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并没有写作的才华，倒不是谦虚，因为这些年写了那么多的字，还是那个样子——于是不悲哀也不喜悦，只管这么默默地书写着。有时候喜欢被“逼”着做事，于写字上来讲喜欢做命题作文。我不大相信有些人说的写作没有目的，至少在写作者的内心必须要有冲动和压力，写作才能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得说说这本小说集的创作冲动来源。
一次在市里面组织的好人事迹分享会议上，我本来是去帮忙会务的，顺便坐下来听了那些好人的演讲。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层面在推举好人，这是弘扬新风的好事，但是受到某些思维制约，我们讲述的好人做好事大多依赖于新闻，这就给好人好事的接受产生了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那次听杨文华老先生的演讲，我了解到事先会务组给他安排了讲稿，可这位可爱的老先生并没有“按套路出牌”，而是随心所至地讲起来。从一个写小说的人的角度，他的方式是吸引人的，观众的掌声是由衷的，被他的故事以及情绪所牵动与感染，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有生命力的讲述。
此后不久，我去了杨文华所筹办的烈士陵园实地看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他所做的事情远远比他的演讲要精彩。最近的文艺界总是在讲“现场”二字，站在朱堆的烈士陵园面前，我才知道我们写作者在文字上所折腾的“现场”较之于真正的火热现场是多么的虚弱甚至是虚妄。我们过去常说的“革命的鲜血染红了它”，这话唱得四海皆知，可是到现在还有几个人能理解“革命者”这三个字的要义？在杨文华筹建的陵园你可以读到的不仅是“光荣”，还包括信仰、死亡、无名以及更为令人伤心的无以安魂。
回来之后，我写了《杨大眼造梦记》，写得很快，超乎我的想象。后来这个小说在一次比赛中获奖，我觉得有点情理之中的意思，我是沾了题材和事件的光。由此我开始计划着写一组好人形象的系列小说。坦白地讲这一本书并不在我短期的创作计划里，三年内我有自己比较充实的安排，但是这本小说还是无意之中插队进来，并且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完成了。这其中还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样是因为工作关系，去界首镇看望一对守候脑瘫邻居十多年的老党员夫妇。看到那个人佝偻在床上的凄惨样子，我想到了自己卧病十多年的母亲。好在，世上好人多，翁国英老两口不求回报地帮助了他。这些人的事情不应该被遗忘，更应该更早地被知道，更好地被传扬。
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的写作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小说方面我更加注重切合现实——这话说得有点傻，哪一个写作者能够离开厚实的土地呢？那样即使是飞翔也是不着边际的。我的意思是，这两年自己的文字有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主旋律的书写上。开始，我对这种改变感到不安，但是随着写作实践的推进，我的不安非但没有加深，反而更加自我肯定。尤其是《大淖新事》这本小说集的创作，让我更多地明白了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责任——无论是吴登云还是杨国华，无论是王瑞华还是王坤，无论是徐善兰还是耿高鹏，这些人有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有的默守着真爱，有的坚持着诚信，有的危急时挺身而出——他们都是高邮人，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高邮的中国好人，他们是高邮的骄傲，是高邮的名片。
他们的故事没有一点放大，为了小说的艺术性，我在情节上做了一些虚构，使得有些场景变得陌生化，这点小心思是为了文字更加好看——也许，让好人好事更好看就是我这本书写作的初衷吧。
我不知道许多年后，再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会不会脸红？但是至少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