，可谓“立德”；他提携后学，奖掖新人，可谓“立功”。他生前就作出承诺，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协和医科大学，死后让每个器官都成为莘莘学子攀上医学高峰的垫脚石。
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
每年的3月11日，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都要为牧惠先生祝寿，转眼已坚持了6年。每年的这一天，大家都像过节一样，张罗着订餐、订蛋糕。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吧，今年聚会前夜，我忽然想到把家中大小两架相机都拿出来，一下子准备四五个胶卷。
没想到，这竟成为最后一次为先生拍照。
先生曾说过，写得太累了，写到80岁就不写了。从欧洲回来，他再次表达了这个意思。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他真的如是想，读者也很难让他放下手中的笔。5月31日回家当日，堆成小山的报刊、信件，顷刻让他忘记了调整时差。而上海画家马骥寄来的110幅水浒人物画，使他不得不再次提笔为之配文。
我们准备着为他80大寿好好庆贺一下，然而这一天不会再来了，那个我们所爱的老头真的走了。
从今以后的每年3月11日，我们还会像往年一样聚会。只是要把祝寿变为追思，在先生常坐的那个位置摆上一副碗筷……
活在人心便永生。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则，也是我们对牧惠先生最好的纪念。
（选自《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