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0年的冬天，进山的任务，是打石头和烧石灰。写下上一行字，才意识到已经是快40年前的往事了，当年发生的事情和相关的想法，记忆已经不是很完整了。当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1团工程1连，是武装连队，我所在的1排被派去山里，也可能是去了半个排，这记不清了；去的那山是什么名字，也记不清了。
去了就住进了一所土坯房，是相当破旧的东西一长溜的土坯房，它建在半山的小山坳间。正房狭长，沿南墙和北墙，各是一溜土炕，由于土炕仍不足以取暖，两排炕间还有砖砌的的炉灶，上面接着粗粗的铁皮烟囱。南墙有窗可见室外，北墙无窗也可见到室外，那是土墙裂开了好几处缝隙的缘故。严冬里那面张着口的北墙就那样迎着北风，即使炉灶的烟囱已经烧得通红，屋内墙面上还是会结起冰霜，后来我们想起用小解的方式冰封了它们。东头的耳房住进了卫生员小董，天津的女知青，一个性情和善的女孩儿，约比我大两三岁；对处于青春期的这些毛头小伙子说来，她的存在远比她实际能看多少病重要。
从住处到上工的地方，不是特别远却也很不近，全部路段都不好走，有的地方干脆没有路，要攀爬才能过去，大家称之为“过三关”。采石的地方，好像过两关就到了，烧石灰的窑，是在三关以外。与烧石灰窑相比，打石头应该是更辛苦一些，抡大锤要臂力，握钢纤难免不被砸到手，那都不是什么轻松的活计，而作业中往往是两人一组轮换干的，也说是说，两个人都需要抡锤的臂力，也都有被铁锤误伤的机会。为减少往返的时间，中饭也都是带过去在野外吃的，馒头上冻后比牙要硬，吃的时候要架起火来烤，没有菜。最初我打过几天石头，后来就被指定去烧窑了。我比较偏爱烧窑，这接近于“室内工作”吧，尽管窑门口敞得大大的，毕竟有别于露天作业了。这个工作又可以享受个人空间，无论是两个人或是三个人换班，当班的总是一个人，只要让窑火保持正常，就可以在添过煤以后的间歇时间里看几页书，或是徜徉于胡思乱想。那时看的书其实也挺可笑的，其中包括《九评苏共中央的******》。胡思乱想中远至想念父母和哥哥，近至回味小董为我打针和扎针的情景；还想到说远也远，说近也近的如于谦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写得多好啊，质朴而又形象，政治上也足够正确，可是想想诗与我能联上多少，我与诗能联上多少？结论比较扫兴。
那个冬天究竟在山上呆了多久，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山上过的春节。那个春节，我们居然吃到了油条，非常可口，而且没有限量。那次下厨的，是一个家境极差的北京知青，后来我去过他家，他家里用的自来水，要从胡同里挑过来；他家里包饺子，是把褥子卷起来在床板上做的。但是他很平和，与人相处也不卑不亢，他那种生存能力和处事态度，是我至今也学不到的，我意识到那堪称优秀品质，也意识到他已经对我进行了再教育。而毛主席说的可以给我们再教育的工农兵，并没有一位跟我们一起上山。在那个春节里，我第一次吸了香烟，可能是一两根，也可能比这要多，反正是别人塞过来的，而我对此道基本没有感觉，尼古丁和酒精，从没有对我形成过诱惑。
在山上的末期，发生了一件事，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打击。
那是一个雪天吗？我不能肯定天上是不是下着雪，反正我工作的窑前有很多积雪。有人来拉石灰了，是19连的，一台拖拉机，拉着两个拖斗。他们有跟车装车的人，我们这边也派人从旁照应，不久就装好了。可是因为地滑，又因为车斗停在凹处，拖拉机拉不动了。有人出主意说，先卸下一个斗吧，拉到平地上再回来拉另一个斗。这样，就需要取下两个拖斗之间的铁销子。然而铁销子这时已经吃上劲儿了，无法轻易取出来，于是有人拿了铁锤去敲。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铁销子被敲落后，前面的拖斗顺坡滑了下来，迅速靠向后面的车斗，而那位执铁锤的知青，不仅没有退出来，甚至还没有站直身子。沉重而坚硬的拖斗，刚巧将他的头夹在当中。变生肘腋，人人都惊呆了。最先反应过来的人大声喊，“快把车开上去！”发懵的司机赶紧依言去开车，想不到拖拉机只向前开动了一点点，再度退了回来，头部夹在两个车斗之间的那位知青，身体将要倒下时，再度被夹在了那里。这时才有人想到要为车轮“打上眼”——就是用石头垫在车轮的后面。几经周折，总算将伤者拖了出来。首要的事当然是送他去医院，拖拉机的另一车斗也摘下来了，司机等在车上，需要有个人抱着伤者坐上去，看到与他同来的人都面面相觑，我说我去吧。虽然不太懂如何察看生命体徵，但常识告诉我们这个伤者应该已经是死者了，这也是刚才没有人站出来的原因吧。
山上没有电话，无法通知医院早做准备。拖拉机开在路上，我抱着这个陌生的身体，一只手托住他的头。他面色惨白，瘦窄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的脸是因为挤压变形了吗？我无从知道。心里并没有恐惧，只是非常压抑，因为从没有这样的经历，眼看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萎顿，所谓物伤其类，就是指这种由人及己的伤心吧。尽管路上是空旷的，拖拉机可怎么也开不快。自己的团距离太远，我们去的是临近一个团的医院，现在已经忘记那个团的番号了。
伤员送到医院后的事情没什么可说的了，尽管是急如星火地赶去，心里也并没指望有奇迹发生，用一句冷酷的话说，如果出现什么奇迹，可能会比死亡的事实更让人难以接受——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承受那样的打击呢？后来我在医院见到了闻讯赶来的19连的卫生员，哭成了带雨梨花，听说她与伤者一样是哈尔滨知青，更是物伤其类吧，比我又进一层了。她比我们的小董漂亮很多。
事后不久，我们就被召下山了，是否与这次事故有关，至今仍不得而知。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