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父亲孙犁
孙晓玲
“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妆。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
父亲这首旧体诗《题亡人遗照》（即《悼内子》），写于1970年10月26日下午，距我母亲去世仅半年时间，充满赞美的怀念，寄托了父亲飞鸿失伴后的不尽哀思。
母亲叫王小立，这个名字还是进城后父亲为她起的。她是与父亲同县的一个普通而又有着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21岁时嫁给了正在保定读书的父亲，61岁时悲惨地逝于血雨腥风的“****”之中。印象中的母亲，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十来段儿，像什么“有爹有娘仙桃果，没爹没娘风落梨”、“有享不了的福，没受不了的罪”、“腰里揣着一文钱你想花十文棍，给你个老母猪也不够你胡打混”等等。可以说我的启蒙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些带有“警世性”的“土语村言”中获得的。
我们几个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就极其严肃地教育过我们：“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责任，你娘把你们拉扯大可不容易，你们都要记着！”
父亲语重心长的话字字千钧。我们都知道，自从大哥普不幸夭亡后，四个孩子无论哪个头疼脑热，母亲都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农屋土炕上伴着用棉花捻儿自制的小油灯，走来走去地彻夜不眠，直到捂出汗、退了烧，才会放下紧绷的心。母亲就是靠着这种执著、这种坚忍、这种无私的爱，在战乱离别中，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抚育大了我们，令我们终生感恩，春晖难忘。
在父亲的《荷花淀》、《嘱咐》、《丈夫》中，我都看到了极其熟悉的举止身影。其中有些对话，仿佛“原封不动”就是母亲讲的。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没有我母亲这么善良质朴、柔婉多情和心灵美的妻子，也许就不会有《荷花淀》；如果没有我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和倾力支持，父亲就不可能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使着劣质的笔，蘸着自制的墨水，在粗糙的草纸上，饱含激情、行云流水般地写出那些优美文字，就不可能连草稿也不打，自然而然“就那么写出来”的诗样文章。父亲的文字中，固然有对人民战争的颂扬，固然有自身情操的内涵，固然有对冀中英雄妇女五体投地的敬佩，可一定也有对遥遥相盼千里之外妻子的思念，有对妻子绵绵的爱。
1942年中秋夜晚，父亲在山地阜平一挥而就写下了短篇小说《丈夫》，载于12月份的《晋察冀日报》。解放后，父亲曾亲口对韩映山说过，此文是以妻为“模特”的。1942年，这个短篇获晋察冀边区文联鲁迅文艺第一季的季奖，那正是抗战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冀中地区血与火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也是父亲的作品第一次获奖。作为一名“抗战文艺老战士”，这次获奖对父亲而言，印象很深刻。
1970年4月15日，母亲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开了她挚爱的亲人，这给历经屈辱劫难的父亲，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办完丧事的父亲，独自一人躺在被谪居的佟楼新闻里十四排小南屋的铁床上，呆呆地望着低矮的屋顶，望着墙上那带着铁棍儿的小窗，卧蚕眉紧锁，丹凤目念悲。他的嘴倔强地紧闭着一言不发。往事历历，在脑海中闪现，妻关切的话语又响在耳边……就在这张单人铁床上，因白日遭受当众“坐飞机”被揪斗的奇耻大辱，是夜他鼓起勇气愤然触电自杀但被灯口弹了回来。事后他告诉妻，妻哆嗦着嘴唇满眼是泪：“咱不能死，咱还要活着看这世界呢！”“这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来看高低！”是母亲的劝说、激励，帮助父亲活了下来。
就在这与两个年轻的疯子为邻的平房小屋，父亲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父亲偶然回家取几件衣物、吃顿饭，就又得回去接受隔离审查，做那斯文扫地的“卫生”，写那写不出一行半句的“检讨”，交代那交代不出来的“****”罪行，看那“触及灵魂”的“革命行动”升级。但他们的两颗心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牵挂。只要父亲一进小屋，母亲马上就到对面砖搭的小厨房内，在煤球炉子上做碗挂面汤，端给满面霜侵的父亲。父亲暖暖肚肠对知冷知热的妻小声讲几句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为老干部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是要把国家搞成什么？”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深担忧。别看父亲体质瘦弱，可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铜枝铁干无媚骨，不管形势多么复杂、多么混乱，他头脑清醒不盲从，更不做违背良心、良知的事情。所以母亲常说：“你这个人好拉横车。”意即不大随大流儿。在冰连地结的寒气“包围”中，在随处可见的鄙夷白眼“扫射”下，患难与共、情德交融的夫妻情，温暖着两颗沧桑多难的心。那时，我大姐、二姐都已在父母的支持下，先后支援外地建设。哥哥因家中狭窄，也只好住在厂里。我和母亲睡在一张稍大的木床上，父亲偶尔回来就睡在靠小窗的铁床上。父亲心爱的书，连柜子一块儿被抄走了，剩余的几件家具搬来前也贱价处理了。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挤得几乎没有走道儿的地方。吃饭就在铁床上摆张小桌，切菜做饭也全在上面。
小南屋墙薄门陋，屋小炉大，里热外冷，母亲不幸又患了肺炎。我和哥哥用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央求了半天才住进去。记得父亲请了假，从郊区干校赶去看她。那是个白天，父亲穿得很旧，脸晒黑了，很瘦。脚上一双旧球鞋，看起来更像个农民。病房极大且嘈杂，挤着一圈儿十几个危重病人，父亲没地方坐，就一直贴着床边弯着腰和我母亲说话，宽慰着她。看得出，父亲一直强忍着酸楚，可母亲苍白憔悴的脸上漾起了笑容。
这次探视后，父亲在小南屋痛心疾首地对我说：“我都不愿看到她那痛苦的样子。”他一脸的凄然。他也曾在小南屋里伤感万分地对亲戚说：“她是一位多么贤惠的妻子呀！对我真是太好了！盛在碗里递在手里。这屋里的几件东西都是她操持置办的，我看见这些家具就难过，心里一阵阵翻个子……”可当着我们的面，父亲从不掉眼泪，怕我们难过。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个早晨，在医院里，父亲用胳膊使劲儿挡着我，不让号啕大哭的我冲向亡母，父亲知道我在病榻前服侍母亲好几年，怕我受刺激，怕我太伤心。父亲的爱护无处不在，即使细微之处也是那样感人。
1972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回了一趟老家。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父亲就让停车，轻声对我说：“下来吧，走着走！”
说着，父亲已弯腰走出车门，踏上他魂牵梦萦的黄土地，脚步匆匆，神思凝重。红荆阡陌、绿树矮房、井台鸡羊，虽无苇堤渔岸淀水荷塘，却也是一派田园风光。我们住在表哥家，中午，村支书来请父亲吃便饭，父亲去了，坐在农家小院低矮的木桌前，低头默默吃完了一碟饺子，没有回碗便起身告辞。第二天清晨，顺着一溜儿钻天杨，父亲在村头沉默地散步，思绪起伏、触景生情，又见桑梓故土地，不见灶旁起炊人。他忘不了妻“青春远离毫无怨言”，送夫上前线重担自己肩，叮嘱自己远走高飞早胜早还；他忘不了公认的“贤大嫂”，拉风箱添秫秸，为过往的八路军友人灶上煮杂面；他忘不了妻担惊受怕三更半夜挥锨铲土，埋下自己托战友骑马送回家的进步书刊；他忘不了在妻的娘家柜中，被搜出一张自己在育德中学的“学生照”，让老岳母挨了日本鬼子几枪托子差点出人命；他忘不了鬼子“扫荡”，妻携幼扶老气喘吁吁丢鞋甩袜奔跑逃难；他忘不了铁蹄压境，妻推机杼，手指变形，赶集换卖操劳一家老小吃穿……
第二天，父亲特意让我去黄城看看，那里是母亲的娘家，他觉得我应当了解母亲从小生活的环境。在那儿，我受到舅舅、舅母的热情款待。与聊城不同的感觉是，那里的土更黄，枣树更绿。
荆钗布裙善解人意的我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分量始终沉甸甸的，就像他宁肯喜欢在案上供奉一盆朴实无华的贞石，虽不名贵奇特，却悦目可人；宁肯欣赏窗台上一棵清静淡雅的白菜花，虽无冽郁的香气却耀眼光明。母亲的坚忍不拔、从一而终以及种种细微照顾，都刻骨铭心地令父亲终生不忘。
妻逝后5年，父亲数次在《书衣文录》上，记下对她的“不堪回首”之忆念。我母亲逝世后10年，父亲连续写了《报纸的故事》、《新年悬旧照》、《三马》、《亡人逸事》等具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实可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元旦、春节前后，在夜晚清风明月拂照下，父亲伏身南窗的写字台前，百感交加，回首往事再忆前尘，用他那炉火纯青之笔，写出了初建爱巢时少年夫妻的恩爱，写出了分别多、欢聚少、贫贱夫妻的艰辛，写出了“十年浩劫”患难夫妻的悲凉，写出了他心海中对发妻的一片永无枯竭的思念。这其中有甜蜜的回忆，幸福的对白，有悲欢离合的苦辣酸甜，有老年无情的自审自责，有难以为继的掷笔三叹。
在父亲眼里，我母亲对他的精心照顾，真称得上是“无微不至”。父亲疗养时她去看望；父亲下乡时她去相伴；父亲准备搬家，她去看房；父亲想买个书柜，她去挑选。做在前头，吃在后面，心里总是放着老人、丈夫和孩子，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贤孝儿媳。面对人生“三起三落”的波浪起伏，母亲的乐观，她的宠辱不惊，尤其令父亲叹服。
这段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姻缘，被父亲称为“天作之合”。
据说，我姥爷是一个热心公益、挺能张罗事的农民。在一个闷热的雨天，他坐在西黄城自家梢门洞乘凉，恰巧遇上前来避雨的两位媒人，她们正为东聊城孙墨池的儿子孙振海（父亲在老家的名字）保媒说亲，偏偏说的那位崔姓姑娘条件不太理想，恐怕是难以说成。她们对父亲的一番介绍，倒让我姥爷动了心，两位媒人知道王家二姑娘品貌超群、心灵手巧、楚楚动人，又是“女大三抱金砖”，想来是配得上的了，便马上改换目标，竭力撮合。我姥爷打心眼儿里喜欢读书人，便拜托两位媒人再仔细打听打听。不久，我姥爷下地干活，正巧碰上我爷爷，两家的地离得挺近，彼此都心知肚明，就不约而同坐在田边聊了起来，越说越对心思，越说越投缘。后来老哥俩儿一拍即合：“干脆咱们就做亲家吧！”这事就定了七八分。
不久，双方家长又给儿女创造了一次相亲的机会，很快便定了亲。说实在的，那时“两小无猜亦无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年后，一顶花轿吹吹打打地把用白线绞过脸、红纸洇了唇，穿一身新布衣，手里拿块花手绢儿，蒙着红盖头的王家二姑娘娶进了孙家门。
听母亲说，办喜事那天，两碗白面饺子上了桌，再上就全是黑面的了。婆家生活勤俭细省和一般农户一样，自家晒酱饼子就大葱，常年不炒菜，过年才吃肉菜粉条子，不比娘家生活强多少，而且日日起五更做饭，比做闺女时辛劳许多。高高瘦瘦的丈夫，整日不言不语就爱抱着本书看，干农活不太在行，却矢志苦吟志向高远。婚后，两人感情升发，恩爱日增，举案齐眉、琴瑟和谐。伴着妻晨炊的烟雾，丈夫走上奋发求学之路。父亲也曾流浪、失业，也曾订不起报纸、买不起书籍，也曾考不上邮局，捧不上铁饭碗，但妻子爱丈夫，她是那种“跟了谁，就跟谁一心一意地过日子”的女人，决不“这山望着那山高”，这是她一生坚定的信条。
抗战开始，父亲先国后家，一个在前方雁南塞北屡遭险难，一个在后方养老育幼倍显忠贞。待风尘仆仆的白洋淀游子，披着日本军呢大氅归来，妻已两鬓斑白，眉梢眼角添细纹。“生离死别，国难家难你我二人共承担！”这是父亲对妻子感慨万千的肺腑之言！
父亲进城时才36岁，风华正茂，已经成名，更兼面容俊朗、气质非凡，但他重情重义，只有感恩心，无有易妻念，糟糠之妻不下堂。
在天津这个喧嚣热闹的城市，喜欢闲云野鹤、南山东篱，生性疏放，厌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父亲，有很多不适应、不习惯，他亲自坐着报社的大马车，把困顿在半路的妻和一双小儿女接到天津。妻的到来带来了乡音乡俗，令父亲耳目一新，倍感亲切如沐春风。正因如此，他从未嫌弃过妻的“土气”，那淳朴的安静的生活方式，更接近父亲的心灵。
听亲戚讲，刚解放时，父亲去北京开文联大会，还特别受到过大会主席的表扬，因为他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成为作家中的模范。回家后，他把这件事淡淡地讲给妻子听，一笑了之。母亲听了很感动，她对娘家人说：“他这个人心软、实在，知道疼人。那么多都离了，他没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一边。那么不容易把俺们全都接出来了。他要是想再找，什么样儿的找不着？”
记得上学时，八仙桌上常有家乡饭，“苦累（用玉米面和菜豆角蒸）”、“咸食（用鸡蛋和面加葱花摊）”、“蔓茎白粥”和“鸡汤豆腐脑儿”，父亲最喜欢吃，他曾经一边背着手在屋里转悠，一边笑着对我和母亲说：“搞写作这行，生活太好了不行，‘文章憎命达’，生活太差，整天为衣食奔波吃不上饭也不行。”父亲很知足自己的写作环境，从不为生活用品四处去买东西，都是母亲张罗。可母亲出门买菜他总是惦记着，下雨、下雪天就叮嘱别滑着，天冷刮风就叮嘱穿暖和点别感冒，看见母亲头发长了，父亲就说：“来，我给你铰铰。”他小心翼翼剪得很齐。母亲要是“有个不耐烦儿（家乡话有病的意思）”，他就急着请名医诊治，亲自端水递饭并请她娘家人来照顾，一切安排得仔仔细细、妥妥当当。我母亲爱说：“鱼帮水，水帮鱼，俩好换一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想，这也是他们生活祥和宁静的原因吧。
母亲对父亲的好是一言难尽的。孩童时，我留着齐眉穗儿，梳着独角辫儿，父亲在山西路宿舍小木桌前吃饭的时候，我专门爱站在他身后给他“梳小辫儿”，父亲虽没生气，母亲总是急忙哄我到外面去玩，生怕影响父亲吃饭。最让人感动的是，有时母亲干脆歪着头在一边看着父亲吃。她知道“他爹”一天到晚用脑写作、看稿，伤神费力又经常失眠，真怕他累出病来。由于几年连续不断地艰苦创作，有一天，父亲突然晕倒摔伤，母亲心痛焦急，求医问药，焙制偏方，并体贴入微地陪父亲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从少年时代，父亲就喜欢买书。进城后，这个爱好有增无减。有一回，父亲与母亲到大院后面的南市北大关逛旧书摊儿，一下子买了好多旧书，厚的、薄的、完整的、残损的都有。他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书，自己跟着车走回家来。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禀性，知道他“擎根儿就待见书”，知道他对书的一片痴情，总是使屋内窗明几净，温馨舒适，给他创造了一个看书、取书、拾掇书的良好环境，父亲高兴她就高兴。
父亲对妻真诚如一。他不摆一个名作家的架子，关心她、尊重她、体贴她、帮助她，从没虚的没假的，工资、稿酬都一分不剩地交给她。他们性格互补，又能相互宽容。父亲对母亲不仅从无挑剔指责，也从未因文化上的巨大差距而生轻视之心。有时，父亲像个和蔼的老师，教母亲认几个简单的字，给她讲几句有关夫妻情分的古诗，或讲一两个文学名著的典故。母亲笑吟吟地听着，有时我也跟着一块儿听。父亲视发妻如同知音，给她讲自己创作中的甘苦，讲别人对他的评价，讲他自己创作上的不足，讲古人“著作等身”的成就。
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给母亲讲过鲁迅先生的两段话，一段是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一段是他受到了伤害，便像一种动物不嚎叫挣扎着到树林中舔伤养伤。只要提到鲁迅先生，父亲神情声音便立时充满了仰慕与崇敬，双眼闪现着钦敬的光彩。若是一提起我们老家，那他俩就更是有了共同语言，你一句、我一句地有来道趣。从“饶阳”到“深泽”，从“伍仁桥”到“子文集”，从“愣起叔叔”到“立增爷爷”，从“芒种”到“振国”，从“大丑姑姑”到“大嘴奶奶”，有说不完的话题和兴趣。
母亲去世后的每年清明节，父亲都是在郁郁寡欢、心情沉重中度过的。母亲的死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痛，大家平日都尽量避免提及，可是父亲情不自禁还是提起过几次，让我铭刻在心。父亲住到学湖里后，与我仅一路之隔。知道父亲吃饭爱凑合，不让我们多炒菜，我就常给他送些在自己家中精心炖好的营养食物，尽一点女儿的孝心。父亲问完两个孩子和我爱人后，总是让我在沙发或床边坐一会儿，说几句家常话。有一回，父亲坐在卧室的藤椅上，两手抚着椅圈儿，感伤地说：“你娘把你们带大多么不容易呀，我那时不在家，你大哥哥没了，你娘她多难过啊！”说毕，他遥望窗外，斯人已去，黯然神伤，沉思良久。
半个世纪都快过去了，父亲对妻当年的痛苦记忆犹深，设身处地地替她着想，他自己的难过却埋在心灵深处，融化在文字之中。
1981年国庆期间，年近古稀的父亲，夜晚在多伦道大院的老屋，为了一张1946年在蠡县县委门前所摄的失而复得的旧照片，记下了这样情透纸背的文字：“……所穿棉袄为到家后妻拆毁余在北平时所服褐色夹袍缝制而成……今日犹冬季之视红花绿叶等，非草木可贵乃时不再来旧影遂珍并隐约可见亡人之针线在小油灯下赶制冬装情景如在眼前。”
征人衣，离人泪。母亲把绵绵情意，丝丝缕缕地缝进了棉衣之内。冬日暖，情堪贵。离家八载的父亲，仅在家住了四五天，便穿着它奔向新的文化战场，写出了新的佳作。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父母共同的生活习惯。一直到现在，在从不装修的住处，父亲睡了多年已开裂的木板床上，铺的仍是我母亲给他缝制的两床厚厚实实的棉布褥子，中间夹着一条我送给父亲的新褥子，伴着父亲度过了自甘寂寞、冷清孤寂的衰暮之年。我母亲亲手纺织的“紫花布”、父亲在战争年代给我母亲买的日本丝头巾（后来做了包袱皮儿），父亲都一直细心保存，不忍丢弃。
1994年春节，我照例去看望父亲，一进门，父亲就递给我一张当天的《天津日报》，很激动地大声说：“小玲，你看看这个！是你葛文阿姨写的，写得好啊！这些年来写我的人很多，可没有人写写她。写得好！我看了，不但没难过，还高兴呐！”有人写了妻子，父亲感到了宽慰，大病初愈，清癯瘦弱的父亲拄着拐杖，立在屋中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这在平日并不多见。
回家后，我仔细读了副刊上的《抓髻夫妻情》，当我读到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父亲每月仅发15元生活费，还时时想着“玲子和她娘得吃饭呀”时，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呀父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您的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您是一个责任感多么强的丈夫，又是一位多么慈爱无比的父亲啊！
直到父亲安详、从容地闭上眼睛，也从未忘记过我母亲。因为这些年平平淡淡真真切切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在我失去母亲后的32年里，父亲把对妻子真挚的情感，又只增不减地带给儿女，传给孙辈。
由于对老闺女的疼爱，父亲不忘妻的临终叮嘱，对我更是好上加好，倍加关怀。我也尽最大的可能，把对双亲的爱一并回报给亲爱的父亲，母亲如若地下有知，亦当感到欣慰吧。
（选自《天津日报》200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