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里做生意的不外乎是两类人：一类是坐店经营的，一类是摆摊兜售的。摆摊做生意的劳累一些，但成本小，不出房租，这一部分钱就是挣下的；坐店经营的，成本要大得多，但人不受累。坐店经营的往往看不起摆摊的。摆摊卖货的人一般都在市场里找一家坐店经营的，晚上把货物寄存到那里，白天再拿出来摆。双方谈好每月拿多少钱，一年一结。这样，摆摊的人方便，坐店的人相应地降低一点经营成本，是双方都有利的事。
爱玲租房营业时，淑芳就说了，把我的货晚上寄到你那儿，一年给你拿六百元。爱玲当时没有说啥，第二天给淑芳说，谁谁谁把货寄在谁谁谁那儿，一年八百的。淑芳一愣，紧接着就说，也行！就照你说的办。
淑芳的货晚上就放在爱玲那儿，这一放就是一年多。大多时间，爱玲把门开了，淑芳也就来了，搬凳子、搬箱子、搬袋子，手上戴了加厚手套，腰上围了粗布围裙。这时候，爱玲就跷了二郎腿，坐在靠背椅上，悠闲地看淑芳“吭哧吭哧”地搬东西。她眼里是鄙夷和不屑，心里说：“搬快些搬快些，不要耽搁了我做生意。”
爱玲有事耽搁不能开门了，要么去西安进货，要么回老家有红白喜事，就把钥匙交给隔壁的老刘。淑芳来了就找老刘拿钥匙开门，然后往出搬东西；淑芳有事耽搁不能摆摊了，也提前来把货物搬出来，不能影响了爱玲做生意啊。
有一次，爱玲临时有点事，就把钥匙交给淑芳的男人，说：“把货搬了，千万记着把门拉上。门是卷闸门，用铁钩往下一拉就行了。”但那天淑芳的男人搬完货后可能有事打岔了，竟然忘记了拉门。爱玲办完事回来，看见大门敞开着，房子里正好就有两个人在看她的裤子——爱玲经营的是大人裤子——爱玲赶紧和买主谈生意，生意没谈成，爱玲一下子就生气了。爱玲来到淑芳的摊子前，淑芳的男人早走了。爱玲就在淑芳面前发了一大堆牢骚。淑芳赔了不少不是，大骂男人不是人。
后来有一天，淑芳的男人早早来到市场，爱玲却没有开门。等到八点了，问老刘，回答说，钥匙没在他这放。淑芳的男人就说：“没听说爱玲今天有事啊？有事也该打个招呼的，我也就不来了，近十里路呢。”淑芳随后来了就打爱玲的手机，系统提示“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淑芳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淑芳和男人回家了，中午下城来办点事，就来爱玲这儿看看，门却开着。爱玲说：“临时有点事，没顾上打招呼。”淑芳说：“我打了电话的。爱玲说，是吗？我的手机刚好没电了。”
后来的后来，淑芳和男人把货都收拾好了，搬到爱玲的房子跟前了，就是进不了门。老刘说爱玲早不给他那儿放钥匙了。已经等了近三个小时，人影不见，打电话不接，再打，关机了。看着周围做生意的人乜斜过来的眼光，淑芳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不知是什么滋味。总之就是一种难堪、一种屈辱。
淑芳和男人在众目睽睽下，只好去求附近的老乡，把货暂时放到他那儿。
淑芳的货不在爱玲那儿放了。二人见面形同陌路，谁也不问谁一句话。淑芳也不追究爱玲那天晚上为啥没来，爱玲也懒得解释。
这年腊月，生意正红火着，淑芳来到爱玲的门市部，只说了一句话“明天把房子腾出来！”爱玲知道她租的房子明天到期，可房租到期不到期关你淑芳屁事？爱玲理也没理淑芳，心里说看把你耍得大的。晚上回家和丈夫说了，丈夫说：“我们明天去找一下和我们填合同的人不就结了？”第二天，他们找到填合同的人，那人说，真正的房主其实就是淑芳，她是因为本钱小，负担重，不想进房子。把房子往出租吧，在市场出面又拉不下脸，就让他出面填合同了。他和淑芳的男人是弟兄的。爱玲傻眼了。货刚进回来不到一个星期，一年的生意就是腊月做哩。原来想着房租到期就续合同的，没想到房主竟然是淑芳。
第二天，在市场做生意人各种各样意味的眼光下，爱玲低着头，搬出了她才进回不久的货。
淑芳站在一边，手里把玩着那把金黄的钥匙，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