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奖折桂的多丽丝·莱辛1919年出生于波斯（伊朗），父亲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母亲爱米莉·毛德·麦克维格。1925年随父母移居非洲南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过着艰辛的农庄生活。莱辛15岁离开学校，改以自修方式遍读文学作品。后来进入法律事务所，到了26岁时，有一天她向老板说：我要辞职，准备去写写小说。于是，莱辛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从1950年起，莱辛定居伦敦。她有过两次婚姻，均以离异告终。中国读者对她也许不太陌生。其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代表作品《金色笔记》和她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已分别于2003年和1999年由译林社出版，《又来了，爱情》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另外那个女人》200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简·萨默斯的日记》2002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除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她还写有自传《在我的皮肤下面》（1994）、《在阴影中行走》（1997）等。
在描写虚构主人公的生长和发展的时候，作家们几乎都会使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变形。而当读者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作家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将两者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这种比较和猜测也许是人类阅读习惯中不可去除的一种特征，那就是将虚构和事实等同起来，而无法真正将虚构当做虚构来读，即便在抒情诗这样虚构性最强的作品中，也往往会将抒情主人公与诗歌作者混同起来，这自然造成了一系列的麻烦，但也饶有趣味。固执的有偏见的读者更是会对此深究不已。我们不就是常以这样的方式来阅读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狄更斯、乔伊斯和托马斯·伍尔夫的吗？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看看这些作家是怎么把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写进作品之中的，更别提他们自己了。莱辛《暴力的孩子》一书中名叫玛莎·奎斯特的年轻女人，就和她的创造者一样，生活在中非的一座农场上，其父母的一些特征也类似于莱辛在其他作品中所描述到的她自己的父母。玛莎·奎斯特18岁时去殖民地的首都谋生，而莱辛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去了索尔兹伯里，在那里接受到战前变动不已的新信息与新的人际关系的震撼。我们可以假定，莱辛在追踪玛莎的发展历程时，并没有忘记她自己的经历。因此，莱辛早年在非洲的生活，我们往往可以在其作品中觅得鲜明的影像。
莱辛曾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写过一系列关于父亲的文章，在其中一篇中她曾写到父亲的正直性格，她说自己在懂事的时候，父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莱辛的父亲在埃塞克斯的乡村度过了童年，然后做了银行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间都过得相当幸福。他在战争中曾任军官，因受伤截去了一条腿，在伦敦养伤时认识了莱辛做护士的母亲，1919年与之成亲。他对战争的记忆总是“像录音带一样”一成不变。父亲婚后在伊朗帝国银行获得了一份工作，先是在克尔曼沙赫，后是德黑兰。德黑兰的社交生活十分活跃，有很多音乐家的社交圈子。莱辛的母亲擅长音乐，她感到十分惬意。而莱辛的父亲则并不那么幸福，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憎恨身边发生的种种腐败。莱辛写道，父亲总是以诚实或正派的名义，“拒绝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手段以走出家庭经济缓慢的衰落处境”。
1925年，父亲觉得务农前景看好，便买下了一个很大的农场，把全家人及其所有财产，包括一架钢琴和波斯小地毯都运到了南罗德西亚的高地草原。农场在赞比西河以南322公里处，距离莫桑比克160多公里。农场领地内有金矿，盛产烟草和玉米。那是一片荒蛮的土地，但是耕种开发日益增多。非洲人已经被赶出这块地区，定居在保留地里了。邻居中有英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后来来自南方的南非白人，大家居住分散，往往相隔6～10公里。
泰勒夫妇在一座小山丘顶上盖了一座茅草屋，从小山上俯瞰下去，巨大的穹顶下，四周都是密布的山峦、河流和峡谷。接下来的几年，他们所遭遇的坏运气多过了幸运，虽然还不是莱辛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特纳夫妇所遭遇的那种悲惨的厄运，但也足够倒霉的了：庄稼歉收、草原火灾、蝗灾肆虐、粮食跌价。泰勒夫人有一段时间神经崩溃了，但在恢复正常后反变得勇敢起来，变得足智多谋了。而泰勒先生却越来越严重地退缩到他自己的世界之中，梦想着摆脱农场，奇迹般地发现金矿或者是接受一笔遗产。为了寻找金子，他实验了各种理论，比如利用以金属的互相吸引和排斥为原理的占卜杖。泰勒先生虽然有许多幻想和遁世的想法，生理和精神上都有疾病，但是，当他从自己的执迷中暂时苏醒过来，却是个善良的男人，有时很幽默、很感人，喜欢和妻儿在一起。他喜欢夜晚坐在门外抽烟，观望着天空和群山——在干燥季节，夜晚巨大的黑色空洞被草原上的火照亮，群山在九月和十月连绵不断的红色火焰中燃烧。
在《追寻英国》一书中，莱辛曾经写到，她直到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她记得父亲习惯坐在椅子里，探察着非洲地图，时不时地对着天空晃动拳头，叫喊，“疯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她当时认为他的一些想法纯粹是病态的，而后来却发现，在英国本土环境中，这样的想法很容易产生。农场艰苦的生活让母亲的手变得笨拙粗糙了。莱辛时常想起母亲的手曾是多么美丽。有一次，她躺在黑暗中，倾听着隔着几个房间传来的钢琴声，她悄悄地起来，来到门道里，看见母亲正坐在键盘旁边，沉重的发髻被两支蜡烛的光映成金色，肖邦的夜曲涟漪般扩散进空旷的夜晚，伴随着从肥料堆里传来的蟋蟀的鸣叫。
英格兰和伊朗同时生活在母亲的记忆中，并在女儿莱辛的小说《流放者之香》中繁盛成一个南非家庭的菜园。她在小说中以一个年轻少女的口吻讲述了母亲如何把房屋附近肥沃的一块土地辟为菜园：“肥沃的巧克力色的土地上点缀着祖母绿，白色的花椰菜和泡沫一般，镶嵌着圆圆的紫茄子和猩红色的番茄。篱笆周围生长着柠檬、巴婆树、香蕉，在绿色图案中呈现出金色和黄色的果实。”但是珍贵无比的水必须从井里取来，水就是金子；菜园最终长满了野生的散漫植物，它们中间有醋栗，可以做成美味的果酱。然而它们不是英国的醋栗——“如果我能让你们尝尝用真正英国醋栗做的馅饼！”女孩的母亲盼望着抱子甘蓝，举起一些苦涩的小甘蓝，与来自家乡的邻居分享。这家苏格兰邻居有个年轻的儿子威廉，小女孩萌芽的感情就集中在这个威廉身上，这最初的爱情与她母亲种的一棵石榴树一同生长，与伊朗的玫瑰、茉莉、胡桃一起生长。在伊朗丰富如河流的石榴汁中，这石榴仅仅是棵长满荆棘的小树，结着锈红色的果实，有着小得可怜的种子和苦涩的汁水。孩子们分享着果实和母亲有关石榴汁的记忆，被群山中流下的雪水逗弄得心神迷醉。小女孩对威廉的幻想是这棵树上缓慢成熟的另一颗丑陋的果实。威廉是个机灵的孩子，总是会装出对什么都喜欢的样子来取悦别人，他的眼睛清澈，就像灰色卵石上的水流。小女孩梦想着威廉会在石榴树中间找到她，她能听见他低沉的声音与叮当的驼铃和飞溅而下的水流声混在一起。她独自守护着这个幻想，于是，这最初的爱的幻想与石榴的成熟结合在了一起。当果实成熟时，她让母亲邀请邻居来吃茶，她与威廉则来到树下。当他把石榴掰开，它爆裂开来，飞溅出猩红的种子，发酵的汁液和黑色的蚂蚁。他看着石榴种子，看着她，眼睛里带着一丝警告的神色说：“这就是你的石榴，我们要想喝茶，就最好回屋去。”而她用一种“欢快的漫不经心的语调”对大人们宣布：“石榴坏了，被蚂蚁吃了。”
1956年，在离开非洲的7年后，莱辛重访罗德西亚，她回忆起许多的童年景象——在小山顶的泥墙草盖的大房子里，风不停地捶打着，扫荡着，她随着母亲在相隔两个房间里演奏的肖邦和格里格的曲子入睡，音乐声抵抗着山下土著村庄中传来的持续不断的“砰砰”的手鼓声。她想象着人们在大院里围着大火堆跳舞。童年的所有夜晚都有鼓声在响，甚至比青蛙和蟋蟀还要响亮。1936年到1956年的20年间，莱辛住过60多所不同的房子，也有公寓和出租房；但是自从离开小山顶上那座最初的房子以后，她再也找不到在家的感觉了。那所小茅草房很久以前已经坍塌了。但当她在一个星光璀璨之夜飞越索尔兹伯里的时候，她在记忆里重建了老屋——南十字星座倾斜在头顶，月亮像一个清澈的小锡盘，群星全都清晰可辨，挨得很紧。周围的草很深，直立着，发散出干燥、甜蜜的气息，草中满是交谈的蟋蟀。高地草原粗短的树只略微高过了深草，低矮，呈现沉闷的银绿色。
莱辛最初居住的房子是用从大蚁冢上挖来的泥修造而成，这种泥土是最好的造墙材料，因为它是大批辛劳的小蚂蚁用爪子混合好了的。有时也会出现困难，每当掘出的骷髅躺在露天地里，很清楚那就是酋长的尸骨，旁边有烹饪用的陶罐和混在土里的白米，建筑工们就会拒绝工作，他们害怕自己祖先的灵魂。然而有些土已经被捣成泥浆了。于是房子的墙壁中总是混合着这片原野上人们的肉体和鲜血。莱辛以她天赋的对精确坚实细节的观察与描述能力，为我们展现了修墙壁、盖屋顶、苫茅草的过程。这样的房子是一个活物，对每一阵天气变化都会敏感地作出反应。随着年龄增长，茅屋也逐渐开始与灌木丛混在一起了。莱辛还记得屋子像一个相当老迈的褴褛动物，站在树林中，举头注视着雨季积水形成的大水塘和群山中的峡谷。在《夜晚的房屋》一诗中有这样的意象。
房子生长在那里，紧缩着；
带着长久的无望的爱
我在周围徘徊，徘徊——
试图把这生物弄个明白。
直到突然间，一道嘲笑的光
从我寻找的屋子中亮起，
仿佛一头畜生
从吃草的地方抬起头来。
她写的是一群郊区的房屋，但在写它们时，她不可能没有想起她在里面长大的那座茅屋。从那屋子的窗户向外望去，她似乎和周围的群山处在一个平面上，和原野上盘旋的鹰在一个水平上。从敞开的门道中她能看见几公里外巨大的铬黄色山峰。房子下面的玉米地随着季节改变着图案和色彩。她能看见田野里的有角驼背牛，它们长长的弯角，她观察成群的珍珠鸡在黄昏和拂晓涌出灌木丛，寻找隐藏的种子。雨会带来变幻不定的壮丽戏剧，阵雨和暴风雨，前进着，后退着，像在海上一样；而在阵雨的间歇，风力强劲之时，整个田野都像涌起的潮汐一样摇摆、移动。
同样吸引人的是在她房间里进行的戏剧：经过十几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已经成了十几种生物共同的家了，而非仅仅属于人类，它们大多生活在屋顶的茅草里。老鼠、田鼠、蜥蜴、蜘蛛和甲虫，有一两次还有蛇在茅草中和墙壁后爬行。无论怎样对这些生灵着迷，她在把自己塞进蚊帐之前总是要小心地检查床铺，在那下面，没有什么能从屋顶落到她身上，或者是在黑暗中爬到她身上。在潮湿的季节，青蛙在地板上跳跃。她熟悉墙壁的地图。靠近屋顶的小洞里住着黄蜂。如果房子处于不断的修缮和剥蚀状态，那么地板也会变得不平坦。每个潮湿季节，一棵小树都会在她的床下发芽，那里有一道裂缝，小树每每被砍掉，但下一个季节又会长出来。一旦她任其生长，它就会把床垫顶起来。她认为卧室中央有棵树应该是很有趣的，可是母亲不同意。下一个季节，那棵树在墙边出现了，树枝上居然挂着一块手表，像达利的一幅画。莱辛的父亲有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买昂贵的手表仅仅是为了让它们丢掉或被偷掉，那是很愚蠢的，于是他就买一打挂表，每只五先令。它们从来不会碎，有一只掉到了地板缝里，结果出现在树的手臂上。
在非洲，白蚁是一种持续的威胁，蚁冢可高达3～6米。雨后，一夜之间，看似死寂的青草覆盖的土丘会突然泛起30厘米高的红色土粒，像儿童的神话城堡的塔楼。在屋墙上，蚂蚁建造了红色通道，像分叉的动脉。当一家人把房子空在灌木中之后，它就会迅速地被蚂蚁占领。蚁冢在房间中生长，最后灌木丛燃起大火，把一切摧毁。多年后返回故居，莱辛曾想穿过灌木丛到小山上去，最终却放弃了。她过去总是梦见老屋的崩塌和腐烂，还有林火，现在她在记忆中将所有细节一一复原：一个房间，一棵树，道路的一个转弯。“一切失去的都埋藏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我的头脑中将其复原，所以我设想没有必要回去看看到底还剩下什么，只要我活着，所有细节就都会存在着。”
就在那样的一所房子里，玛莎·奎斯特在成长，还有莱辛小说中的许多角色，尤其是年轻女子和男子，都属于那片草原上的农场。这些广袤农场上的孩子都要被送到学校里去，男孩们通常去比较好的学校，往往是去好望角。莱辛去了索尔兹伯里的一家女修道院学校，但是她和离开约克郡荒原的爱米莉·勃朗特一样不快乐。她在14岁时离开了学校，改为自修。当莱辛18岁时离开农场在索尔兹伯里独立谋生时，她的头脑里已经充满了得自阅读的思想。她所塑造的主人公玛莎·奎斯特无疑在去城里时也拥有这样的装备。我们最初看见她时，她正坐在阳台的台阶上读书，火车站商店的店主人鼓励她阅读。这样的车站由一群小小的波纹马口铁屋顶建筑组成，两家商店，车库，邮局，站长办公室。农夫们聚集在那里谈论各种杂事，那里往往有成堆装袋的玉米等待被火车运往索尔兹伯里的市场。车站上的一切在莱辛的童年里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车站和商店就出现在她的《野草在歌唱》中：这种商店通常都是一所矮矮的平房，像巧克力一样分成几格，波纹铁皮的屋顶下，有着杂货店、肉铺和酒店。漆成黑色的高高的木头柜台，架子上摆着各样货色，从胶画颜料到牙刷，全都杂七杂八地混在一起。色彩鲜艳的廉价棉衣、一盒盒的鞋子、一玻璃箱的化妆品或糖果。店里混杂着一股特别的气味——油漆味、宰杀牲口的后院里晒干的血污气味、干兽皮的气味和碱性很重的黄肥皂的气味。这样的店铺已经成了南非孩子的童年背景，以至成年后他们还会回忆起，在许多个夜晚，乘着车在寒冷而多灰尘的黑夜里不停地奔驰，突然意想不到地停在一个明亮的广场上，看到人们一个个拿着酒杯在那里逛来逛去，许多农场主从几公里外赶来买日用杂货，或者把脚踩在车子踏板上读着从祖国寄来的信……
就在那阳光与灰尘弥漫的耀眼背景中，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故事里的众多女主人公一起悄悄地成熟着。这个坚强的姑娘16岁便去电话公司做接线员，后来也做过打字员和秘书。而这些经历在她文学事业成功之后被她称为“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因为正是这些经验，使她摆脱了抱有种族偏见的白人作家的狭隘眼界，而能将笔触深入生存环境、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之中，就仿佛从她童年茅屋的门道里，在黑夜中望见广大的群山和风中起伏的色彩随季节而变化的玉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