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诗意性是文学的重要品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本质上都是诗。无论何种样式的作品，只要达到至真至美的境界，就都具有诗的滋味、诗的色彩、诗的声音。诗乃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不追求诗境的；一个真正的读者，没有不热爱诗境的。
诗是一种澄明而醇厚的艺术。有骗人的小说，但没有骗人的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因为其篇幅之大，事象之复杂，常常使人难以遽断其优劣。小说家可以借着“讲故事”的名义胡编乱造。一些平庸低能的小说家，往往喜欢写长篇小说，而且，常常纵情挥洒，短短数十日，便可以炮制出数十万字令读者目瞪口呆、令评论家“叹为观止”的“杰作”来。阅读小说，你有可能被欺蒙，有可能过了很久，你才能弄清楚自己所喜欢的，原来是毫无价值的作品。
但是，面对诗歌，你就不必有被骗的顾虑。一首好诗，像玉一样温润，像月一样晶莹，像孩子的眼睛一样诚实，你凭着最基本的直觉和最直接的感受，就可以判断它的优劣和高下。它以情为本，以象喻情，借物言志，彰显的是一个被心灵之火照亮的有情世界。白香山在《与元九书》里说：“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这是关于诗歌本质最绝妙的形象阐释。在一个优秀的诗人笔下，无空言，无虚情，无假意，一切都基于真情实感。诗人必须向世界和人类传达爱的情感，传达足以打动人心的高尚思想。为了追求最优美最动听的语言，他常常反复推敲，坐卧不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然而，意味的蕴藉和美感的丰富，并不等于不知所云的含混——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在简单的形式里包蕴复杂的意义。一首好诗的意蕴，也许并不容易几句话就说透说明白，但是，它却像倾城倾国的佳人，有着最能征服人的绰约风姿，使你一看便心生喜欢，再看还是喜欢。
当然，在一个诗歌被奴化的时代，情况就会复杂一些。在一个诗歌被降低为“顺口溜”和“战斗号角”的时代，反诗性的“诗”通常会大行其道，人们的审美认知和审美判断，也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些毫无诗心和诗情的人，予圣自雄，不可一世，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粗野鄙俗的撒泼为诗，以污言秽语的骂詈为诗，以大言欺世的议论为诗。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善古诗必属雅材。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尽管那些对“苍蝇”“粪土”“放屁”“蹿稀”等俗字、俗意与俗调大写特写的诗词，会流行一时，会成为某些大人先生们“鉴赏”的对象，会成为人们聚讼纷纭的话题，但是，最终，这些似诗而非诗的东西，只会被当作一个“文化现象”而非“诗学现象”，甚至会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柄和谈资。
邱新荣的诗便属于以“情”为“根”的诗，属于以“义”为“实”的诗。我读他的《史·诗——邱新荣历史抒情诗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因此遂有了倾盖相见便心生喜欢的感觉。
邱新荣的诗，不做作，不卖弄，朴实而简单，热情而坦诚，更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像一股湍急奔流的溪水。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诫。”刘勰所说的“本”，对诗人来讲，一是要有“真情”，二是要有积极的伦理精神。邱新荣的诗以“情”为根，有稳定的伦理精神和明确的方向感。他不将“身体写作”当作自己的旗帜，也不以“下半身”作为关注的焦点，更无意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故意制造冲突，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深刻。他的写作动机和动力，他的写作理想和目标，都来自于他的人生体验，来自于他的阅读和思考。他用诗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来表达他对历史的理解，来表达对善的赞美和对美的发现，来表达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崇高事物的敬意。如此一来，他的爱和憎，也就特别分明：爱祖先所创造的美好的文明成果，爱那些高尚而勇敢的优秀人物，同时，憎恨那些暴虐的破坏人民幸福的独裁者，憎恨那些给世界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官吏和歹徒。
人类不能过没有精神光明的生活。因此，才有了探索光明的启蒙主义冲动，才有了追求革命的启蒙主义精神。邱新荣的诗歌写作，充满启蒙主义的激情和努力。在当下这个“犬儒主义”甚嚣尘上、大行其道的时代，选择启蒙性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那些后现代嬉皮士的挖苦和攻击之下，“启蒙”和“启蒙主义”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不名誉”的概念。像鲁迅这样20世纪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尚且受到了那些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羞辱和攻击，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然而，邱新荣不怕这样的误解和攻击。他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他喜欢立定脚跟往回看，喜欢反顾和反思历史。在他看来，今天与昨天之间，现代与古代之间，并非不相联属的两截，而是前后承接的整体。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也不存在无现实的历史。历史即现实的前世，现实即历史的今生。谁若想看清现实，谁就必须好好研究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邱新荣试图通过诗人之眼，洞察历史被层层遮蔽的秘密，试图通过诗人之眼，看清现实诡异而迷离的面影。他直面那些让人不忍逼视的苦难和不幸。隔着几千年的间隔，他听到了那远古的哭泣声。他从阿房宫的角度，为那些纵火的复仇者辩护——阿房宫哭泣，不是因为“那把火”，而是“因为被我耗尽的民力”（《阿房宫的哭泣》）。他听到了那些“陪葬者”绝望的哭声：“听听那些陪葬的哭声／这些哭声/想把自己哭给远方的父母听/想最后一次哭给自己的家门”（《听听那些陪葬的哭声》）。大规模的杀戮，是中国古代战争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暴行。对此，邱新荣持毫不宽假的批评态度。在杀戮者的眼中，“百姓的命/贱如尘土”，而杀戮的恐怖会转化成无边的仇恨，会最终转化为新的杀戮：“仇恨衍生出仇恨/他年又将在某地/爆发报复的屠城。”（《想起了那些屠城》）
他冷静地反思集权，尖锐地批判****。他批评“焚书”，认为这“让目光空洞/让心灵空虚”（《焚书纪事》）；他批评“坑儒”，认为这种暴行“将会使一批血液奸猾/使眼神委靡/使谄媚悄悄浮起/以柔顺的方式/保护自己”（《坑儒纪事》）。他讽刺参与“焚书坑儒”密谋的李斯，嘲笑他的“聪明和才智”，“回头会把自己咬伤”（《李斯之死》）。他对中国千百年来的“独裁者”之父秦始皇深恶痛绝。在《第一个皇帝的出现》中，他批判了作为****者的“这种动物”，批评了他的残忍、傲慢、冷漠——他是“一切灾难的总和与总和了的灾难”，但是，他的焦点不在这里，而在对作为被压迫和被奴役者的“我们”的批判：
我们使他膨胀了起来
他思想的脑袋
给我们带来了****的灾难
我们怂恿了这种动物
他的目光被放任成了嗜血的刀剑
他放大了自己每一个愚蠢的动作
放大了自己的无知
放大了自己的阴险
……
他是时间中残忍的碎片
鲜血瓦砾宫观
以及许多梦魇
都构成了他的片断
……
我们用伟大土地上的土
塑造了自己的灾难
他迫使我们跪下去
包括灵魂
包括我们古老的双眼
我们无奈地期待着他说平身
谢主隆恩后
我们的自尊
依然久久地趴在地面
为了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帝制和独裁的批判态度，邱新荣写了多首关于秦始皇的诗，来清算这位“千古一帝”的罪恶。他望着秋风中的秦始皇陵，思绪万千。他不想看“一具尸体的愚蠢”，“不被所谓的伟大所愚弄”，而是想看“那些陪葬的冤魂/是否超生/看侍卫俑是否长出了智慧和灵魂/看警惕的弓弩是否瞌睡/看铜马车/是否还保留着皇家的雍容”。在秦始皇陵，他发现，“这里杀戮太重/这里阴气太沉/这里的白骨跳起舞来/会让人看不到有彩霞的黎明”（《在秋风中看秦始皇陵》）。在这首诗里，他表达的，依然是寻求光明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和激情。
与这种批判性的启蒙精神相对照的，是邱新荣对创造精神和反抗精神的赞美。他歌颂开天辟地的盘古，歌颂“飞天者”嫦娥无私的爱，歌颂反抗者共工的英雄气概，歌颂舞干戚的“反叛者”刑天，歌颂“叩石击壤”、埋头苦干的愚公，歌颂曹沫的“亮出匕首”。他试图从中国已有的神话和传说里，开掘启蒙性的文化资源。他向往古人的那种未曾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创造力，那种活泼而自由的精神状态。他从古代的遗迹——一件牙雕、一只玉鹰、一只双连壶、一把石镰、一只尖顶瓶中看见了古人的智慧与梦想。“让春秋的排箫复活/复活成我们眼中最神秘的角落/复活成灵魂的富裕和阔绰//让春秋的排箫复活/听过它从容的啁啾后/我们的目光才会闪烁”（《让一支排箫复活》）。他试图通过诗性的话语，复现并建构一种充满原始活力的野性之美与自由精神的图景。
邱新荣对人类在精神上的委顿和弱化深表惋惜和不满。那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崇拜”，在邱新荣看来，就是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因为它，我们失去了“仰视蓝天的浪漫”，失去了“无法表述的勇敢”，失去了“金子般宝贵的敢为人先”，总之，崇拜“是一条沉重的锁链”（《崇拜曾使我们失去失去那么多》）。他反对无条件地忠诚一位暴君，因为，“在****的日子里/天平的分量上/君为重/臣为轻”（《关龙逢收回你的心》），一颗“善良为民”的心，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他批评那种“跪着的身姿”，因为，这会使“人性的尊严随之委地”（《商代跪式玉人》）。
邱新荣的诗里，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也因此而表达着对古典文明的庄严敬礼。他站在21世纪的黎明时分的霞光里，用诗向伟大中国文化和古代先贤致敬。他从古人的风范里，看见了绚烂的文明之花，看见了伟大的人格之美，看见了璀璨的思想之光。他赞美不毁乡校的子产，从“不毁的乡校里”，他看见了“民主的萌芽和气氛”，看到了“忧国的热忱”与“无邪的笑声”（《子产不毁乡校》）。“百家争鸣”的思想和精神，让他激动不已，让他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禁不住为它高声吟唱（《为百家争鸣而吟》）。他赞美坚贞不屈的苏武：“呵苏武牧羊/单调而苦难的日子里/矗立着出使的旄杖/回望长安/长安已不可望/只有风吹过来/推着草浪/一直推向远方。”（《苏武牧羊》）他赞美古代的循吏，说他们“从不阿谀”，“只认一个死理”——“认天下和平/百姓富裕”（《循吏》）。在所有的循吏中，他对汲黯情有独钟，给他单独写了一首诗。他喜欢汲黯的简单和直接，欣赏他对汉代最高领袖的无所畏惧，赞赏他对颟顸的“今上”刘彻的直言不讳：“直话直说/不需要修饰的言辞/指正错失/就是指正错失/不在颂歌中表达自己的意思/拐弯抹角鄙夷/巧言令色鄙夷/把什么样的路都走过/直着来/也一样直着去。”（《汲黯》）他对晏子良好的教养和优雅的举止佩服得五体投地：“用比喻和笑容/面对恶意的挑衅”，“晏子不靠愤怒对阵/晏子对阵/靠的是那颗从容的心”（《晏子走在出使的路上》）。
在邱新荣的心目中，司马迁意味着人格建构的高标和精神前行的方向。他对太史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历史抒情诗里流贯的是司马迁的精神血脉。在对秦始皇****的批判上，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与《史记》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如此热爱这位无畏的批判者，自然要将太史公写进自己的诗中，自然要通过诗歌写作，向这位对抗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父致敬。在太史公笔下，“帝王将相纷纷摘下了面具/秉笔直书后/刘邦是刘邦/项羽是项羽/流氓的手段/掩不住治世的功绩/英雄的风流/代替不了滥杀的劣迹/不是一好到底/也不是一坏便无从说起/人性的起伏与多姿/让每一个场景/都可读都丰富而充满寓意”（《司马迁写〈史记〉》）。
现在的有些诗人，似乎不很喜欢读书，似乎更喜欢人家夸赞他单凭无所依待的才华就可以写诗。然而，邱新荣走的却是另外一种路子。他把阅读当作获取写作资源和激情的府库。他的诗，是激情的喷发，是思想的凝聚，也是知识的升华，是一行一行写出来的，也是一页一页读出来的。读他的诗，你会看到他阅读的轨迹，也会看到他读书的认真与深入。
当然，邱新荣的诗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他的诗是坦率而热情的，但也略显外露与直白；是富有思想和理趣的，但又少了点耐人寻味的韵致，缺了些飞扬的想象与幽眇的意境。他应该向古代的诗人学习，要在“炼”字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炼意”“炼句”“炼字”，要有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股子劲头，要将自己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磨洗得干净、漂亮，都要让人觉得有滋味，有嚼头，要有更多让人过目难忘的“佳句”和“警句”。
林昭的诗，就写得不俗。我读林昭的《血诗题衣九章》，很是意外和惊讶——她那么年轻，身处那样的地方，陷入那样的绝境，诗情却那样热烈，古体诗也写得那样好。在这些诗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一个非凡女性的聪慧和才情，处处可见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勇敢和深刻。其一云：“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其七云：“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其中有不少耐人玩味的警句，例如“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例如“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在这些闪光的诗句里，有对现代的国家理念和民主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对好勇斗狠的时代风气的尖锐批评，有身陷绝境却对未来依然乐观和自信的态度。
我读牟宜之的诗，感觉也同样美好。牟宜之的诗里，有孟浩然的恬淡，有王维的静美，有杜少陵的诚挚和仁厚，有对介子推和鲁仲连的气节的赞美，有对屈原的“千秋怨愤”的同情和“亮节清风”的讴歌，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反思、不满和抗议。他的几首《咏史诗》，张开天眼，窥破天机，沉郁高华，深邃犀利，实为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在写于1971年秋天的《咏史》（之一）中，他继承了杜甫的诗风，既有沉郁顿挫的蕴藉，又有批郤导窾的锋芒：
寒林落叶岁云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深沉的悲慨，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落叶萧萧。读这样的诗，简直要使人抚膺长叹，凄然泪下！也是在那一年，有人曾改写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咏王昭君的那首，来发泄自己对“一世英雄”的阴鷙酷烈的仇恨情绪。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按语》中说：“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是受奚落——赏玩的奚落。”但是，牟宜之的诗里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幸灾乐祸，反倒表达出对失势者的悲悯和同情，这在那个习惯了仇恨的时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像杜甫一样，牟宜之的同情，更多的还是在“黎元”一边，所以，他的“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一联，尤其沉痛，比杜子美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令人心酸和悲凉。
《咏史》（之三），也是一首读来令人振聋发聩的杰作：
周公王莽事可参，
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
人间坏事君做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
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
评说还需待后年。
李锐老人在《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读牟宜之诗》一文中，这样评价《咏史之三》：“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者，实为凤毛麟角！”（《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0页）诗人之眼，能通古今而观；诗人之心，能越幽明而感。牟宜之此诗，有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指斥，有对“天道”和公理必胜的信念，有对历史的最终审判的期待。有了这样的诗，中国当代文学就有了骄傲的资本，就有了不朽的光荣。
诗的世界是没有边际和限度的，但却必须是有方向和高度的。
林昭和牟宜之的诗，就属于有方向和高度的诗。
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云：“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希望邱新荣能踵武前贤，朝着有光的方向，“飘翔而高举”，写出更多有味道、有勇气、有生命的好诗。
2013年4月10日，北京北新桥
（刊于《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
李建军：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