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
前段时间，夤缘时会，我重读了丁玲的《延安**********的前前后后》。这篇回忆录写于延安**********召开四十周年前夕。
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讲话》进行了反思。胡乔木的讲话在《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前期做出，可以视为对《讲话》纪念活动的预热。他的开拓性思维，为反思《讲话》提供了一丝历史隙机。由此，各地进行了对******文艺思想的重新思考。借着这股东风，1982年3月8日，丁玲写完《延安**********的前前后后》。3月8日，对于丁玲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很容易引发历史联想。在此文中，丁玲对延安**********的回忆可谓五味杂陈，说了不少真话，有些内容与此后及当下联系起来，尤其令人莞尔，有一种“严肃的好玩”意味。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丁玲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
我曾到凤凰山下毛主席住处，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
但在这以前，我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却还有另一个印象。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
…………
西战团回到延安后，看到延安平剧院演的《打渔杀家》，虽然是旧瓶旧酒，但仍是好戏，借古讽今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曾演出过京剧《忠烈图》，这时便也想演一个改良的平剧。……写了《白山黑水》的剧本……一个月后就上台彩排。但这是一次失败的探索与创新。由于我们都太着重于京剧形式上的改革，忽略了剧本的内容，游击队没有写好。……我们，特别是我自己都很惭愧，自认失败。原来还想总结经验，继续尝试，只因日寇飞机滥炸，延安紧急疏散，西战团奉命北上，深入敌后，开始了新的更紧张的战斗生活，不可能再在这个戏上花功夫。
还好，二十多年后，“紧张的战斗生活”早已结束，江青同志领导样板戏，实践了******“旧瓶装新酒”的文艺主张，多少弥补了丁玲的历史遗憾。
一九三八年前后，更多的文化人涌入延安，延安重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
一九四〇年春天，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会后就渐渐热闹起来了，机关里人增加了……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由萧军、舒群和我编……月刊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三月初就离开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文人却是不适宜扎堆的那一群。文人一扎堆，毛病就来了。协会的存在，往往既整合了创作力量，又内耗了创作能量。
对文坛格局影响长达几十年的周扬、丁玲矛盾，也是在这时候见端倪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了一个歌舞活报《庆祝十月革命节》。……毛主席看了演出，又从肖劲光同志（留守兵团司令员）那里知道，演出花钱很少，很多布景是向鲁艺借用的。毛主席及时找了他们两个人（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陈明和戏剧教员、导演侣朋）去，同他们谈话，留他们吃饭，临走还开一张二百元的支票奖给大队。
……我并不以为这一歌舞活报当时是十全十美的好节目，很可能会有简陋粗俗之处，但毛主席却给了这样大的鼓励。这是不是表明了毛主席的一贯的文艺思想，也表明了在新形势下，从革命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毛主席对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究竟肯定什么、提倡什么和表扬什么。
延安平剧院的演出是很精彩的，很多同志都爱看，我喜欢京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印象中，毛主席也是常去的观众之一。我也曾听说，有时他还在窑洞里听听京戏唱片。我以为这是很平常的，每个人可以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旧戏有过什么赞誉之词，好像他只说过要“推陈出新”。但是在**********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齐燕铭、杨绍萱（都是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两同志，大意是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京剧演出的里程碑，剧本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登上了舞台。……从这封信里，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对于应该提倡什么样的京剧也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据《党史博览》上赵晓泮的《1965年的文化部大改组》一文说：1963年11月，******两次批评文化部。第一次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第二次的批评与第一次大同小异。指责文学艺术不宣传工农兵，不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热衷于宣传古人、死人，******不如改名叫“帝王将相部”，文化部改名叫“才子佳人部”。
可见，******对于帝王将相占主角的反感，从延安到北京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诗中也有所表达：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留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地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
丁玲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作家。
丁玲所理解的“责任感”，在不少伟大人物身上都存在着。
唐达成：“我觉得他（指周扬）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
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内心和外在的往往不一致。周扬就是，甚至他反思，也不把反思过程讲出来，怎么反思的，不讲。”
陈明接受邢小群访谈时说：“在延安时，丁玲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周扬给丁玲写信，说看了这篇作品他流了泪。可是反右以后，他又说这是叛徒作品。”
《文汇报》前总编辑马达回忆，刘晓庆《我的路》在《文汇报》连载后，胡乔木把他叫到北京去批评：“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这时，胡有些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见胡将问题提到如此程度，马达不再分辩。随后，几乎是胡一个人的独白，他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但是，就在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记者给马达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这事发生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下。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也写到刘白羽的两面性：“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指反右期间）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王彬彬在《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中指出，瞿秋白临死前留恋的茅盾作品不是自己倾注了心血的《子夜》，而是《动摇》。其中原因，就在于赞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并不是同一个瞿秋白。赞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瞿秋白。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我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创刊……
博古同志主持报社，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审慎的。……博古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绝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那时文化沟口有一个大墙报，叫作《轻骑队》，是住在文化沟里的青委工作的同志们编的。他们还把每期墙报油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领导人，让这些人在窑洞里也能看到墙报……《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砭。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轻骑队》出刊一周年的时候，《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因为博古同志曾一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初期的文艺栏还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文艺栏的确曾为某些文章而紧张过，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紧张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说中央有人对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发表的小说《一个钉子》有意见，并嘱咐我们注意，要重视杨家岭来的意见……接着是十月十三日我们发表的《厂长追猪去了》……
文艺栏第三次受到的批评仍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这次是关于马加同志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是使这位女学生害怕的，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马加没有把这位老干部写好。自然，老干部中会有个别人是这样的。作者显然是不同情这位老队长的。作者挑选一个自己不同情的人作为代表人物是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老干部的。我们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作过检查，但没有写文章公开发表。这篇小说发表时受到的批评不重，整风学习中谈得较多。但那时我已离开报社了。
党对文艺的领导具有一致性，有一些特点看来在延安时代就形成了。“反对老干部”，多么熟悉的说法。
有人主张当代文学史从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算起，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当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看旧杂志。因此在第一百期编者的话中我说过：“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此后，报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这样的话又传来了：“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这样才有几篇文章稍带一点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也没有更多反响，好像轻微的刺激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谁也不曾像今天那样去对号入座。所以仍是平安无事。这时，在漫画展览会上也发现了引人议论的作品。这些看来似乎都是前奏曲。
文人一扎堆，就不安分——或者说不“本分”了。
根据丁玲1982年6月的回忆，在延安**********召开之前，“（我的）知己还是作家，还是我们文协山头上的一些人，没有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天的范围现在想起来实际是很小的，就是谈知识分子的苦闷吧！对现实的不满吧！要不就讽刺这个，讽刺那个。我抒发我的感情，你抒发你的感情，从这里边得到乐趣。”
“占党报《解放日报》八分之一篇幅的《文艺》副刊，成了刊发杂文的主要阵地，时任《文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对此作出了努力。”
文艺栏中引起批评的文章是三月九日第九十八期登载的我的《“三八”节有感》和三月十三日第一百〇二期、三月二十六日第一百〇六期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后来，在“******”垮台以后，我听到有人传说，延安**********的召开就是因为有这两篇文章，是这两篇文章才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据我记忆，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五年划丁、陈****集团时没有听说过，在一九五七年划我为****时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能不多多思考。以毛主席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仅仅因为这两篇文章就召开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且，会前亲自和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交换意见，会上又那么深刻地分析解释那么多的根本问题。会议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内情，我不知道，也不愿乱加揣测。世界上有许多事原不是一些本分人可以揣测或理解的。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否构成延安**********召开的起因？丁玲在此表态比较含糊，1982年6月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即《谈写作》一文）中，丁玲明确否认：“那是不可能的。毛主席那么一个伟人，就因为那么一篇文章，或者甚至说这篇文章是讽刺了他，写了他老人家啦！一点也不是。”但她在《延安**********的前前后后》的下文中又说：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
我在想，如果拿到现在，丁玲是不是会顺水推舟痛痛快快地承认了？世风变了，现在人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写入历史，为此可以不揣冒昧。
1982年6月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即《谈写作》一文）中，丁玲说：文章（指《“三八”节有感》）是九号上午登的，下午开三八节会，我作为一个群众坐在底下听演讲，底下的群众一直在嚷：叫丁玲讲话，因为节目里没有我讲话。我说我不讲话。底下就喊，一定要丁玲上去，一定要丁玲上去！上面主席团的同志就说，丁玲你上来吧！丁玲你上来吧！结果我就上来了。我前面有两个人讲话发了牢骚，我上去是第三个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想讲话。你们两个讲话，等着吧，你们一定要倒霉的。果然她俩倒霉了，当然我也倒霉了。我不想说，我还是说了嘛！
丁玲自我评价为“本分人”，有耐人寻味的撇清之嫌。并非丁玲不是“本分人”，但“本分”显然不是她的本质特征，极少有人会用“本分”来评价丁玲。
写《“三八”节有感》时，我已经搬到了文抗。
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毛主席对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方面就比较审慎了。但当时我毫无感觉，认为写得对。也许那时已经有人在背后议论了，但我个人却处之泰然。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创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他当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永远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的是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
在这段叙述中，丁玲显然有点故作轻松，反而更让人替她紧张。反正我是“汗不敢出”，寒毛直竖。王实味的命运就是在这历史性的一幕之后确定的。丁玲相比之下是幸运的。对某作家作品的批判，高层在现场直接参与，这是绝无仅有的；以后反右****中的批判，尽管也有参与，但再也不会到现场了。丁玲不仅赶上了这现场聆听高层批判的唯一的机会，而且在反右中还赶上了被“钦定”《再批判》“编者按”的机会，丁玲这样的人真应该去买彩票。批判和再批判，都是被开过圣光的，看来历史是选定丁玲了。
历史叙述中的故意涂抹往往使叙述者更加讪讪和不自信。丁玲已经丧失了四十年前的“处之泰然”，而代之以“审慎”。相比之下，那个仍不无桀骜的“处之泰然”的丁玲，倒是更加可爱。
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把这篇文章定为****大毒草，并且大张讨伐，是一九五七年把我划为****以后的事。
1979年5月3日，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关于丁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
这是对于这篇文章的最终组织结论。
丁玲自己的鉴定也是：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
但是，《“三八”节有感》却已经自己跑进了文学史，而且是正史；它实在是太调皮，太不“本分”了。
整风学习开始……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绝非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在学习毛主席《讲话》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己的认识，我先后写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和《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分别发表在《谷雨》和《解放日报》上。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中写道：她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即延安**********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著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着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没有对于革命忠诚的话，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
王蒙所提到的丁玲的“刺刀见红的句子”，就来自她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
“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这个检查就是《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对王实味的批判才真正是刺刀见红的。为了漂白自己而对同类刺刀见红，这种做法在反右****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被沿用。
丁玲在一段之中用了三个“愉快”，最终以“幸福”作结，可是，这“刺刀见红”显示的却并不是愉快，倒证明了“严肃、紧张、痛苦”是更实质性的感受。
丁玲之所以用了不小的篇幅来划清与“暴露黑暗”的关系，是因为新时期之初，周扬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延安当时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两派，分别以他和丁玲为首。周扬不见得是“指责”，但丁玲对于自己被“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可是比四十年前介意和敏感得多了，再也不会“处之泰然”。因为她面临平反问题，因为她害怕有损于自己的政治晚节。正是从这些地方可以见出：丁玲老矣。
**********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震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讲话》对丁玲的影响是毫不含糊的，讲话以后，丁玲就见行动了。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写：“乔木同志鼓励我去写报道，我从党校到了文协，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写了《田保霖》。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足，可是却得到了最大的鼓励。”丁玲在《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中也写：“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绿灯。”丁玲在1982年6月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即《谈写作》一文）中还说：“我心里明白：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我也不是从这时候开始写工农兵的，毛主席说的话是替我开路的。到过延安的人都可以理解。那时审干以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在延安的日子也有点不好过。……毛主席的鼓励，实际上是替这些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让他重新走步。……但是毛主席的鼓励有一个好处，就是从此以后，我特别坚定地深入到工农兵里面去。”
不过，既然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既然是“心都为之震动”，又何必说“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呢？这“一支破笔”可是一粒沙子，不小心把读者的心硌了一下。
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全盘否定《讲话》。……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左联时代的老兵，参加过延安**********的老战士们，都有责任重新学习《讲话》，研究《讲话》，在新形势下，正确地理解、宣传、实践，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肃清“****”流毒，为人民文艺的繁荣和纯洁而奋斗。
这是“老兵”、“老战士”丁玲的肺腑之言之一种。一个重要原因是，丁玲与《讲话》是一荣共荣的关系：“丁玲是延安文艺路线的一个标本或者说标杆，很长一段时间凡是说到延安文艺路线的成功，必然谈到丁玲。”
人可以有多种肺腑之言，因为人是矛盾的产物，肺腑之言也是矛盾的产物。
这也是一代人的共勉。那一代人。
（选自《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