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拿个馍馍引下来。”这是我会唱的第一首儿歌。那时我四五岁的光景，也许还小。印象中奶奶坐着一个小板凳，我坐着个木墩子。奶奶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不到两遍我就学会了。可我渐渐发现，狗子他们唱的《小老鼠上灯台》和我唱得不一样。他们唱得很粗犷很雄浑，不像我唱得那么文静，一比较，我唱得就显得太文弱太善良了。我唱的时候，他们也唱，伸着脖子和我对唱：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他奶奶，一咋呼，咬他奶奶个老家伙！奶奶对我说，小孩子从小要学善。并告诉我说：你唱得最好听。直到后来我教儿子唱这首儿歌时，我才明白奶奶为什么这么说。
那时的我常跟着娘去外婆家。舅舅很疼我，当时舅舅也就是十四五岁。那是仲夏的一个月亮很圆很黄的夜晚，我和舅舅并肩趴在苇席上，舅舅一本正经地教我唱《月姥娘》：月姥娘，圆又圆，里面坐个花木兰。花木兰，会打铁，一打打出个爹；爹、爹会扬场，一扬扬出个娘；娘、娘会做袄，一做做出个小；小、小会拾麦，一拾拾出个妮——唱的时候，舅舅摇头晃脑，很是陶醉。我有时听不清，常学错，他就照腚给我一巴掌。那一晚，挨舅舅的巴掌无数，直到今天，摸摸屁股，还麻溜溜的。舅舅说，不这样，我学不会，他老师就是这样揍他的，不过不是揍腚，而是用小木杆敲脑瓜，特疼。
从这首儿歌里，我知道了爹和娘是怎样有的，小小子和小妮子是怎样来的。那时我很想要个妹妹。于是，我就挎着个篮子去拾麦。拾了一个夏季，玉米已经长过了膝盖，也没拾到。我问娘：麦地里怎么没有妹妹呢？娘笑了。娘用手抚摩着我的头说：今年麦地里的妹妹被人家勤快的人拾走了。你要学勤快，明年准能拾到。于是在第二年，我又早早地挎着篮子去拾麦——一直拾到我懂了事——后来上了学，爷爷教我儿歌。爷爷是个私塾先生，很有文墨，是我们村人人敬重的文化人。那天我记得正在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大意是夸张地说一段话。我记得我抓耳挠腮了半天，最后想起了狗子的疝气。于是我写道：狗子的蛋像个紫茄子。我拿给爷爷看。爷爷笑了笑。爷爷说：这话虽是夸张，可上不了书面。我问那哪样的才能上书面？
爷爷没有回答我，只是教给我一首儿歌：瓜钱瓜钱，许借不许还。家后栽了二亩蒿子圆。长成材，来打船。船烂了，剩下钉，打钢镰。割蒺藜，杈路边。山西的枣子来放羊，剐羊毛，来织毡，铺千年，盖万年，卖了铺什再还钱！
我把爷爷教的这首《还瓜钱》抄在了本子上，那天，我的作业破天荒地得了个“甲”。
从此我跟爷爷学起了儿歌。爷爷会很多，教的时候，爷爷很认真，小学生一样。爷爷时常说：儿歌里面有很多耐嚼的东西。我问是什么？爷爷只是说：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懂。
那段时间，我跟爷爷学了很多儿歌。在那些儿歌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找到了童年的快乐。
渐渐长大的我慢慢懂了：儿歌其实就是一种意境、一种心情、一种底蕴，它虽然天真、简单、朴素，但它是一种深爱，一种解释，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所营造的氛围里，我们都被荡涤得纯真、美好、善良。我把我的所获说给了爷爷。爷爷说，你像瞎子摸象，只摸到了它的一小点。你想，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儿歌是文化组成的一个部分，是其中最鲜活的东西，这岂是你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去年回家参加大姥爷的葬礼。在葬礼上，爷爷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想听我给他唱《小蚂蚱》。于是我躲出人群，和爷爷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爷爷唱起了《小蚂蚱》：
小蚂蚱，害头痛，请了蚂蚁来看病。蚂蚁说的不行了，绿豆蝇，来守灵，蛾螂珠子来搭棚，嘀嘀嗒，嗒嘀咚，把小蚂蚱送回了营——爷爷听后问我，你看我们现在像不像儿歌里面所唱的那样？我考虑了一下说有点像。爷爷说，不光是有点像，而是很像！我猛地明白爷爷为什么让我唱这首儿歌了。
我就又唱起了这首儿歌，爷爷越听眉头皱得越紧。他自言自语道：咋没小时候唱得好听了呢？我笑着对爷爷说：我长大了，不再是童声了。爷爷就定定地看着我，好久，才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爷爷叹了口气交代我：以后就不要唱了。我问为什么？爷爷说：什么也不为，因为你是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