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窄的巷道。
窄到刚能爬过一个人。
赵文成靠着头上的那顶矿灯开路努力前行。他与矿工不同，身上还多了两件东西：照相机，录像机。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他离不开它们。
眼见为实。靠着它们，就能拿出最有力的证据，让犯罪分子难逃法网。
有人劝过他，这小煤窑太危险，能不下去就别下去了。而他也清楚地知道，领导有过指示，在危险的情况下，可以不下去。但赵文成的心中有个标准，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下去。否则，拿不到第一手的证据，就愧对这身检察员的衣服，愧对培养他的检察院，更愧对那颗圆圆的国徽。
要说不下去，哪个小煤窑都能找到充足的借口。哪个小煤窑没有危险呢！没危险就不会出现人命关天的事故。房山历来是产煤的地方。煤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之一。正是如此，才使一些人看到了它的利益所在，不顾一切地挖煤。按标准，巷道的空头不能过宽，而现场看到的都超过标准很多，甚至有的干脆就不进行支护，全部是裸巷，最大的空顶，你就是打着手电也照不到顶，没有保护措施。顶上的煤末煤块不时地落下来，砸在头上。这在黑黢黢的巷道，确实让人心里发怵。胆子再大的人也会心虚，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脚有人进去，后脚就出现了塌方，把调查人员封在了里面。若不是及时的抢救，里面的人肯定不会活着出来。
房山的小煤窑成百上千，塌方的事故时有发生。每年，赵文成都要到这样的小煤窑来上几十次，最多能有百十次。煤窑里面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地形也是多种多样。那次走的是一道400多米长的斜坡，极为光滑，走在上面犹如踩在冰面上，拄着根木棍还要打滑。窑里又黑，身上还背着两件“家伙”，只能小步慢挪。腿较劲，走了一半就开始发疼。再小心还是出了差，一脚踩在煤溜子上，身子一歪，怕摔了“机器”，用手一撑，一下倒在地上。手被煤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煤沫深深嵌在肉里，至今还留着一条黑印。
就是这样，他在巷道里测位置，画图，现场拍照，让犯罪分子难逃法网。
在没有光亮的地方拍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圈大小、速度快慢、距离远近，都会影响成像的质量。照片不实就会影响侦查质量、提起公诉和审判。而赵文成即使是在条件最不好的时候，也能拍出清晰的照片。他有一身过硬的技术。
巧得很，他当过航空兵，专门负责飞机的照相设备，对照相非常熟悉。但这里面又有不少的故事。
1978年，初中毕业后他就参军来到了南方。
地勤。
责任重大，必须保证飞机照相设备一切正常。一有故障，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要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面对密密麻麻的线路图，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文化知识的不足。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谁比谁能多学点文化知识呢！好在是农民的孩子，吃得了苦。死记。一个故障一个故障地背解决办法，一点点积累经验。时间不够，就用晚上的时间；晚上的时间不够，就用睡觉的时间。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又不敢让指导员看见，就把被子捂得严严的。南方的地方又热，屋里没有电扇，常常是一身大汗。当时的训练又紧张，经常“飞拂晓”。飞行员两三点钟起，地勤则要一二点钟起，维修设备。这样，赵文成一天睡不了三四个小时。
就是这样，赵文成楞是熟练地掌握了航拍故障的排除，保证了飞机航拍的正常工作。1979年的反击战，赵文成也到了前线。他维护的飞机几次侦察，照相设备性能良好，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几年的艰辛、几年的汗水，使他在技术上、业务知识上，领先了许多。1981年，赵文成被免于考试提了干，以后逐级提升到了副营级干部，专业技术少校军衔。
转业前的两年，上级看他年龄比较大，人又实在，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承包食堂。这是一个老大难的包袱。食堂连年亏损。赵文成也没提什么要求，默默地上任了。经过细心了解，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找准了病根，加大了管理力度，一年下来，不仅扭亏，而且为盈。这真使首长大吃一惊。原来军营里面还有个善于管理的人才。1992年，部队为他荣立了三等功。这在部队临转业的人员中是少有的事。
带着照相的手艺，赵文成来到了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技术室，专门负责技术鉴定。四年过去了，他觉得不是滋味：身在司法部门，怎能只会照相，于是报名参加了市委党校办的法律专业大专班。几年的学习，没请过假。这对于又当爸爸又当丈夫的人来说不容易。谁家没个大事小情。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生活上，他要操很多的心……
耕耘——收获。1999年的全国初任检察员考试，他顺利过关。随之，他被提升为助理检察员。2000年的9月，他又被提升为检察员。
从一名书记员，升到了检察员，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他知道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在审判大庭里，他代表的是国家，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容不得半点私情。他办案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1999年，他接手了一起故意伤害案。原告被打成颅内水肿，重伤。当时的证人只有一个。而在开庭的那一天，被告方一下来了30多人，人多势众。出于被告方的压力，证人当庭改证。怎么办？事实是明摆着的。打了人还想一分不赔，白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是在封建社会里也不能这样做。
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赵文成来到了事发处，亲自调查取证。最后，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被告人的故意伤害罪。法庭之上，被告方恼羞成怒，指指点点，公然辱骂赵文成，说他受了原告多少贿赂；吃得满嘴流油；找死……赵文成默默地忍了。他代表的不是个人。
休庭后，在法庭门口，他们依仗着人多势重，把刚刚走出法庭的赵文成围了起来，漫骂、污辱、恫吓，并以他妻子、孩子的死相威胁。
身材不高、一向寡言的赵文成，此时不知哪来的力量，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支，凛然站立在那些人面前，掷地有声地说，我一支烟也没抽。若论亲近，咱们是一个乡的。但在法庭上，我代表的是国家，谁也不偏不向。再者说，做事要对得起良心。你们要是没罪，难道是原告自己打自己打得开了颅。你们怎么着，还想打死我，要怕死早就不干这一行了。
浩然之气，把那些人镇吓住了。
赵文成不吃硬的，可并不是铁石心肠。
情与法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有情无法不行；有法无情也不成。在这上面，赵文成心中有一套准则：法律是前提，在法律之上再讲情是可以的。因为我国法律制裁既讲法律效果，更注重社会效果。
他接手过一个偷盗案。一名18岁的广东学生在这里上了个民办大学。为了学习，先是买了个显示屏。之后，看上了自己老师的主机，于是在没人的时候搬到了自己的宿舍。
案发。
赵文成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按理说，电脑主机价值4000元，根据法律，1000元以上就可以立案。可这与社会上的偷盗行为有所不同：偷盗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作案人还年轻，一旦审判，就会毁了他的一生。社会上不但没多一个人才，还很有可能多的是一个坏人。
赵文成专程到学校，了解了学生的情况，并无其他劣迹，于是向检察院领导建议，应以教育为主。此建议被领导采纳：在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前提下，免于刑事处分。
此事给这名学生及其家属极大震动。广东的老爹赶到北京房山，悄悄拿来了一个厚厚的大信封。
家里，爱人工作的小企业效益不好；生活拮据；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但赵文成看也没看一眼说，你要放在这，案子就不办了。咱为的是孩子，不是为了钱。
人才与罪犯之间是不能用有形的东西转换的。
老人更加感激，订制了一面烫金的锦旗，上书十个大字：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赵文成傻吗？不，他另有所求。
他心中装着四个字：公正执法。
作为一个检察官，他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