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新荣历史抒情诗印象
刘涛
历史在诗歌中是一个鲜为人提及的字眼，因为许多人感到已经发生的事实约束住了想象的空间，并且为人们熟知，而诗歌中所期待的陌生化、新奇感的艺术效果会在这里遇到一定的障碍。因此，历史在诗歌中的存在形态，或者说诗歌如何切入历史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话题。在诗歌史上，除了史诗之外，诗歌还有另外一条与历史相遇的途径，即抒情诗。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拜伦的《驶向拜占庭》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诗作。济慈说，他写下的历史从来不是正统的历史，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出土是危险的，一件古物不论被挖掘或写下，都要在空气、心灵中发生氧化、侵蚀，从而使历史本身发生变形，关于这种变形的历史，我们不妨借用维柯的术语——诗性历史。
维柯说：荷马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概括了历史，从“创造世界的时代”到“人类各种技艺的历史”。同样，济慈的希腊古瓮也为他奠定了“田园史学家”的声誉。但是要说明的是，在诗意观照下的历史已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史学，他已经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维柯语）。在人类想象的空间里，诗歌以高度的概括性和瑰丽的色彩来启迪心志，这种功能在本质上与《诗经》兴观群怨的文艺传统一脉相承，也与黑格尔所说的“诗用纯粹精神性的东西作为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正是我对邱新荣诗歌的总体感觉，邱新荣是一位专注于历史的诗人，从《青铜古谣》《脸谱幻影》《大风歌》到最近新出版的《史·诗》，邱新荣诗作具有明显的艺术个性，一方面他是以历史题材为创作母题，这种题材既包括已经逝去的人物，也包括依然留存于世的历史器物。他的诗篇中充满了“玉人”“玉蚕”“豕尊”这样远古的器物，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古代文物的把玩和欣赏之上，而是由此出发折射出世事人心。本雅明说：“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有一份秘密协议。”另一方面，邱新荣的诗属于抒情诗，从历史题材中努力寻找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当诗人面对陈旧的器物，却依然能焕发出新鲜的艺术感觉，我们与其说是他从历史中收获了灵感，不如说是他收到了一个从古代发出的诗歌漂流瓶，在他的诗篇中，古典与现代，诗与非诗，总有一条秘密的小径相互贯通，这条小径就是诗的小径。在诗歌中，历史被镀上了人的光泽，感情得以复活，正如美国艺术评论家桑塔雅纳所说：当“诗人在形象面前停留，为的是体验喜悦”。有一天，现代人与古人会在这条秘密的小径上相遇，他们在精神基因上会认出自己的先人，然后是福柯的惊呼：“世界像一根链条被联系在一起了。”
面对一件器物沉思，直到心灵捕捉到它，一旦离开这些人与物，历史就会成为一个空泛的名词，但是过去的历史远没有结束，也没有定型，它在一代代人广泛的书写与阐释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这种书写也包括诗的书写，正是由于这样极具感情投影的个人化书写，在邱新荣的诗中，古陶、玉蚕都已失去了实体的意义，而转化为精神性的东西，在他的诗篇中，每一件器物都有他个人的生命印迹，他从这些器物中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他的一次次反诘、追问，既是在问古陶，也是在问自己。邱新荣诗歌的兴奋点在于历史，他不断从陈年的器物中挖掘属于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情境。诗歌写作常常要寻找一个点，既是兴奋点，也是突破点，这个点最能唤醒诗人的感官兴奋，最具个人感，也最能体现诗的抒情特征。连长江也被他写成了一件古色古香的器物了，“渔歌”“烟雨”“二十四桥”“吴侬软语”“油纸伞”，把长江还原为农业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这种情境下，被唤醒的是时间的纵深感，从某一方面来看，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间的主题。
历史，是构成邱新荣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他的思绪有时会顺着一把石镰回到原始的生活，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帝力于我何有哉”的那种嘲弄权贵的豪气和勇气，也正如帕拉塞尔斯对世界的描述：人类似一个布满星座的天空，但是，历史并不像“窃贼之于战船刑，凶手之于车轮刑，鱼之于渔夫，猎物之于猎人”那样具有必然的联系，人世间充满了悖论、变数和不确定性，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历史的悲剧时刻都在上演，在激荡着诗人的心灵。这种激荡表现在邱新荣的诗作中，构成他独特的历史观，他在《介子推从寒食节走过》中写道：“烟火后的寒食节/太现实太浑浊”。历史赋予他的沧桑感，甚至是记忆的缺失。
也因此，我们不能用“古典”来概括邱新荣的历史抒情诗，他始终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和意识，叩问的是现代人的灵魂，这种方式借用莎士比亚的比喻就是：“斜线尝试/以迂回的方式明了方向”。苏珊·桑塔格在谈论布莱克的《老虎》一诗时，使用了“割断”“割裂”这样的字眼，在她看来，诗歌中体现的是一种虚幻的经验，诗歌中“割断了读者与其周围实际环境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邱新荣的诗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他在《喊一声曹沫》中说：“光环的温润/以及附着的华丽/又怎能与人的自尊/和高贵相比。”因此，这些古代的器物只是为邱新荣提供了一个视角、一个出发点。他的诗中仍洋溢着现代诗的富丽和现代人强烈的独立意识，在他的诗篇中，古代的器物一旦被陈述、被表达，就已经处在现代精神的观照中，就已经与这些器物的原生的环境割裂。
邱新荣的诗不是哲学，尽管他充满了思辨色彩，这是解读他历史抒情诗的基础。他的诗仍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是他个人思考的结果，他有时把人生与历史相对比，有时为英雄的个人命运而扼腕叹息，他的诗充满了属于他个人的人生观，而不是置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他写伍子胥：“昭关不是关，无奈才是关”（《雪飘落在伍子胥的头上》）；他写孔子：“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之间/究竟是一种文字技巧”。这样的诗句究其根源，体现的不是智力深度，而是一种体验的深度，诗句中包含的仍然是一种情感价值，对伍子胥、孔子命运的感慨，如果说有一种推理包含其中，它也仅仅是松散的逻辑结构，或者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它根本就是一种“推理的表象”。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诗人的推论是他思考的表象，而紧张、犹豫、挫折或突现的才思、顿生的悟察等，才是其中比结论还重要的因素。
邱新荣的诗从字里行间更透露出生活的情趣，水稻梳妆，锄头醒来，碧水、亲娘都构成他诗篇中和谐的声部，使读者在慷慨浩歌之外，体验小桥流水似的从容之美，去跟随诗人追慕自然平淡的田园生活，平淡即美是他诗作的情感核心，简洁凝练是他诗作的文体特征。《让这错金铭文念我》《崔莺莺》等都是其中较好的篇章，把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既具有浓郁的情感氛围，又充满了对正义、正气的礼赞。他在诗歌中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消解“雄壮”“磅礴”等颇具力度的抒情方式，转而把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题材处理得委婉清丽、素美恬静。例如：“蒙恬开边/花香的马蹄开大道/大道开一望无际的草原”（《蒙恬开边》）；“陈胜王的春天/是田野的春天/耕田的犁头亦疲倦/疲倦的种子也已下田”（《陈胜王》）。在这些作品中，他不是去追求宏大而是崇尚淡雅，诗风的淡雅，诗情的淡雅，这些都体现了他平淡即美的总体风格。
当然，邱新荣的诗作也不乏男性的、阳刚的，不少诗作写得很硬朗，充满了对历史的反诘与质问，即使对李香君这样的女性形象：“青楼的门却是经不住权势的横冲直撞/痛苦无奈地闪过两旁/只有你是不躲的/凭栏远眺的背影/是一堵不受诱惑的女墙”（《李香君》）。正是这多重的写作风格，构成了邱新荣历史抒情诗的丰富与开阔，他的诗作是开放的、明朗的，没有故作呻吟的病态之美，更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忸怩之态。
正如著名诗人丁芒所说，邱新荣的诗“不但对现代派诗风，也是他对整个新诗传统经验的道地的继承与发展。邱新荣可以说是一位思考型、有主见的新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就是其精神品格、文化素养、思维能力的集中体现。
刘涛：诗人，《绿风》诗刊副主编、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