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绿叶对根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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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最后的古城墙

得去看看它。

一定得去看看它。就如同去看望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不看,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了。

生命垂危的老人,临终会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告诫他的后人一些话:该铭记什么,该忘却什么,该汲取什么……可是它,它冰冷无语,啥都不会告诉你。当然它并非无话可说,它要说的话才多呢,它的话都藏在那些渗透了风霜雨雪的砖土里,等待有心人把耳朵贴在上面,听;等待知音人把心贴在上面,悟。

这座北方的小城在飞速发展着,快得连历史都快找不到影子了。楼房一座比一座高,城区一年比一年大,新的东西越来越多,旧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砸了真的古迹,盖上假的古迹,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它呢,它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它一天天地沉落下去,与这座越长越高的城市对比着,越来越矮,矮到只能抬起头来才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脚跟。

也许有一天,它会完全被这座城市踩在脚下。它有牢骚吗?它有感慨吗?它有期待吗?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它不会诉说,它没有生命,它只是这座城市的古城墙。

在古代中国,再不像样的城市也是有城墙的,有城墙的城市,闭关自守,安全而又闭塞,最直接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因了城墙的存在,在后人的想象里,古代的城市总是神秘的,哪怕小得像月光下的蝈蝈笼,也一样高深莫测,暗藏玄机。

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曾经是一座怎样规模的故城?这座故城屹立了多少年?这座城里的人,繁衍了多少代?它知道,它都知道,作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还有谁能比城墙更清楚城市的历史——

我们的故城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是县城,始建于东汉建初五年(80),时称东武县;北城是州城,建于北魏永安二年(529),为胶州治所。两城相接,中间留有一门,谓之双门。隋开皇五年(585),废胶州置密州,即胶州治为密州治。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为诸城,仍以南城为县城。到了明洪武二年(1369),撤密州,将县衙挪至了州衙内。洪武四年,大事修城,两城中间的城墙被打掉,但保留了双门,改建为钟楼,同时筑左右城垣,加固城池。以后历代皆有修筑。那时县城呈“凸”字形,“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七尺,池深丈有五尺,广倍之”。城墙的四周,有五个城门,门各有楼。县城面积为1065平方公里,城内的街道呈“干”字形,亭台、楼阁、寺庙、祭坛、牌坊等名胜古迹众多,后皆毁于战乱……

那时的南北两城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城区的一半大。连接两城的双门,我在一张照片上见过。那是1945年9月诸城第一次解放时,我滨海部队举行入城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士兵正扛着枪穿过城门,两边是欢迎的百姓,那么多的面孔,有欢悦的,有好奇的,有麻木的,在那些瞬间留住的面孔上,你可以看到诸城的昨天;而那支生机勃勃的队伍,就像一缕春风,用新生的力量,荡涤着陈旧的气息。看那城门,好高啊!城门上那尖顶的建筑,你可别把它当成炮楼,会有一位老人告诉你:那就是钟楼啊。说到那些打着绑腿、背着背包的战士,她混浊的眼里汪满了泪水,她说:那些八路军,苦哇!他们排着队走着走着,就会有人停下来坐在路旁,笨拙地拿个针缝补破烂的鞋子。有一个小的,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吧,怕掉了队,撕块布条缠巴缠巴就撵上去了,脚还一瘸一拐的,大概是脚底磨烂了。我那时还小,背着弟弟在街上看光景,他还停下来给弟弟擦鼻涕,顺手摸一把弟弟的脸蛋子……听着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相信:当这样的队伍走过,枯树也能发出新芽。

仅存的古城墙,在城南扶淇河的东面,那么突兀的一截,丑陋而不合时宜。多少次经过这里,不知道它是一截城墙。也曾有过一闪的念头:多好的风景区啊,怎么竟留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破土丘在这儿呢?知道了它的身世,才明白对这个爱美的城市来说,对它的保留其实是一种宽容和心胸。

城墙下有悠然耕作的老农,他是否能像珍惜自己的菜地那样珍惜这残缺的城墙呢?歇气的时候,他是否会倚着墙根,对着西沉的夕阳抽一袋旱烟?小的时候,他是否穿着对襟小袄,坐在城墙下的树墩上,荡着双腿,用清亮的嗓音唱过一支童谣?

远望古城墙,就仿佛看见了过去的城堡。朗月之下,树影婆娑,古城墙如母亲围起的手臂,将儿女们拢在怀中,这样的场面是何等温馨啊。面前的城墙曾经高大巍峨,站在下面的人,仰面视之,渺小如蚁。那时,要进入一座城,走出一座城,多难啊。在墙外,你就是个外人;走不出城门,你就永远不知外面世界的模样。每一座城里的人,都这样活着。城墙是护卫,也是阻挡;是安全,也是牢笼。在城墙圈起的范围里,古人们有局限地生活着,不比一只苍蝇一只蚊子更自由,许多动物也跟着人活在里面,享受着本不该享受的囚禁,野性,渐渐消失殆尽。

那时候,每一个村寨,每一座城池,直至整个国家,都壁垒森严,需要有墙一道道一层层的护卫,而这护卫随着科学的发展,终于成了掩耳盗铃式的自慰:再牢固的城墙,又怎能抵得过摧枯拉朽的炮火?

城墙曾经要搭云梯才可以攀上去的,但现在只消几步就可以将它踩在脚下。看来人造的高度,永远高不过造它的人的高度。过路的风吹着它顶上的枯草和荆棘,如同吹动着霜染的头发,这些最卑微的植物正在等待,等着春来,等着春暖花开。

那段墙几乎只剩下了黄土,只有几米外面还有青砖,并且已和夯土皮肉分离,真担心有一天它站不住了,会在风中扑倒下来,戳痛大地的胸膛。城墙的那些结实的夯土,可是我们这座古城最早的“姥姥土”啊,可惜大部分已被人推去盖了房,填了沟,垫了栏,说不准哪头牛哪头猪身下铺着的就是城墙的土哩!那土站着,就是城墙;倒下,就是良田。据老人说,夯土上那些拳头大小的、有规律的洞洞,是外面的砖在墙上留下的钉记。它们像蜂鸟的窝巢,任凭乱跑乱撞的风在里面窜进窜出,吹着尖利的口哨。

靠上前去,用冻僵的手抚摸那些斑驳的青砖。我相信每一种物体都有自己的语言,仅属于自己的语言。触摸那些古老的东西时,我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有点儿庄严,有几分敬畏。总觉得那千年万年的时光,会如一道电光,传递到触摸的手上来,让人的灵魂附体,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话来,惊世骇俗。人不怕天不畏命,就怕被自己的同类视为异类。但手中有了一支笔,就有了使命,该说的话,迟早得说出的。

和市民休戚与共的城墙,有着这座城市最浓烈的生活气息。城墙的脸,是被岁月的风霜雨雪剥蚀过的粗粝,还有新鲜的阳光在上面停留的温暖,还有什么呢,是否还有血呢,是否还有泪呢?当战争到来,第一滴血会溅到它的身上;当分别在即,最后一滴泪会洒在它的脸上。抚摸古城墙,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也曾抚摸过比城墙更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恐龙博物馆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化石,还有一块高过人头的恐龙腿骨,据说摸了可以保佑吉祥平安。每当工作人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解说,听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将那块恐龙骨上上下下地摸了又摸,虔诚得连自己都感到滑稽。本人也在摸龙骨求好运的人之列,摸完了才发觉面红耳赤,因为实在想不通远古的这些丑陋笨重的庞然大物,与神灵有何联系。莫非它们的骨头在亿万年的沉睡中成了精,有了灵气?

触摸恐龙骨和触摸城墙,感觉是多么不同啊。

近两千年里,城墙曾目睹了多少喜怒哀乐,渗透了多少悲欢离合?

苏轼知密州时,适逢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饥饿难耐的密州百姓有时只得剥啖草木,甚至吃一种观音土。试想人若匍匐在地口嚼草木嘴含泥土,与猪狗又有何区别?饥饿使人的尊严全无,惨不忍睹!而身为太守的苏轼怎样呢?他正在故城废弃的园圃里,和通判刘庭式弓着腰找寻那些可以充饥的枸杞和菊芋。这位亘古少有的大诗人这才痛切地明白:“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就在那灰暗的城墙下,苏轼曾经含着热泪,循着墙根捡拾那些百姓无法养活的弃婴。两年之间,几十个危在旦夕的生命,就在苏轼那双温热的大手上活下来了。一双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凝视着这位救命恩人的时候,还不知道感恩,还不知道头顶这位两鬓染霜的人,是谁。

在背倚北城墙而建的超然台上,苏轼曾遥遥地举杯邀月,杯中盛满凉凉的月光。他带给密州百姓的,不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徘徊叹息,而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祝愿。一心超然的人,在超然台上,真正地豁达超然了,他的心胸,像月光下的天空,澄明而博大。而托起了超然,托起了苏轼的北城墙,却与超然台一起,最早地成为了废墟。

站立了近2000年的城墙是公元1948年春被扒掉的。当时扒掉它是迫于战争的考虑。

城墙曾经为我所用也为敌所用,日军投降后,臭名昭著的伪张步云部就是依赖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工事盘踞县城,拒不缴械。他有句丧心病狂的“名言”:“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当各个城门被攻破,他只得率残兵败将仓皇逃往高密。1947年9月9日上午,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进攻诸城,火力凶猛,敌众我寡,我军主动撤出,已经解放的诸城再次陷入敌手。一个月后攻城的时候,由于敌人凭借城墙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诸城痛定思痛,为防患于未然,在1948年的春天,政府决定扒掉城墙(当然并未全部扒除)。最先扒掉的是北墙。西墙上世纪80年代还留有一段,就在现武装部的院内;东面的一截城墙作为诸城师范的东墙存在了多年,也于80年代被毁了。那墙上迎风展动的茅英英儿,至今还拂动着人们的记忆。

我们的城墙就这样一段段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只剩下了这最后的一截,只有几十米的一截,该为它侥幸呢还是悲哀呢?

曾经用来防御用来护守的古城墙啊,到最后,连它自己都保护不了。相反地,它已经到了需要人类保护的程度。

这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抱怨,因为扒城墙曾经是历史的无奈。许多时候,也难说哪是对哪是错,只因为那时候需要。可是即使这些原因不在,现在又有几座城市还保留着最初的城墙?

即使是首都北京的古城墙,它的命运又如何呢?

曾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城墙的故事。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北京城里的许多古老建筑被下令拆除,包括古城墙,包括那些异常精美的辽代建筑。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多方呼吁无效。目睹那些雕龙绘凤的梁檩木柱、砖瓦奇石纷纷被市民拆去搭建民房鸡舍,梁思成几乎是绝望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可是谁又能听见他微弱的呼喊呢?绵长雄伟的古城墙,几乎在一夜间化为了废墟。梁思成终于明白:他不过是一只蚂蚁,无法阻挡汹涌澎湃的浪潮——“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搞了一辈子建筑设计的梁思成悄悄来到城根下,艰难地攀上北京的最后一段城墙,一尺尺、一寸寸地抚摸着城堞上的每块青砖,老泪纵横。最后,他咬咬牙,哆哆嗦嗦地搬上一块印有‘嘉靖二十八年窑户孙紫东造’的城砖,沿着曲折的小胡同背回家去。”

1972年,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病逝,无声无息。而关于毁和留的问题,仍在建设中的中国,继续困扰下来。

曾听说一位致力于古迹保护的老人,在得知城南遗留的部分城墙被毁坏之后,心痛得捶胸足顿。当时,说这事的人笑,听这事的人笑,都笑这人的迂腐。

在那些沧桑历尽的老人那里,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更热衷于进取,而他们更懂得珍惜。人,只有在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历史,总是在轮回之后,才知道哪些是该珍视的。

那位老人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已经不可能改变或者挽回什么。后人也没有理由责备前人的无知。历史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对错得失在所难免。与其在背后说长道短,不如痛定思痛,吃一堑长一智。人类只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才会变得更聪明。经历了太多,我们应该有所知,有所悟,那些遗迹、文物是历史遗留的最真实的档案,哪些该保存、保护、抢救,哪些可有可无,应该区别对待。发展的需要,总得有抛弃,有保留;我们需要某些东西留下来,用它的存在说明一些什么,它的存在,就是它的价值。譬如长城,它几乎是用累累的尸骨垒成的,它曾经为防御外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现在,你还需要它来防御什么保护什么?不需要了。只是,我们依旧需要它站着,它站在那里,就是一种价值。

冯骥才就是这样一位懂得珍惜、善于保护的人。他的故事,近乎悲壮。他说:“哪个城市拥有一条老街,就拥有一件传家宝。”1994年,有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开始拆迁,忧心如焚的冯骥才,拿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稿费,请了100名摄影师日夜走街串巷,“地毯式”地拍摄。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有一些建筑保存了下来。而那些从此消失了的,也在一本浓缩的图集之内,留住了最后的影像。

是啊,切断了与历史相连的脐带,人类就成了一无所知的婴儿。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那些值得人们自豪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徒有其表的城市啊,你还拿什么让人来爱你?!

在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中,古城墙可能是平常的,但那是我们城市自己的城墙啊!

面对着城墙,就像面对着历史。它不言、不语,它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认识。

谁来回答我们城市的疑问:在已经不需要城墙的时代,那一截残破不堪的城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迹,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也许,古城墙撑不了多少年了,如何对待它,将成为它最后的命运。

莫言笔下的人物,因为年代久远而充满了传奇而野蛮的色彩……再悲苦的命运,他们也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乐观,听天由命地活着,死皮赖脸地活着,风吹不断雨打不绝地活着,十二万分的坚忍顽强。快要饿死了,也还有欲望;踏在亲人的尸堆上,照旧大吃大喝,寻欢作乐。只要活着!只要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