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朝发沛县，暮宿淮阴，此番苏北之行，原本是要踏寻古迹，连带着体察一番运河两岸、淮上人家的风物人情；没想到转悠起来，竟发起了思古之幽情，不经意间就同政治与伦理这类沉重而复杂的课题撞个满怀。这倒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原本要跑向草原，却一头扎进了马厩。
一
古沛县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龙兴之地，而淮阴为韩信故里。虽说已经事过两千多年，可是，穿行其间，依然随处可以感受到这对君臣搭档的遗泽，似乎湿润的气流里也都弥漫着两个男人为代表的汉廷风雨的因子。
作为皇上，刘邦自命为神龙之子；而韩信者流，在他的眼中却只是一条狗。他曾当着诸位功臣的面，率直无隐地说：“诸君见过打猎的吧？追赶走兽啊、野兔啊，把它们逮了来的，是狗；而发号施令、指示兽类所在的，是人。诸君只能够擒拿走兽，所以都是功狗啊！”
这么一个怪怪的名词，亏他这个“大老粗”竟能想得出来。也许同他从小爱吃狗肉这一家乡特产有些关联。沛县狗肉生意的开山祖师是汉初名将樊哙。他和刘邦同乡，又是连襟——他们都娶了吕公的女儿。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由于肉嫩色鲜，浓香扑鼻，很快就红火起来。有道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馋嘴贪杯的刘邦自然成了座上常客。位登九五之后，刘邦衣锦还乡，设宴招待父老兄弟，也用狗肉来佐饮。从此，沛县狗肉就插上了翅膀，伴随着《大风歌》名扬四海；樊家的狗肉生意也世代传承，至今不衰。沛县街头到处都是狗肉广告，足资作证。
“功狗”也是狗，只是因为他们战功卓著——“了却君王天下事”，因而加个“功”的谥号。但是，既然是狗，也就注定了被宰遭烹的命运。至于时机怎样把握，手段如何选择，全看操刀者的心计。越王勾践、刘邦与朱元璋，手黑心辣，剁起脑袋来没商量；而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以柔术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罩住政治暴力的狰狞，一以醇酒妇人、物质利益笼络功臣宿将。手法不同，目的则一。
刘邦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看来，谁的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能力最强，谁就是最大的隐患。这样，韩信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当项羽败亡，便被刘邦削夺了兵权。不久，即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这是封建帝王谋杀功臣时惯用的政治圈套），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会聚诸侯，意在趁机擒拿韩信。那边的韩信却傻乎乎地捧着皇帝仇人的脑袋前来拜见，当即被绑缚起来，这时才慨然长叹：“果真像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已经失去存在价值，原在剪除之列；而此时的“功狗”韩信却傲然自视，日夜怨望，甚至逞能炫力，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天，高祖与他闲谈，问道：“以我的才能，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又问：“那么，你呢？”回答是：“多多益善。”再问：“既然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还会被我擒拿呢？”回答是：“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擅长于掌控大将。这就是我之所以受制的原因。”说到这个份儿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摊牌了。不能说韩信对于自己的厄运毫无觉察，只是为时已晚了。
当然，还是后代诗人看得最清楚。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由韩信这一盖世英豪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害怕建功立业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为什么是这样？晚清袁保恒的诗作了回答：“高祖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登坛拜将之后，韩信以五载之功，定三秦、掳魏王、服赵国、下燕代，东平齐国、南围垓下，击败西楚霸王、打下汉室江山。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赶快到死亡女神那里去报到吧！
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斩将搴旗、追奔逐北，每战必败，属于无能之辈，肯定也站不住脚；可是，当你发挥到了极致，达到“将略兵机命世雄”的高度，又会功高震主，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那些佐命立功之士，如果不是战死或者病死，就必然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像范蠡、张良那样，及早从权力的峰巅实行华丽的转身，功成归隐，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或者像越国的文种和汉代的韩信那样，引颈就戮，最后发出“兔死狗烹”的哀鸣。
儒家礼教倡导“五伦”之义，讲究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以维护封建秩序。其中君臣关系被尊为“人之大伦”，起着统率作用；以冲突、斗争论，它也最为剧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皆须“得君”；而帝王要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也需要那些“功狗”为之驰驱卖命。什么经邦济世，什么致君****，剥去那一层层漂亮的包装，就会露出政治交易的肮脏的“小”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责之以“过河拆桥”，负心忘义，有始无终。其实，相互依存立足于互为利用，原本无“义”可言。范蠡曾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这里有个君王的忍耐度问题。同是谗言，当面临敌国外患的威胁、朝廷急需贤臣良将时，君王就顾不得那些闲言碎语，还是用人要紧；待到忧患解除，天下治平无事，贤愚价值渐就模糊，君王已无须那么宽容。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悲剧就连台上演了。
二
黄昏里的淮阴故城，一片平和静谧景象。岁月的烟尘掩埋了一切物质的孑遗，眼前的韩侯钓台、韩信庙、漂母祠等地面建筑，无非是近年修造的劣质赝品。临风吊古，有人慨叹物是人非，说什么“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全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其实，这话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甚至彻底消失。倒是那些古代诗文联语，作为精神产品的遗存，仍在鲜活地昭示着前人的哲思理趣，予人以深邃的启迪。
韩侯祠里，空空如也，令人感到沮丧。倒是从晚近复制的碑廊里，看到清人赵翼的一首好诗：“淮阴生平一知己，相国酂侯而已矣。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独悲淮阴奇才古无偶，始终不脱妇人手。时来漂母怜钓鱼，运去娥姁（吕后）解烹狗。”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诗一联，交相辉映，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从韩信同萧何、吕后、漂母的关联中演绎其一生的悲喜剧。
韩信原为项羽部属，由于没有得到重用，他便弃楚归汉。但在刘邦麾下，同样未得伸展。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丞相萧何，这样，他的奇才异能才被发现。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未见拔擢，大失所望之余，他只好悄悄出走。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急忙跨上一匹快马，日夜兼程，总算追上。经过一番情辞恳切的劝说，韩信才勉强跟着回来。当时，刘邦听到有人报告丞相也逃亡了，又急又气，及见萧何返回，便问他为何逃跑。萧何说：“我不是逃跑，是去追赶逃亡的韩信。”刘邦不解地问：“逃亡的人多了，何以单独追他？”萧何说：“诸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共谋大事，非他莫属！”这样，刘邦便选择吉日良辰，斋戒登坛，隆而重之地拜韩信为大将。由此，韩侯视萧何为知己。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功高震主的楚王韩信已经失去了高祖的信任，被贬为淮阴侯。在刘邦北征陈豨，由吕后坐镇京都时，有人报告淮阴侯与陈豨串通“谋反”。吕后料到韩信不会轻易就范，便同萧何秘商对策。最后由萧何出面，谎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溃败，陈豨已死，敦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万没想到这样一位知己竟会设圈套谋害他，结果，一踏进宫门，就被预伏的刀斧手捆绑起来。吕后全不念他的“十大功劳”，迅即在长乐宫钟室将他斩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故实，确实令人慨然于人情的翻覆、道义的脆弱、人性的复杂；不过就萧何来说，无论是当初的怜才举将，还是后日的献计谋杀，所谓“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显然都属于忠君报国、“扶保汉家邦”的政治行为，不应简单地以个人恩怨以及品格高下、人性善恶进行衡量。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用西方政治家的话说，那是一个既艳色迷人又容易使人堕落的处所。在美轮美奂的封建堂庑中，这类人伦充当政治婢女的现象，可说是随处可见，无代无之。
和政治家萧何的取向不同，作为普通老百姓，漂母同韩信的友情就纯洁而朴素得多了。韩信年轻时贫困潦倒，饱遭人们的凌辱。一次，在城下淮水边持竿钓鱼，临流漂纱的老妇见他饿得两眼迷茫，有气无力，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这样连续好多天，韩信非常感激，说：“以后我要好好地报答您”。老人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连饭都吃不上，真没出息。我是瞧你这个小伙子太可怜了才送你饭吃，谁希图你来报答！”这使韩信受到很大的刺激与鞭策。传为千古佳话的“漂母饭信”，纯然出于同情与怜悯，绝对没有“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则非信莫属”的政治考量，甚至也剔除了一般的现实功利。因此，当韩信承诺异日必当厚报时，才会怒而斥之——漂母觉得施恩图报，是对友情的亵渎，更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即使作为政治人物的萧何，也同样有其多面性。据明清笔记载录，广西一带有韦土司者，系淮阴侯后人。当日韩信罹难时，家中一位门客把他的三岁儿子藏匿起来。知道萧何为韩侯知己，便私往见之。萧何仰天叹曰：“冤哉！”泪涔涔下。门客感其诚恳，以实情相告。萧何考虑到吕后的势力遍及中原，只有送到边陲才有望保全，便给素日关系很好的南越王赵佗修书一封，请他帮助照应。赵佗不负所托，视之为己子，并封之于海滨，赐姓“韦”，取“韩”之半也。萧何书信和赵佗赐诏，后来都刻在鼎器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萧何还是很讲人情的，可说是“善补过者”。他感念故人冤情，“泪涔涔下”；且在紧急关头，甘冒巨大风险，托孤救孤，使韩侯得以“子孙繁衍，奉祀不绝”，总算尽到了朋友责任。
三
按照《周易·序卦》“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爱情的实现目标，作为一场历经****考验而获得的胜利果实，那种完全剔除功利考量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这甜蜜蜜的人伦关系，一当困缚于权力争夺的轭下，遭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绑架，沦为一种政治行为、商品交易，便会出现异化而腐蚀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便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类型。
同刘邦一样，吕后也是一个虑远谋深、机敏善断的政治家，她协助丈夫平定天下、赚杀诸侯王，对维护刘汉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日后总揽朝纲作了充分准备。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念其昔日战功，予以从轻发落，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遇吕后从长安来，彭越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说情，改在故乡昌邑当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洛阳。面见高祖后，吕后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送到蜀地，必遗后患。要办就得办个透底，索性杀掉算了！”于是，吕后指令告状者再度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并且夷灭了三族。
她和刘邦的联姻，一开始即维系于政治。当年，吕父因见刘邦状貌奇伟、高贵，有王者之相，才把女儿嫁给他；婚后，据说吕氏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她可以根据云气所在，寻觅丈夫的踪迹。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两人一直是同床异梦，关系比较疏远；加之楚汉战争中，吕后和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曾被楚军长期囚禁，受尽了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理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夫妻间根本谈不上推心置腹，相互信任。
而刘邦的移情夺爱已经很久了。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尘土高扬，天昏地暗，他才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直接危及到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只好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他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听到有人密报：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杀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这恰好触发了他的心病。于是，立刻召来谋士陈平和大将周勃，命令他们立即赶往燕国，将樊哙斩首。为了防范日后吕氏兄弟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对于吕后，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且以宋代文学家苏洵的话作答：“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当人伦遭遇政治，君臣、朋友、夫妇关系已将发生异化；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兄弟关系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例外。被称为“相斫书”的二十四史，尤其是隋唐时代杨家父子、李氏兄弟间的血影刀光，可说是形象的注脚。
（选自《都市美文》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