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我的墓志铭
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点警句的味道，也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并嘱咐家人，假如有一天本人“壮烈”了，就以此作为墓志铭。可我现在改变了，我不想让它作为我的墓志铭了，我有了新的墓志铭。
这次的内容不是抄袭别人的，是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想起来的。这次高烧四十度，头昏脑涨，思维出奇地活跃和灵敏，居然生出很多美好的构想和美妙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在思考生老病死这些所谓“永恒的主题”。情绪有点低落，心境倒也坦然。在想象死后的情景时，发现刻在墓碑上的铭文不那么恰当，还滞留着年轻时的稚嫩和单纯。将人简单地分为“卑鄙者”和“高尚者”两类实在是牵强，“卑鄙”和“高尚”是形容灵魂和品德的。品德在小学生的评语里可以说得很清楚，以后就难说了，可以见仁见智。灵魂的事最讲不清楚，在基督看来，我们生来就充满了罪恶，哪有高尚可言？更何况有些言行看似高尚的人，灵魂说不定很卑徽，很委琐。相反，有时候一个人的言行让人看了十分可恶，他的灵魂可能非常纯净。十多年前看电影《巴黎圣母院》，非常憎恨那个名叫克洛德的教父，但现在想来，生活中有克洛德这样的人很正常。文学作品将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和邪恶的灵魂深刻地揭露出来，才引起人们的憎恨，生活中那些无法看到的丑恶心灵，我们为什么不憎恨呢？电影和小说的作者对这位教父还是留有几分同情，克洛德的邪恶主要是源于宗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渴望美，追求美，他对吉卜赛女郎艾斯米拉达的倾慕、向往和追逐本身很难说不是人性的流露，只是他的人性被神性扭曲了，所以他卑鄙而邪恶。那么与他构成鲜明对照的卡西莫多就是高尚者吗？我现在产生了怀疑。敲钟人和神父同样爱慕美，同样追求美，神父想占有艾斯米拉达，敲钟人进行了阻止，这可谓保护美。“占有”与“保护”之间是一种对立，但都是出于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心理，卡西莫多是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占有，所以他必须保护，既然不能得到，也就不能让别的男人得到艾斯米拉达。这是敲钟人的潜意识。当我们称赞敲钟人卡西莫多时，是不是也把自己置于敲钟人的位置上来看待巴黎圣母院内外发生的一切呢？
我最近在研读美学著作时发现美丑只有一纸之隔，这张纸是透明的，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界限，就像人类为了研究地球的方便，把地球画出回归线、南北极、赤道一样，这些线在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是人为的结果。美与丑的界限与回归线一样，本不存在，混沌难分，人们需要它存在，于是就有了一张透明纸之“隔”，实际上“隔”是不存在的。所谓“丑学”、“化丑为美”、“丑恶美”等等只不过是打通了这张透明的纸，与世界重新混沌一体。于是习惯于“隔”的人便产生了晕眩，产生了困惑。
我最推崇的那两句墓志铭便犯了划清界限的错误，人活着的时候总是希望四处通行，死了以后别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墓志铭。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他人撰的不算数，最明白的是自己。所以，我的墓志铭暂时保密，请读者原谅。
我的陋室铭
在文人下海成为社会新闻一大景观的今天，刘禹锡的《陋室铭》基本上成了文人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是自我麻醉的法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后来有人把《陋室铭》中自清的境界改为非常俗气的楹联“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这与刘禹锡发贫乐道、自视清高、独善其身的文人心态相去甚远了。
“陋室铭精神”并非自刘禹锡始，有史记裁以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不能施展鸿图大业，不能拥有更大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遵循这一原则活下来的。连中国现代史的大师鲁迅也难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商贾高于文人的今天，“陋事铭精神”难免显得懦弱和迂腐，甚至有点阿Q气，但毕竟是知识分子唯一的保护伞和一层难与世俗混淆的保护色。
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居住空间的，这空间至少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足物质的，第一个层次则是精神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占有的空间能够广阔些、辉煌些：住某种意义上，人的全部价值或许就在于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现在居住在我楼下的高晓声曾写过一篇优秀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前我也始终认为这是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生存和精神的戕害，现在发现李顺大的造屋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在精神领域里是等值的，他们都足堪自己的最大力量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因为人的努力达到极限，精神和物质的空间便重合于一体），虽然规模、形式有着极大的差别，但质是一致的、相同的。刘禹锡的意义就在在于他知道不能拥有两种同样广大的空间，不能求得物质的“山高”、“水深”，只能保持“名”与“灵”这样“德馨”的抽象空间去与“陋室”抗争，从而达到一种心理平衡，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虽然同样居于陋室（刘禹锡的陋室多半是一种自谦，或者是与庙堂之高相比而言，比吾等的居住之所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我始终不能对其传世之作《陋室铭》产生共鸣和认同。可能是我的心灵深处有许多卑污之念尚未澄清，更主要的是我的精神空间的狭窄远远没有达到“仙”、“灵”这样空阔神渺的境界。现在居住在陋室之中，我常常感到是自己的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带来的烦恼与悲哀。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告诫我们：“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早日成为“君子”，进入“何陋之有”的状态啊。遂作陋室铭以志之。
我的座右铭
最早知道“座右铭”这个词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是“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的时代。当时实在不知道“座右铭”为何物，但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意，甚至懵懵懂懂地把它与毛主席他老人家住《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锦先生混为一谈。我常常因此而惭愧自己的幼稚与糊涂，始终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十年之后读大学，我才真正明白“座右铭”的含义。它原是一种文体，古人写完之后把它放往座位的右边，用以自警、自律、自奋，表达一种做人的准则，一种志向或一种情结。并知道了它的出处。“座右铭”典出《文选·崔瑷〈座右铭〉》一文：“瑷兄璋为人所杀，瑷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我恍然大悟，虽然以前没有弄懂“座右铭”的本意，但我所信奉的“座右铭”却早已存在。
我曾经把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贴在床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座右铭，而是一代人的座右铭。近来读到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书》，发现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有限的几条人生定律之一。我不想奚落自己曾经坚贞不移地要侍奉到底的警句和格言，但我已经不能够以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我虽年过而立，离人生之旅的终极在正常情况下还有比较漫长的距离，可现在我已经不能说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在很长时间内，我觉得自己所作所为不用说“最壮丽”了，就是离崇高、正直、人格这些次强烈的“旋律”也相差甚远，常常为一己的私利、自我的生存、个性的发展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度过了许多苍白而不壮丽的生命岁月。我倘若再把它置于“座右”，那无疑是可恶的亵渎。
可人似乎又不能没有类似“座右铭”这样的生存原则和生活理想，就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上不能没有航标灯似的。可当你把某种信仰、某种蓝图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来寻求时，你又会被不由自主地嵌入到一种缺乏弹性的结构之中，你的灵性、你的自由、你的张力、你的超能可能因为这一坐标位置的确定得到空前的发挥，但更可能因为已经固定的结构而受到束缚、受到窒息。人在怎样的意义上实现自我价值，古今中外很多的哲人作过很伟大的研究和阐述，“座右铭”只是极为寻常的一种立志方式，但立什么样的志，志能否真实而不虚幻，志与人的充分发展是否冲突，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揭去了旧日的“座右铭”，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而是为了埋葬一段自己虚假而矛盾的人生，重新再玻璃板下压上用毛笔写的两个字：自然。以表示自己不再勉强去追逐什么，不再刻意去表现什么。
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时常感到自己生活的不那么自然。
（选自《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散文杂文卷》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