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闲适中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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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冯雪峰伯伯漫忆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1919年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同年秋考入浙江省师范学校,先参加“晨光社”,后又与他人结成“湖畔诗社”,遂以诗名。1926年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和文艺理论作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末开始与鲁迅频繁接触。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为鲁迅与瞿秋白建立联系。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奉派到上海开展工作,曾代表****中央主持鲁迅治丧事宜。1941年被捕于上饶集中营囚禁两年。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兼任《文艺报》主编,1953年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后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1958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66年被关入“牛棚”。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1976年1月31日去世。2月16日的追悼会,参加人数被******限定在200人以内。1979年4月,中央组织部批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冯雪峰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举行第二次追悼会。

作品有诗集《湖畔》、《春的歌集》(均为合集),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回忆鲁迅》,寓言集《今寓言》、《雪峰寓言》、《雪峰寓言续编》,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集有《鲁迅论及其他》、《过来的时代》,《鲁迅的文学道路》等。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雪峰文集》四卷本出版工作。

快30年没见了,任寰和我重在星巴克聚首。他早已把家安在了剑桥,这几年又回乡来捞世界了。这家伙还是那么博闻强记,稗官野史和文人政要的逸闻,都是他爱聊的话题。和其他同学一样,他非常自然地聊起了当年到我家借书读书的故事,中间还提起了我们对冯雪峰和曹禺等几位伯伯的议论,这些事若无人提起,我自己多已淡忘了。

冯雪峰伯伯频繁去我家里,是在他70岁前后、我20岁上下的那几年,从年龄上说我们差不多是相隔一代的人了。他容貌清癯,是个温和慈祥的老人。

我隐约知道,冯伯伯早年与爸爸(王仰晨)的私交比较泛泛甚或并非融洽,他们相识于1946年的上海,10年后在北京成为出版社内的上下级同事。那时冯伯伯的处境早已开始不妙,很快就被定为“****”,继而被开除出党。在党内的会上,全体出席者都举了手,包括被开除者本人。爸爸也举了手,却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和迷惘。这种源于朴素感情的困惑和迷惘,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消弥隔阂并且友情日深的基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们又共同经历了“五七干校”的岁月。

从干校回京后,爸爸在鲁迅著作编辑室负责,冯伯伯本是社里的老领导,此时却被安排在鲁编室做了普通编辑——还不止是普通编辑,更是一位被限制在家里看稿的编辑,原因是他去出版社上班“影响不好”。冯伯伯1958年被开除出党之前,已有31年的党龄。1961年给他摘去了****帽子,但无形的帽子仍在头上,“仍在人民手里”。他已不是党员,甚至已不能正常享有一个公民的权利,工作对他已是一种恩惠。

冯伯伯家住在北新桥,我家住在南河沿。从他家到我家,市内公共汽车大约是6站地,两地之间没有可以直达的汽车。据我所知,冯伯伯为免换乘之烦,有时索性安步当车。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他,尽管已年逾七旬,也未必就肯输给这段都市坦途。所不同者,彼时心中有理想,身边有同志,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要跋涉,是要走向何方。而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是要走向何方么?来找爸爸固然是有工作要谈,然而恐怕也是为了寻找能接纳自己的同志。当有一位同事乃至一个家庭给他认同、愿意接纳他的时候,自然成为他非常想去的地方。爸爸后来回忆说:他从未向我诉说过他的寂寞,但是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北京对他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到处游走,但是没有什么地方会接纳他,就像一个幽灵,无法进入真实的有生命的世界。要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他只有矜持这一件武器,他生前最后的作品《锦鸡与麻雀》,仍能出现那种不无倨傲的自我隐喻,会不会就是此时走在街上形成的想法?

那时家里住平房,是个破落的四合院。爸妈和我们兄弟住两间北房,奶奶住两间西房,爸妈来了客人,我通常是拿上自己的书,躲到西房里去看。如果是爸爸的客人,连妈妈也常是躲出去和邻居聊天,或是躲到西房这边来。冯伯伯来时却稍有不同,妈妈一定要亲手奉上一杯茶,稍稍陪坐一会儿。冯伯伯多是估摸着爸爸下班到家的时间来访,有时他来得稍早或爸爸回家稍迟,也有我在家,那时我已经把兵团战士的荣誉抛弃在黑龙江边,回到家成了爸妈的食客。冯伯伯每次来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是长沙发靠近写字台的一头。我知道沙发的那个位置已经有些塌陷,也知道冯伯伯是个很有来历的老头儿,但是从没有感到让他坐在那儿有什么不妥。他坐在那儿显得很安逸,也许他真是很满足,为了有这么一个不是自己的家却经常能容纳自己的地方。在爸爸妈妈都未到家的时候,他或是我都不用费力找什么话题,他就是看报纸或是看自己带来的材料,我就是看自己的书。那个年龄的我,从不关心冯伯伯找爸爸谈些什么,鲁迅的作品我也看过一些,但是编辑注释的事情让我觉得枯燥。现在试去回想和冯伯伯有过什么交流,已经很茫然了。

从现存的几封冯伯伯写给爸爸的信上看,那时搞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差不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甚至是全部生活。冯伯伯虽然“在野”,却为鲁编室的工作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每周至少也要到家里来一两次,以保持必要的沟通。单位和邻居中都不乏政治嗅觉灵敏者,开始啧有烦言,使爸爸像“****”初期那样,再度过上了头皮发紧的日子。鲁编室的孙用伯伯,也是与爸爸走动较多的一位客人,但他偏爱写信,来家里没有冯伯伯频繁。好像冯伯伯和孙伯伯之间,过从也很密切。哥哥的印象是,这两位老人有时在这里遇见,就会坐到很晚,有时随爸爸送客走出院门,在如磐的暗夜和昏黄的街灯下,看着他们渐远的背影,心上是一片苍凉。

冯伯伯1975年因肺癌做了手术。他生病住院期间,医院遇事就会通知出版社;而出版社并不出面,只是转而通知爸爸。爸爸乐于为冯伯伯操办这些事情,单位里也同样乐于让他去操办这些事情。爸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时常下了班先不回家,去医院或是去北新桥看望冯伯伯。他还找到国家出版局,为冯伯伯寻求联系疗养的可能,代陈回到党内的愿望。爸爸这一时期的通信,不断与黄源、唐弢、楼适夷等几位伯伯说到冯伯伯的病情,他对自命是冯伯伯的朋友却托故不去探病的人,相当不以为然。1976年1月,******总理去世的消息带给了冯伯伯最后的打击。当月下旬,爸爸两次去过冯伯伯的家里探望,后一次的隔天就是阴历除夕,冯伯伯在这天病危被送进首都医院(协和医院在****期间的名字),出版社照例打来电话通知爸爸,时间是晚上8点钟。冯伯伯在农历乙卯年的除夕夜晚进入弥留,在丙辰年的元日午时撒手人寰。

爸爸一直陪在病房,并亲手为冯伯伯净身和更衣。

冯伯伯的追悼会在1976年2月、1979年11月开了两次;第二次的追悼会,原定要在4月里开的,因为悼词中的意见分歧,一拖就是半年。冯伯伯的晚年,真不知是生活在人间还是鬼域,直到他已入鬼域,也还躲不过人间的鬼魅。记得萧三先生送给他的挽联是:“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这也让人想到我们民族的前朝旧事:宋代有岳飞,先被高宗赐死,21年后再获孝宗下诏平反;明代有于谦,先在英宗复辟时被弃市,7年后再获宪宗下诏复官赐祭。我知道这属于不伦不类联想,一位革命导师有言在先:“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不是想说他的话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想说,为同一个人开两次追悼会也是很蹩脚的事情。

此文写到中途,意外地发现正临近了冯伯伯过世30周年的日子。那么,我作此文的时候,想必也有研究者们正在作文,想必冯伯伯的名字将再次与他的业绩联系在一起,被赞誉为皑皑的雪峰。作为一个曾在山脚边淡然经过的人,一个无为的后辈,我从没有试图抬头去仰望和攀登雪峰,现在偶然将这些浮光掠影的记忆形诸文字,完全是由少年时的同学任寰所引发,此文他也会看到,不知他又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