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
我比以前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了，除了产生于自己身上的东西，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几乎毫无意义。──奥斯卡·王尔德人的存在，首先是在时间里的存在。
时间是线性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为了把话说得明白，我想对贯穿于人这一生的那个时间段，进行一点添帮补底的加工改造，赋予它一个容器的形象。我的意思是，人这一生所用的时间，就是一只箩筐的容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往这箩筐里填装东西：装睡眠呀，装吃喝呀，装恋爱婚姻呀，装炒股搓麻呀，装起义造反呀，装为奴做娼呀……这种填装行为，有时候是不自觉的，但更多的时候可以自觉，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更多的时候可以主动。一个人，什么时候把那只属于自己的箩筐塞满了，什么时候他的生命即告终结。
基于以上认识，我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人这一生的“箩筐”有多大，那基本上是老天爷管的事，我们自己不必操心；二是要往“箩筐”里装些什么，那被装进去的东西质量如何成色怎样，我们自己则应该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前者就不必举例说明了，从一岁那么小的“箩筐”到一百岁那么大的“箩筐”，我们肯定都目睹过至少也都有所耳闻，需要多说两句的是后者。比如，同样是用文学写作这种行为填装自己生命“箩筐”的人，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在中国的******时期，就遇到了同一个问题：诚实的书写是罪过，欺世的谎言能取宠。但我们现在审视过去，看到的却是两种迥异的景观。在苏联，有一批业已成名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像阿赫玛托娃，像帕斯捷尔纳克，宁可在生命的“箩筐”里堆满痛苦灾难，也要发出与自己的生存信条和艺术准则无有抵牾的声音，让后来者闻之如听天籁；而在今日中国，我们除了去捧读当时“未名”的北岛们的诗歌外，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生命的“箩筐”里，却很难找到什么体面的东西。我不知道这其间的差异，是不是与沙皇的传统要比秦始皇的传统更仁慈些有关。因为像索尔仁尼琴，像布罗茨基，他们最终是可以流亡国外的；而胡风则要到监狱去经受二十几年折磨，老舍则更要违背天意地自行修改自己“箩筐”的尺码。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不检索一番，在胡风“反革命”之前的几年里，在老舍“太平湖”之前的十几年里，他们那并非一物不留的生命“箩筐”中盛装的，是否也是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装进自己生命“箩筐”里那种质量和成色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是要对比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我试图引出的，其实是关于自由的话题：从本质上说，自由取决于个体的选择。
当然了，自由存在于感觉之中，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人不能决定自己“箩筐”的大小，这不自由，但人可以大体决定往“箩筐”里装什么东西，这却是自由；有时往自己的“箩筐”里装东西要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这不自由，但除非特殊情况，人却有权利不往自己的“箩筐”里装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就又自由了。说到底，自由的标志，不是无所不能的本领，而是断然拒绝的勇气；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则肯定自由。同样是******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沈从文和陈寅恪就拥有自由，因为他们主宰了自己。当沈从文无法保证自己文学的诚实时，他可以避免染指，而是去故纸堆中，把尽管无奈但却同样有价值的服装研究盛入自己生命的“箩筐”；当陈寅恪意识到北京并不能让他的学术纯洁时，他可以安于岭南一隅，把为一个别样的妓女立传树碑当成自己生命“箩筐”中的重要内容。
从这样的角度上看自由，我便也能看清我自己的自由状况。
我不是一个“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自由作家”，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份简单的工作并能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这笔收入，差不多满足了我买书抽烟交房租的花销。但我想，这并不妨碍我参与讨论所谓“自由作家”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也知道，“自由作家”这样的命名有多么言不及义。
我是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我应该往自己生命的“箩筐”里装什么的。在那之前，我比较幼稚和贪婪：幼稚表现为我一直以为我能对民族呀、国家呀、阶级呀、主义呀什么的负起某种责任，乐于去为大而无当的理想和一知半解的意义卖命献身；贪婪表现为我一直很看重人家分房子、分官衔、分职称、分奖金时是不是能有我杯羹，因为那既是一些可以改善我物质生活的切实利益，更是我们社会里对一个人价值的确认依据，我曾误以为那依据也有些道理。结果现实生活及时地击了我一掌，从多个层面对我进行了教育启发，使我在大半年的阅读与思考后，找到了后来这十年里我充填自己生命“箩筐”的新的态度和新的方式。
我认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只是感官，能尽情享受我的感官，特别是尽情享受我心脏所释放的种种感觉，差不多是我唯一的需要，而身心自由，则是保证我得以有一个较高享受质量的唯一条件。在我的生存实践中，我发现我所找到的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很合我胃口，能给我带来多项收益，而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越来越抵达了自由而远离了不自由。现在我已经把自己想明白十年了，我不知道，老天爷为我定做的“箩筐”还剩有多大的空间余地，但我想，不管它要在一年后封顶还是一百年后封顶，我都愿意用我现在的态度和方式去填充它。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喜爱文学，热衷写作，一直在追求一种人与文双重自由的美妙境界。可在前十多年里，民族国家阶级主义这个写作的出发点和房子官衔职称奖金这个写作的落脚点，像一把双刃剑那样砍削着我，把我雕塑成了一个戴镣的舞者，我那种看去中规中矩的生活和写作，完全被安置在一个虚假暧昧的境地之中，我根本就没什么自由可言。可这十年，我对我和我的写作都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位。写作，已经变成了一桩像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那样只与我身体发生关系的事情，于是我发现，属于我的世界反倒广阔清晰了。这样一来，虽然我还是经常要被“自由”这一类辉煌字眼搅得心绪不宁，但我已很少再考虑我自己的自由问题。我的意思是──不怕你说我自作多情或伪装深沉。我现在想的，更是人在天地间，人在社会上，人在人群中，人在自我里的自由问题；而那个人，则可以是我，更可以是古今中外黑白黄棕所有的人。
我除了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还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小说写作者，但不管作为一个普通生命，还是作为一个经过社会分工被划归到“作家”圈中的小说写作者，我都对自己具备了自由的起码条件感到满意。就客观因素说，首先我拥有充足的时间，由于我已经有能力排除掉任何我不喜欢的事情对我生命的消耗，所以我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于满足饮食男女读书写作这些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再同流合污和自取其辱，使我获得了绝对的自我支配权；其次我的工资和稿费能为我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我那为数极少的三五亲人，不光从不在经济上给我增加任何麻烦，还都乐于在我购房子买电脑外出旅行这样的关键时刻实施赞助，使我在生活上没有丝毫后顾之忧。就主观因素说呢，首先写作是我最热爱的事情，写完了没处发表也热爱，发表了没有稿费也热爱，读者看了骂我写的臭还是热爱；其次我想写的东西源源不绝，有趣的故事呀，好玩的想法呀，既清楚又模糊的字词句呀，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我脑袋里喊着叫着要夺门而出，甚至我已经意识到了，即使有一天，日益严重的颈椎病不再允许我把它们变成文字，我只能在脑子里边阅读它们，它们给予我的愉悦仍将妙不可言；还有就是，我这人无党无派，不社不群，少师少友……我认为，这样一些充分的主客观因素，足以成为我自由的根脉，而我作为一株自由之草能在风霜雨雪中自得其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对了，我的自由是在自得其乐中体现出来的，我一向把自得其乐看作人生的一重至高境界，并固执地认定，自由是抵达它的唯一途径。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我所罗列的那些能让我自得其乐的主客观因素，实在脆弱得不堪一击，因而它们托举出来的那一片自由，充其量只是一块易碎的玻璃，一粒来路不明的小石子就能把它打得七零八落。我知道，除了赤膊上阵的强权政治可以使人丢掉自由，各类隐迹潜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利益诱惑也同样会让人远离自由，自由的敌人无所不在且能量巨大。但我却愿意这样看待自由这块易碎的玻璃：只要有生命之光的灼照辉耀，一大块能熠熠闪烁，一小块也同样晶莹四射。
在我看来，自由作家这样的名号，既不是荣誉头衔也并非贱蔑称谓，而应该是给予一切用自己头脑思考、依自己意志行文的文学写作者的中肯判断，它最终要实现的，必须是自由写作。自由写作指向一种纯洁的精神，听命的是一颗不羁灵魂的召唤与指引。因为任何来自外部的蛊惑与压迫都不是改变内心色泽的理由，所以，自由写作绝不存在双重标准，也没有随意伸缩的上限下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外在自由可以是变量、是有条件的，但内在自由永远应该是常量、是不许讨价还价的。我的意思是，自由并不是个多少的问题，而是其强度大小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举一下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例子。
流传至今的刘禹锡诗文为数不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艺术追求上能保持自己独立风格的人。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等声名赫赫的诗文大家都交情深厚，也了解他们的艺术流派势力强大，甚至在唱和诗里，他还能惟妙惟肖地仿效白居易的诗风。但在自己的写作中，他却始终恪守自己节制约缩的艺术表现手法，直至创造出一种民歌风的新体裁。但我要说的，并不是刘禹锡如何尊重自己的艺术追求而自创新体，而是要说，他对自己政治信仰那种一以贯之的忠诚态度。805年，刘禹锡因政治革新失败而遭到贬谪，落魄十年后方被召回长安。照理说，为官从政者曲意媚上天经地义，若刘禹锡从此就摇尾乞怜了也无可厚非。可十年落魄的刘禹锡却信念不改，不光在心里依然不买当朝权贵的账，在笔下，还写出了那首明知会获罪却仍要一吐为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样一来，他的归京之日，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再度受贬之时，他的斗争换来的是他的自由又遭到新的剥夺。然而事情没完。828年，即刘禹锡上次回京二度获罪的14年后，他又一次奉召重回长安。这一回，这位年已56岁的流离之人，面对掌握他生杀大权的权势者们，是不是能变得圆滑甚至卑琐呢？没有，刘禹锡没变，他二度归京后，立刻就痛快淋漓地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重提旧事，再昭心迹：“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一个何等豪迈潇洒的“前度刘郎”啊！有了这样一种历24年厄运遭逢却信念不改的精神力量，刘禹锡作为一个痴迷语言的艺术家，在强大的韩、白诗文成就的阴影里仍能自成一格独创新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心灵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心灵自由，身体的自由写作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就都是空话。
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实现自由写作的人来说，实现自由写作的过程也都是一个增强抗干扰能力的过程，因为许多干扰自由写作的因素都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的：推开了政治干扰还有经济干扰，脱离了体制干扰还有市场干扰，挣出了物质干扰还有精神干扰，免除了婚姻干扰还有血缘干扰……但是，千万不要把抗干扰的过程理解成为逃避的过程。抗干扰的过程更是拒绝的过程，而拒绝则是主动的选择，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只有有选择能力的心灵才会与自由结缘。至于被动的逃避，即使获得了自由也没快乐可言，况且那样的自由是否真有生命力也值得怀疑。要知道，不论打****蹲牛棚的折磨还是买轿车购华宅的诱惑，不论文载道诗言志的鼓动还是评优秀获大奖的吸引，都是非常好对付的，任何外部强加的干扰都好对付；最为艰难的，只是怎样解决掉自己内心中的内部干扰，解决掉自己对自己的干扰。一种连写作本身都构不成干扰的写作，才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如何实现自由写作，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在我，由于写作已经成了我感官享受的一个部分，而我的生命“箩筐”在盛装自觉主动的填充物时，又只接收能够激活我身体的东西，所以，我有理由认为我所从事的写作抵达了自由的境地。至于以后，我该怎样依据我的生存信条与艺术标准把我的自由写作进行得更加尽善尽美、纯粹洁净，那就是另一篇文章涉及的话题了。
（选自《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