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这也许并不是高深学者喜欢碰触的轻松话题。通常而言，哲学家就像超人一样，高深学者会对其思想剥茧抽丝，津津乐道，却讳谈他们的私生活。几年前，我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很高兴看到这位笃定要做登徒子因而颇遭时人诟病的哲学家，在他的巨著中，瞅空匀出笔墨讲述一些先哲的生活故事，他无非要说明，具有奇怪癖好和毛病的哲学家才是真实的哲学家。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在《有用的可能性》一文中说：“世上有两种人，两种信仰，两种生命的形式：一种人生活的根本是有所为，另一种人生活的根本是有所思。”哲学家无疑属于后者，在他们身上，最活跃最具能量的部分并非行动，而是思想，这些思想犹如一道道拜访永恒大海的江河，浸润万古荒寒。
原始的智慧为何迄今仍保持馥郁的醇香？主要原因就在于上古的思想家较之后世的同行更能返璞归真，超越纷繁的表象，他们决不向物欲摧眉折腰，而是乐得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以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换取最高限度的精神自由，常人对此或许不屑一顾，也很难品尝出其中的妙味，而哲学家甘之如饴。他们深知，任何额外的物质营求适足以使内心扰攘不安。
哲学家若不甘心只具有单一的“思想者”的身份，而要舍长取短，在实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多半会铩羽而归。柏拉图从事过政治，并不成功，连“理想国”这一梦工厂的墙脚都没有砌成。色诺芬不写《回忆苏格拉底》也不愿作乡绅的时候，就去当将军，却证明那只不过是消磨岁月。亚里士多德虽是伟大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却也不曾在军、政两方面有任何令人称道的建树。弗朗西斯·培根当过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官位不可谓不高，却终因受贿（吃了原告吃被告）而丧失大好前程，若非伊丽莎白女王法外开恩，他就得在伦敦塔中坐穿牢底。培根的命运是一个典型的思想者的命运，他暮年过着隐居生活，死得也与众不同，他把雪塞满一只鸡肚里作冷冻实验时受了寒，因此一病不起。
哲学家要过朴素节俭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自觉自愿的。苏格拉底只需面包、清水足矣，他的教育思想与孔子颇为接近，也是有教无类的那种。孔子曾说自己不是瓠瓜，不可能系而不食，所以要收取束脩（学费），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苏格拉底却不收一分钱，他不愿沦为金钱的奴隶，尽管某些门下弟子非常富有，也乐意付给他高额报酬。这就难怪了，苏格拉底的老婆桑蒂比大发脾气，竟让他尝尝洗脚水的美好滋味。在苦行方面走得更远的是犬儒派的哲学家们，其始祖希腊人安提斯泰尼（苏格拉底的弟子）曾说：“我宁可疯狂也不愿意欢乐。”他摒弃世人汲汲以求的那些感官享受。他的高徒狄奥根尼则将这种学说推向极端，他决心像一条狗那样生活下去，“犬儒”因此得名。据说，狄奥根尼长期蜷睡在一只泥桶里，又有人讲，那不是泥桶，而是原始时代埋葬死人的大瓮，总之绝不会比今天的席梦思床更舒服，但这位怪人得其所哉。狄奥根尼认为，德行才是人间至宝，俗世的财富简直贱如泥团土块，不值得揪心计较。一个人唯有从物质欲望中彻底解脱出来，心灵才能获得无以复加的自由和快乐，就连至为尊荣的帝王也望尘莫及。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我轻视奢侈的快乐，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种种不便会随之而来。”他所说的“不便”即是要为追求和保有这种快乐付出过分的辛劳，这一说法显然比犬儒派的主张更为圆通。伊壁鸠鲁终生受着疾病的折磨，痛苦早已将他熬成了一堆药渣，他对快乐的理解自然大异于健康人，此公曾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一个人被鞭笞时也可以感觉幸福。”但与幸福相比，他更愿意得到的则是内心的恬静。“一切之中最大的善就是审慎：它甚至是比哲学还更为可贵的东西”。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病弱者的哲学主张，它对我们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毫无指导意义，然而不审慎的人总是会在现实社会吃尽苦头，这一点早已屡试不爽。伊壁鸠鲁的大弟子卢克莱修贬低爱情，认为男欢女悦十分有害。斯多葛派哲学家同样珍视德行而非财富，他们认为，只有德行才是世间唯一的善，其他诸如健康、财富、幸福这些东西都渺小得不足挂齿。罗马哲学家赛涅卡是暴君尼禄的老师，既然不能改变后者邪恶的本性，就发动宫廷政变迫其退位，可是这一重大密谋最终流产。临死前，他面色从容，对悲伤的家人说：“你们不必难过，我给你们留下的是远比地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留下了一个具足美德的生活典范。”
安贫乐道，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不少哲学家都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还会钻牛角尖，在道德上追求百分之百的纯洁性。公元三世纪的哲学家欧利根年轻时就挥刀自宫，阉割了男人的命根子，他这种极端决绝的做法显然惊世骇俗。哲学家珍视自己的思想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这完全基于强烈的道德勇气。曾有一位权贵愿意每年付出一千弗罗林给主张“泛神论”的斯宾诺莎，只求他隐匿住自己对上帝的怀疑，可斯宾诺莎毫无通融地拒绝了对方的“美意”，因此险些遭到谋杀。斯宾诺莎原本性情温厚，与世无争，但在思想上他不肯有丝毫的退让和出卖。他后来生活在荷兰海牙，靠磨镜片维持生活，他的物质欲望一如苏格拉底，终生都对金钱表现出罕见的淡漠。思想最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贫穷虽然能令哲学家的肉体受苦，却无法使他们的精神遭到丝毫的毁损和降黜，这也是哲学家决不逃穷的一个原因吧。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终生漂泊，年轻时曾沦为贵妇的男仆。在他看来，浪漫主义的内容总离不开流浪的情结，或是心灵，或是肉体，二者必居其一。在最得意的那些年月里，他采取的也是朴素的生活，他曾把怀表当掉，说他不再需要知道时刻了。卢梭暮年住在巴黎，极度贫困，连房租也付不起，他的死据说是自杀。
精神富翁在物质世界中竟落入最贫苦的境地，曾有人不无揶揄地说，这才充分体现出造物主的公平，脑袋里是满的，口袋中就注定是空的，反之亦然。
美国近代圣哲梭罗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中说：“一个人只有站在甘贫乐苦这个优越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有见识的观察者……他们身外的财富再穷不过，可内在的精神却丰富无朋。”观察者即是思想者的前身，一切思想皆始于观察而成于觉悟。梭罗看不起犬儒派哲学家的所为，在一首诗中，他称狄奥根尼为“偷懒的傻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贪求多余的物质享受，观其行为和主张，并未悖逆犬儒派哲学的根本精神，不过他在其中加入了另一桩美德，那就是“勤劳”。梭罗曾在瓦尔登湖边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亲手种植一亩玉米，亲手烤制面包，亲手制作一些日用的家具，还不厌其烦地记下每一笔细微的开支，包括三美分的粉笔在内。尤为可贵的是，他始终知行合一，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均是为了有所思，这一因果关系未曾颠倒。在他看来，健康而快乐的生活并不需要奢侈的物质去另加粉饰和堆砌，世人营营而求美食华衣、宝马香车、深院豪宅，直至心力交瘁，与美好人生背道而驰。他说：“一位英雄穿旧鞋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从所穿的时间更长些，要是英雄也有仆从的话——打赤脚要比穿鞋子的时间更长，英雄光着脚板走路也能适应过来。”殊不知某些“英雄”一旦终成正果，就不仅仅要穿新鞋了，还要享尽人间威福，这也就是为什么功成名就之后的“英雄”总是不再那么可爱可敬的缘故吧。
常人眼中的哲学家多半都是些怪物。他们的行为也的确有不少乖张的地方。建议世人“认识你自己”的苏格拉底喜欢冬日赤脚站在雪地里沉思。“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则喜欢钻进壁炉，整天在里面潜思默想。据他本人说，他满面柴灰从壁炉里爬出来时，其哲学体系已经初具雏形。与牛顿争执不休的莱布尼兹在金钱方面则是一个小气鬼，每当汉诺威宫廷有哪位贵女结婚，他照例会“慷慨”地赠予人家一整套“结婚礼物”，即某些有益的格言，末了还不忘添上一句颇带猥亵色彩的忠告：劝她既为人妇，就不要废止“洗东西”。这样的礼物想必招来的诟骂多于感激。最乖张的哲学家当数叔本华，1819年，他被柏林大学聘为无俸讲师，竟自负到将自己的授课时间与黑格尔的授课时间排在同一个钟点，结果独具慧眼和好奇心的学生等于零。好在他不缺钱过日子，晚年豢养了一条名为“宇宙精神”的鬈毛狗，每天牵着它散步两小时。叔本华的虚荣心极强，他专门雇用通讯员搜求其哲学名声的证据。他主张禁欲主义，称“知命忍从”即为美德，可他并非心口如一。他是位美食家，十分讲求口福；有一些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性喜争吵，而且异常贪婪。他甚至因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裁缝在他的房间门外与朋友交谈而大动肝火，竟将她扔下楼去，使之终身残疾。读过卢梭《忏悔录》的人肯定还记得主人公种种忘恩负义、缺德带冒烟的所作所为，若仅从世俗道德的角度去衡量，卢梭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他同样做不到知行合一，他的著作《爱弥儿》对后世的儿童教育影响十分深远，可他却不愿恪尽身为人父的责任，硬是将自家五个孩子全部送进育婴堂，并未给过他们那种对人格和才具的培养均十分有益的教育。
你也许会质疑：造物主怎么偏偏要选择这些浑身有毛病的家伙
来做哲学家？同样的问题是，高大健全者千千万，老天爷为何偏偏要选择狂妄的矮子拿破仑征服欧洲，偏偏要选择古怪的聋子贝多芬君临乐坛，偏偏要选择浪荡的瘸子拜伦领袖诗界？应该说，正是这些畸零者，天赋强大的心灵，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精微之至的体察和游刃有余的理解超出常人千百倍。曾与卢梭失和并最终绝交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意味深长地说：“他（卢梭）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我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尖锐的感觉。他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真可谓“知我者莫如敌”。似卢梭这一路知行分裂的哲学家，作为世俗的“个人”，他们无足称道，唯有思想才是其不可剥夺的稀世奇珍，而这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恰恰是他们牺牲个人幸福，凭异常战法（有时会显得极为狭邪怪诞）从造物主那儿奋力奋智博得的。
在哲学家中，尽有行为怪诞的角色。《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门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着身子熟睡的两位女儿的裸体，好让他作出抉择，选娶其中的哪一位。在《乌托邦》一书中，这位思想家对婚姻的构成有如下的设计：“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辔头，就没有人肯买，在婚姻大事上应当是一样的道理。”要知道，他这么做，是在将近五百年前的英国，惊世骇俗，那是一定的了。就是放在见怪不怪的今天，身为父亲，这么做也算非常出格。其超前的道德意识由此可见端倪。
诚然，“尽信书不如无书”，连哲学家的话也未可完全当真。
古希腊哲学家、“逻辑之祖”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有趣的角色，但他言之凿凿，曾作出一个非常逗笑的论断：“女人应当在冬天吹着北风的时候受孕。男人不应该结婚太早，结婚太早生下来的就会是脆弱的女婴，妻子就会变得****，而丈夫则会发育不全。结婚正当的年纪，男人是三十七岁，女人是十八岁。”你猜怎么着，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迎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你能天真地认定这只是奇妙的巧合，抑或是他知行合一的行为？亚里士多德的婚姻可能相当美满，但他以此为依据，敲定男女双方的适婚年龄，则未免失之草率。莫非当年他老牛吃嫩草，有人飞短流长？否则，他又何必煞费苦心，为这种“老男少女配”作一番合理化的辩解？
世俗的幸福有最为明确的一宗，那就是家庭幸福。世间尽有捣乱的伦理家，他们认为哲学家结婚是最可笑的事情，即令他们能够摆脱****，也不能摆脱他们的配偶。更有人断言：“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我们睁大眼睛看看那些古代大哲学家的婚姻图景吧，你真会倒抽一鼻孔凉气。自圣奥古斯丁以下，独身的哲学家不知凡几。那些长期生活在寺院中的经院派哲学家就不必一一枚举了，其他荦荦大者，诸如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伏尔泰、叔本华、尼采、梭罗、萨特、维特根斯坦都始终保持“钻石王老五”的自由金身。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安提斯泰尼就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真可谓四大皆空。他的这一思想，至少“不要婚姻”这一项，被许多哲学家坚定不移地实践着。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曾说：“睿智的人从不成家。”哲学家无疑是十分睿智的，他们放弃婚姻，有的是因为喜爱孤独自由的状态，不愿有家室之累；有的是因为歧视妇女，不相信她们真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在歧视妇女这一方面，尼采的恶名比叔本华要大得多，不为别的，只为他说过那句凶巴巴的话：“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其实，尼采终生连一局像样的恋爱都不曾有过，追求美女和才女莎乐美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他说这话，无非是图一回嘴皮上的痛快而已，何曾给哪位女士妄施了一小指头的伤害？
哲学家只知热心向学，耽于冥想和玄思，对于常需投入精力、耗费元神的家庭生活根本无心顾及，也无暇打理。于是，一部部哲学著作就成为他们的后嗣，也有可能十世单传，不过，这些哲学家完全不必害怕断“子”绝“孙”。
以尘俗的眼光看去，哲学家的生活多半是一团糟。思想的代价是清贫和孤独，这代价的确非常高昂。于是一些见识短浅的愚氓千口一喙地问道：“既然哲学家不能拯救自己，那他们还能拯救谁呢？”这个问题其实无须探寻标准答案，他们所说的“拯救”之法即是逃穷之方，而哲学家首先要解除的是自相羁縻的精神锁链。除此之外，他们不会有什么别的行动去“拯救大兵瑞恩”。
哲学家很难成为现实社会中幸福的楷模，因为他们对“幸福”
有着完全不同于世俗大众的认识和理解，他们是尝试将迷羊引出困境和危境的牧师，自始至终从未停息过这样的努力。梭罗的思想能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田里播下种子，萌发鲜活的叶芽，这至少说明，物欲之蛇的诱惑并非无往而不利。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在其代表作《思想录》中如是说。思想正是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最高体现，为此，哲学家在他们的乐境中得其所哉，不识其乐的世人恒以为那是不堪忍受的苦境，这又有什么好呶呶辩解的呢？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模拟尼采的语气说：“琐屑的人受苦也受得琐屑，伟大人物受苦也受得伟大，而伟大的痛苦是不该惋惜的，因为这种痛苦是高贵的。”这句话用在许多哲学家身上倒是十分合适。
黑格尔以来，哲学已成为学院中愈益娇贵的产物，哲学家的生活也得以改善为另一副样子。如此一来，当代免遭贫穷毒害的哲学教授理应比前人更醉心于哲学研究了吧？更富创见更有创获了吧？可惜这种变化尚难用肉眼看到。
（选自《书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