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出国远航的船只，至少每24小时就得确认一下自己的位置，确定航线是否正确。同样，一个作者正在跨越某片自己较为陌生的知识海洋的时候，也需要经常用指南针给自己定位，防止自己碰到那些荒诞的胡言乱语形成的礁石上，并悲惨地死于自己争辩的碎片之下。这里所说的指南针就是“字典”。文学指南针的重要性比它的姐妹航海指南针的重要性小很多，不过相当于某种时间表，有绝对强过没有。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嘴”确切且轻松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解剖学中，嘴是一个椭圆形腔，位于消化道的起始位置，起到咀嚼食物的作用。两唇间是嘴的开口处，静止状态下的宽度和两侧第一个前臼齿之间的宽度相等。
嘴唇是两片软肉体，其由外到内的组成部分分别是：皮肤、浅筋膜、轮匝肌、含有很多唇腺（大小和豌豆差不多）的下层组织，最后是黏膜。唇的深处藏着冠状动脉，在中线处，黏膜翻转，接到牙龈上，构成了唇系带。
这表明，我们不该将本章叫“嘴”，叫“声带”更恰当一些。
不过声带是人体解剖学中的内容，在礼貌性的谈话中几乎不会涉及。一般人都是模棱两可地将其与扁桃体和感冒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大众看来（就像大量的格言和《圣经》所显示的），嘴不是百科全书中那样生动的表述，“消化道上端的一个用来咀嚼食物的椭圆形腔”，而是一个言说器官。
所以，当我谈到“嘴巴”的时候，我指的是“说话”，并且当我说大多数人类文明是以“嘴巴”被强化了的功能为基础时，实际上是指人的语言能力。人们向邻居说明思想时，依靠的是一个非常发达、性能稳定、可以确切区分声音的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我并不是武断地暗示别的动物没有自己的语言。我的房间里有很多小猫和小狗，屋檐下还有很多燕子，面对它们，我因嚣张而感到十分愧疚。猫、狗、奶牛、鸟和海豹（我猜鲸鱼也是这样，虽然不能将它们放在水族馆里，也不能对其进行研究）一直在互诉衷肠，而在它们繁衍后代的时候，更是变得口若悬河。
不过它们的语言（我必须进行补充，大家都知道，我们对此了解并不多）看起来只不过是一部分警告用的简短代码，而且都和它们生活中两种无法抗拒的本能有密切联系：传宗接代和就食。抽象思维——在人类关系中举足轻重——全都是它们不可能具备的，哪怕是“数学马”汉斯、“博学猿”领事三世，假如请它们来互相讨论一下相对于佛教，国联或者是基督教所具备的优点，它们一定会十分迷茫。
我会尽量不参加关于语言起源的讨论。我对此一窍不通。并不是因为没有可以使用的资料，而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数不胜数，里面有关于博学的详细细节。不过当讨论到关键性的问题时，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好搁置一边。
对于语言的发展和成长，我们有充分的了解。
当我们尝试讨论，人类到底在什么时候不再口齿不清，反而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思想感情时，困难接踵而至。
这些问题让我期望我可以在2000年后重新回到地球上。我们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主题，我们对自己也有足够的了解。毋庸置疑，几百年后，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说：“又是从那时候开始，人再也不会像动物那样哼唧，而是像人那样说话了。”同时，我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刻，我心存感激地记下：嘴（读作“声带”）与人体的其他器官相比，包括非常有用的手和脚，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是最多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嘴来畅谈我们所积累的知识并达到某种稳定状态，这说明每一新生代都会将祖先积累下来的所有智慧都传承下来。
显而易见，人类是从几个存在差异性的祖先进化来的，他们的表达形式截然不同（就像那些属于同类的动物一样）。我们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进步缓慢，也许能从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当人们发现某种方言中的某一吱嘎声和嘘声的组合与其他方言中的吱嘎声和嘘声的组合有共通点时，一切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融合到另一种语言的模式中，确保信息不丢失或者让词语完好无损，可能性是极大的。
有了翻译家，人类才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联盟。我指的不是每个地方的所有人都能从这种极佳的机会中获得益处，用邻居的知识来让自己更加明智。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这件事。他们想要吃得好一些，有容身之处，教育一下孩子，时不时地看看电影，就这么多。
这个世界上，那些全身心工作的人，不管是住在中国、格陵兰，还是住在澳大利亚或者波兰，他们都不像井底之蛙那样只关心自己所处的环境。就算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读写，就算人类从来没有发明过文字，他们也依然可以靠一个好的翻译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对某一主题的观点持什么态度。某个可怜的野蛮人首先发挥想象力，词语如香皂、水泥或者干草一般，能够称重量，就是它让人类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来与强大的无知和恐惧对抗。
但是，知识属于奢侈品，但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它又是不可或缺的。刚开始声音扮演的并不是教导工具，而是警告工具的角色。作为警告的工具除了提防可见的危险外，还需要提防那些不可见的危险，那些不可见的危险尤其可怕，因为人们无法提前进行预防。
记住，越是不开化的群体，就越坚信自己受神秘力量的影响。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度过的，草丛中、大树后、水井底部，到处都有他们的敌人。敌人只想让可怜的农夫感到害怕，把他们的孩子吞进肚里，诅咒他们的牲畜。
人们觉得非常害怕，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鬼怪都是胆小鬼。它们只要听到巨大的声音就会落荒而逃。只要你竭尽全力地大声叫喊，那么那些妖魅都会远离你。
但是，大喊大叫是非常耗费体力的，并且会对声带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想到了用空心的木头代替嘴巴的办法，这段木头用洪亮的声音警告邪恶的阴霾离远一点。
一般而言，连续地敲打鼓就可以把鬼吓跑，不过假如遇到了执着的鬼怪（在春末和夏季很常见），就需要几天或者几周从不间断地敲击大鼓才能把它们吓退。
这种通过声音来驱鬼的习惯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中世纪期间钟声备受欢迎就能得知了。教堂里的钟只是一张金属嘴，早上、中午、晚上都会响。慢慢地，人们遗忘了它最初的功能，开始将其应用于其他方面。它每天报时，告诉仆人起床和休息的时间。不过它最初的特点还保留着。在礼拜日和节假日中，悠扬的钟声会提醒信徒们去教堂。有时候，教堂的钟声还能过滤掉不良社会风气，保证宗教典礼顺利进行，肃清不洁行为。
在欧洲，政府非常重视公众福利，大部分领域都有“嘴”，这些领域都与下面这两个方面紧密关联：劝说公众向善；警告公众别去做那些不能做的事情。
我指的不只是中世纪号角的作用——卫兵用号角吹一首曲子，告诉那些善良的公民世界和平，小心火烛。我想起的是强化了的声音在过去的用途更为突出。
夜晚在海上航行充满了危险。只要离开了海岸，航行就变得畅通无阻。船只很难撞到一起，那时的船只很浅，不用担心会在沙滩搁浅。不过在夜幕中靠近海岸的船只，就有很多问题。当然，在罗马人和希腊人眼中，完全可以在每个海角安排一位声音洪亮的男奴，向每位靠岸的海员传递信息。但是即便有很多声音洪亮的男奴也无法确保每艘船都完好无损。发明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人的嘴势在必行。在危险的礁石上用木头点燃的火堆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样一来，灯塔成了改良后的声音。
人们之所以对这种警示性的高塔满怀敬意，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闻名遐迩的亚历山大港古灯塔（公元前300年修建）。顺便说一下，这座塔的建筑师肯定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因为这座闻名的灯塔为海面提供了1600多年的光亮，后来毁于一场地震中。
罗马人（我都不用强调）有独特的保存灯塔的方法。只是让他们修建与道路、港口和交通相关的东西，他们都会精益求精，直到无可挑剔。他们在欧洲沿海建造了自己的警示标志，在我们祖先知道灯以前——当时更没有人知道灯塔是什么——他们已经将灯塔建立在了加莱和多佛。
中世纪的时候，灯塔走向末路。这种建筑，不管身在何处，只要还没有倒塌或者毁坏，就能被重新装修成教堂，海岸边一片黑暗。不过商业复兴后，信号塔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刚开始，煤炭取代了木柴的照明地位，之后又被气和油取代了。如今，嘴和无声的警告已经被电取代了。电发出的警报可以传到30里之外。
灯塔有个缺点，就是只能在晴天使用，有雾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这时候，就只能用声音代替光线。刚开始是鸣钟，不过对现代海上交通而言，钟声传递的距离有限。于是，一个由蒸汽推动的巨大扩音器——雾喇叭——产生了，一直使用到无线电发明前夕。
在那之后，海员一听到微弱的信号，就明白自己面临危险，于是短短几年间，灯塔、雾喇叭与火警信号一般，被大众忽略了。它很想享受小心翼翼工作的感觉。它竭尽全力让自己高效且安静、得体。与所有的人造装置一样，它会被无情地滥用，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了解的那样，他们的邻居拿着便携式留声机。不过只要给嘴巴一点点机会，它也是礼貌行为的象征，假如你听过那些“远程扬声器”和“远程书写器”之类的关于嘴巴的用途，你就会明白。
刚开始，当一个人想要与其他的人商量重要的事情时，他一般都是以手或者声音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符号语言很快就被声音取代了，现如今，它仅限于聋哑人使用，在其他领域则几乎不存在，除非用来强化口头语言。此外，用声音来沟通的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它的历史趣味十足。
在历史悠久的巴比伦雕塑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入门级的“远程扬声器”的图片。我们看到工程师正在为吊起工作忙碌着。有1000个奴隶在拉绳子。工程师站在一个小平台上，手持喇叭筒。当然，这个喇叭筒可以将嘴巴发出的声音传得更远。工程师通过喇叭筒喊道：“起！”于是所有的奴隶都不约而同地拉起绳子。假如不存在这个“放大了的嘴”，工程师的声音就不会同一时间被那么多人听见。这是人类第一次为扩大声音的力量所做的尝试。这是为将来不计其数的试验做铺垫，最后便出现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和收音机。
有些发明在刚刚问世的时候并不能激起公众的兴趣，因为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见到它们。不过每个人的工作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会受到些许阻碍，这个事实便是声音的传播距离在200英尺以内，所以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这个难题。最终就是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远程扬声器”完整的发展历史，这绝对强过追踪人类其他器官增强物的历史。
假如传统没有偏差（传统往往比官方的历史记载可靠），那么特洛伊投降的消息就是以烟雾信号的方式传给希腊人的，类似于发电报。在非洲，从远古时代开始，部落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用木棒猛烈击打大鼓。用木棍敲打鼓面时，刚果土著能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如西联办公室的职员熟悉莫尔斯电码一样。
在中世纪时期，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住到了高墙围绕的狭小城市里，就如笼子里的困兽。假如有敌人对城池发动进攻，人们就会通过鸽子传信。在海洋上，如果天气晴朗，人们便会用信号旗报信。
相对规模较小的群体而言，这种放大人类声音的愚笨方法就足够了。不过当城邦不断扩大并且权力越来越集中时，一个政府想要长期存在，就必须让声音在相同的时间内被领土内的每个角落所听到。当遭遇危机时，快递员、鼓和信鸽都没有任何作用，但每一个现代化的大国都有无休止的危机。从结果来看，18世纪不仅是民族团结形成的大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电报实验长足进步的时代。
法国是第一个实行政府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然而然地，他们也成了远距离传输人声领域的先导者。
1792年春天，工程师恰佩将一套完整的“光学电报”计划递交给了法国国民公会——一台安装在位置方便的教堂顶部或者山顶上的机器。他提到的机器是由几根木臂组合而成的，在横杆上固定住。绳子和滑轮能改变这些手臂的位置，组合成字母。官员通过侦查望远镜阅读信息，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将信息传递给下一座塔，一直到准时传到每一个城镇。
这种机器运转效果非常好。在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部分人都在使用恰佩先生的信号机，得知这个可怕的帝国的声音。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缺乏信息保密性。镇上的人闲来无事时就会聚集在教堂高塔周围专注地揣摩那些不同的信号，最终他们也像那些操作员一样，识破了每个记号代表什么字母，并迅速读出来。这时候，寻找其他方法来传递信息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还要做好保密工作。
当信号机要撒手人寰时，一种迷人的新玩具开始在世界上流行起来，我们将其称为电。在一些穷乡僻壤，很多无名的乡村天才正在用这种神奇的电流做赌注，期望可以找到一种用电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的交流方式，进而可以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在德国的每个实验室，都有一位肃穆的教授将自己妻子的最后一枚硬币花在电池和铜线上，期望自己成为全世界同时听到一种声音的第一人。
这场比赛的最后胜利者是萨缪尔·莫尔斯。1837年，他的画板摇身一变成了电报装置。第一台机器能让1700英尺之外的地方听到声音。经过一年的实验，他为自己所取得的进步而骄傲，相信自己的发明能引起国会的注意。不过国会总是日理万机，直到六年后才开始了解他的发明。最后，在1844年，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交谈就是通过电流完成的。
因为莫尔斯计划之前还处于实验阶段，所以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关注，现如今他们开始想要了解他的计划了。在今天，人类的声音成了一个个的点和符号，在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畅通无阻。电报线迅速离开了干燥的陆地，潜到了水下。只要船只的面积巨大，就能在大洋底部铺设3000英里的电缆，纽约人就会有一种自己住在伦敦城郊的错觉，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语言交流都是通过电报完成的。可是我们的地球受到了“强化手”和“强化脚”的影响，变得非常小，又出现了新的需求。过分依赖现有的价格不菲的电缆是错误的，但在萨缪尔·莫尔斯的发明中，电缆不可或缺。
没有中间的金属线也可以将声音从一个镇传向另一个城镇，这属于老想法了。在1795年，西班牙物理学家萨尔瓦就向巴塞罗那科学委员会提出了这种想法。委员会自始至终都在耐心地倾听，之后就抛诸脑后了。
一代人之后，一位德国人不需要西班牙同事的任何帮助，尝试用逼迫电流穿过水流的方法来实现无线电通信。问题在于，那时人们对于他用的材料的准确性质知之甚微。这个问题得让亨利希·赫兹去解决，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因为工作废寝忘食，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赫兹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他还没有能力向我们解释电波的本质，却发现了支配电波行为的规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赫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后，各方面都开始高度关注无线电问题，每个国家都为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断努力。
年轻有为的意大利人马可尼成功地通过无线电将第一个字母传送到了大洋彼岸。字母表上的其他字母也迅速跟上了脚步。如今，哪怕是这些在历史上十分独立的船长，无论他们距离海岸多遥远，也一定会倾听他老板的声音。在天空中遨游的飞机也能够随时与地面进行沟通，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所影响，好像它们还没有超过人类打招呼的声音的范围。
不过就像法国谚语所提到的，胃口是撑出来的。只要“远距离书写”的艺术成为事实，人们便开始埋怨自己的小玩具，开始哭着喊着要台机器，让他们对“远距离讲话”这一焕然一新的奢侈品毫无抵抗力。
几千年前，中国人在那时发明了一个玩具，叫作“传声筒”，用一个细线将两根竹管连接起来后便形成了这个玩具，这让两个人即便隔着几百码的距离也能进行交流。这些小物件每隔两三代人就会形成一次潮流，被看作是“最近的新玩意儿”四处宣传，出现在街头巷尾，之后又无缘无故地消失，就像无缘无故地出现一般。中世纪的人把玩过它，18世纪的人也在把玩。当所有人都在讨论电流庞大的潜力时，这个中国古代的装置已经出现了50次或者100次了，并受到了各个乡村市场的追捧。
也许它给予了某些人灵感，这可能是传递人的声音的途径。日耳曼人飞利浦·瑞斯是将“传声筒”这个工具进行完善的第一人。这种工具工作效果非常好，他鼓足勇气地赋予了它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电话——能将人的声音传递到远方的装置。
50年后，苏格兰移民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波士顿定居，并成了一所聋哑学校的老师。他是现如今我们熟悉的现代电话的发明者，解决了声音传送这一难题。
声音是如何从依赖电线传播变成不再依赖任何电线而发射的呢？这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事情（对本书的作者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只是一笔带过，就此结束。
不过，现如今，将所有曾经出版过的书都毁灭掉，而且通过强化了的嘴到处宣传，依旧让所有家庭对之前做过、想过和说过的事情有充分的了解，可能性都是极大的。因为众所周知，当我们宏伟共和国的黑莓专家告诉北半球单纯的人们，不需要熬糖就能做果酱的方法，这时就算是火星或者土星上那些饥寒交迫的人都会倾听。
我因此来到了本书最关键的部分，我将这一部分放在最后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大过我说的所有其他部分；另一方面是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解释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祖先究竟在他们的历史上的什么时刻获得了讲话能力，那么更加困难的是他们是怎样经历一系列过程得出以下结论的：说过的话能够保存下来，脱离嘴的声音能够被抓住并具有永久性为我们的后代带来福利。
我们生活在一个叫作“纸张时代”的时代。我们面对印刷的文字毫无抵抗力。没有图书，没有时间表、订货单、电报单、电话号码簿、报纸、杂志，没有成千上万张上面全是涂鸦和圆圈的千木浆，我们的现代文明很快就会灭亡。
对一个1928年的文明人而言，重返无纸的时代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假如我们假设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长度为12个小时（从午夜延续到中午），那么将想法演变成书面语的具体形式的艺术只是在9～10分钟之前发明出来的。
可是它为什么会被发明？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环境下发明的——这一切都不得而知。除非我们对我们最早的祖先文明的了解比现在透彻，我们才能解决这一难题。他们究竟能不能写？假如能写，我们在他们的墓穴和洞穴中发现的那些彩色砾石又象征着什么呢？
答案是，我们不清楚。
差不多每年都有人告诉我们，如今某位教授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个难题的症结所在。于是该教授所属的国家欢欣鼓舞，因为如今人类历史终于向前推进了10000年或者15000年。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便会有疑问。最后，人们仔细揣摩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发现最新的假说与这个难题没有关联，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过。
当然，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的泥版字带给中世纪的人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之后便有了托马斯·扬、商博良和罗林森，但现如今那些掌握了这种艺术的人读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与每天读报纸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坚信这些谜终有一天会被解开，时间也许是明年，也许是100年后，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或者绝口不提。
对西班牙和法国古老的洞穴进行研究后，我们知道人类刚会制造工具就开始画画。某些图画的技巧非常完美，以致很多人抱怨，那些由乳齿象、鱼和鹿构成的整个画廊，都是考古学家伪造的，他们的目的是得到一点名誉。如今，我们确定了这些图画的真实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猜测能够发现更多相似的图画。
可是，对那些画画的人到底是什么用意？是不是尝试着将抽象的想法转化成具体而不朽的形式？
应该不是。
它们的用意应该是巫术——通灵术。人们先将野猪和大象画下来，再出去猎捕它们，是期望能诅咒它们然后轻而易举抓捕它们。这种做法与中世纪的统治者仿照敌人做成蜡像，之后在上面插满针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不能将那些图画归到早期图画式语言遗迹的行列中。它们将那个时代的宗教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们叙述了一个故事（所有的图画都是这样），可是它们与人类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这一期望并不相干。
于是我们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图画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单纯的图画，又在什么时候加入了确切的思想保存系统的行列？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将这两种绘画方式划清界限是很有难度的。欧洲的大多数山区公路的旁边都有由绘制的小符号做成的竖着的路标，行人可以从上面获得简易且确切的信息。其中的一种符号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圣人像。一个流浪汉（已经死了500年并已入土为安）路经此地时遭遇了飓风，幸好被一位善良的圣人所救。这位流浪汉心存感激，在他看来这件事尤为重要。他绞尽脑汁画了一幅画，告诉每个路经此地的人在他生命的危难时刻发生的事情。第二个符号的竖立者是当地汽车俱乐部，是一个反写着的S。每个司机看到它，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它确切地说明：“拐弯之处，小心驾驶。”
两幅画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可是其中一种已经从图画形式发展成了文字的形式。
至于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再来举一个例子说明。
从冰河时期画在悬崖侧面的一幅画，我们可以看出一名猎手的信息。他在距离他的同伙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两头鹿。他想追过去，可是相隔太远，用嘴说同伙根本听不到。他无法用声音说：“嘿，你们听着！我看到了两头鹿！”寻找另一种方法势在必行。他在岩石上画了一幅草图，这幅画就像是一封信，写道：“我在湖边发现了两头鹿，我在追踪它们。你们不必等我，我自然会回来。”
假如丛林居民（他们是卓越的艺术家，很多这样的图画都是他们留下的）常常有机会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也许会有构成一种图画语言的机会，语言中的每个符号都有确切的词语与其对应，这些词语早前都是口语表达中才有的。值得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句子中的限定词：“假如（他们）常常有机会（那样做）！”
在有人想到可以通过一幅画形象具体地将口头语言保存好之前，这幅画一定要重复出现才可以。在一些头脑简单的部落群体中，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为零。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原始部落与书面语言的发明仅一步之遥，只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机会，没有深入研究，最终功败垂成。为了应急，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在美洲大陆上，秘鲁印第安人形成了一个对国家大事做标记的系统，他们在不同颜色的丝绳上面打结，代表不同的意思。中国人有充分的时间做好每一件事，他们想出了一套复杂的方法，包含不计其数的小图画，每幅图都有与之对应的词语或者是一整套的观点。可是这个趣味十足的民族的天才需要记住三四万幅小图片后才有勇气说：“我会读写了。”
简单地说，全世界都迫切地需要一种保存口头语言的简易方法，可是都以失败告终了，直到埃及人出现。埃及人是否是从那些平凡的人那里了解到了这方面的相关内容，我们无从得知。
除非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部分古书提到的神秘大陆亚特兰蒂斯，否则，就应该坚信埃及法老的臣民们就是第一个有效的象形文字的发明者。可是就算是有了这种工具，书写与最初时没有差别，还是祭司和他的传人使用的高尚艺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更加简易的象形文字应运而生，使用时间与官方认可的象形文字是一样的。不过从商业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这种书写用的图画较为繁杂，不易于记忆。假如没有腓尼基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使用字母表。
路边的这种艺术对大陆上拦路抢劫的强盗来说是枯燥无味的，我们因此拥有了所有时代中最有作用的发明，这种恶作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埃及人或巴比伦人第一个想出这种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腓尼基人是商人，他们为了记录合同和协议，就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他们和地中海沿岸每个居民点的代理人往来频繁，要经常给他们寄发商务信件。要做橄榄油和萨莫色雷斯的山羊皮生意时，他们不会在画水彩画上浪费时间。他们善于借鉴，从埃及客户那里借来许多神圣的小图画，把它们简化成一目了然的符号，再添加一些属于他们的符号，又从从事该项工作的邻居中借一些东西，之后加工了这些线和点，制作出一套话语保存系统，让它们不遗失每一个从人们嘴里发出的音节，并用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将来的自己和后代带来方便。
这种字母是通过什么方式从腓尼基传到希腊的，罗马人是怎样变更这些字母，以便在寺庙的门上和凯旋拱廊周围雕刻它们的，日耳曼部落为了改变它们并用一种神符的形式刻在木头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一切都是趣味十足的，不过本书没有安排讲述这些娱乐性的细节的篇幅。今天，我们只需要这么说：借助西欧字母，我们星球上所使用的每种语言的每个声音都能够重现。这个系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过，我们的字母表中有几个为了贪图方便而从俄罗斯邻居那里借用的字母。无论嘴说什么，现在手都可以将其长期保存下来。
所以知识成了一种永不磨灭的日用品。
所以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期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一位天才。
书面语，本质上它就是绘画的一种，那些记录的材料决定了它们是否能成功。
埃及人的坟墓和寺庙里都是他们的象形文字。
迦太基批发商从提尔商人那里买来的科林斯葡萄干和阿提卡月桂的明细账都可以在理货清单上找到。想要把这些理货单保存好，就需要一种简便易行的材料，可以收纳在旅行袋里带到船上或者收起来由骡子驮着。
事实再次证明，发源的原动力就是人类的需要。相比之下，中国人走得更远。纸张是由他们发明的。他们是率先注意到，可以把植物和纤维利用起来，制造一些便于书写和绘画的东西。公元前30世纪，这种方法推广到了埃及。他们用一种纸莎草来制作寺庙院墙和棺材盖，在尼罗河三角洲，这种植物到处都是。可是腓尼基人从他们的爱好出发，抓住了这个行业，希腊人把腓尼基的哥巴尔城比作比比罗斯，很快，这里就发展成了莎草纸制造业的核心。直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商标。比比罗斯城（Byblos）就像很多地中海东部的城市一样销声匿迹了很久，现在大家还记得的也就只有其出口产品的名称了。欧洲的《圣经》甚至都用这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数千年前，品质最优的莎草纸、绳索和防磨垫都来自于那里。
过了很久以后，我们自己用的“碎布优质纸”才传到欧洲。它的起始地是中国，然后经过撒马尔罕、阿拉伯半岛和希腊，到达西方，再从西方播撒向全世界。几百年过去了，它的品质下降了不少，最后现代书籍的使用寿命连200年前书籍寿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是，想要以某种具体的方式把思想保存下来，光依靠纸是无法实现的。人类还需要一些东西把彰显不同声音的符号记载下来。借助小块蜡板和一种雕刻刀，罗马人就满足了自己平常生活中的需求。如果你到皇宫去做客，人们肯定拿着一小块蜡板来迎接你，可是正式活动时，就会用埃及莎草纸和某种墨水代替。这种墨水产于埃及，和颜料很像。中国人做得更出色，他们发明了一种胶和木炭的混合物，书写出来的字不仅好看，而且特别清楚。可是我们中世纪那些令人同情的朋友（想方设法让人类的自然器官更厉害在中世纪被诟病），只能勉强用由鞣酸铁和乌贼墨混合而成的奇怪液体。15世纪时，人们开始大批量研究知识，这时他们才开始使用品质高的墨水和走在时代前沿的铅笔。
还是在那几年里，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利，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最时尚的室内活动。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认为这些思想应传承给自己的后代。人们的书写速度不断变快，书写热情空前高涨，以至都出现了自来水笔，不过因为鹅毛笔的使用寿命很短，人们开始努力地寻找它的替代品。19世纪时，这一努力有了回报，人们找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替代品。不过那时，全世界都洋溢着空前高涨的书写热情，人们对钢笔的书写速度并不满意，无法快速表达出人类想阐述的几百万件事情。这已经是一个机器取代人手工作的时代，人们认为一定要有便捷的机器来负责书写的工作，将疲惫不堪的手从从不停歇地推动钢笔的动作中释放出来。从白领一族的角度来看，打字机是对这种痛苦呼声的回应。以前他们写10页的时间现在可以打30页，并且可以复印很多份。
一部优秀的作品被一支低水准的乐队毁坏的方法很多，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重音和音符搭配错误。
历史学家也会犯类似的错误。不是因为他们动机不纯，而是因为从很早之前开始他们就有了相互重复的坏习惯，很少去思考古代的乐曲中蕴含的新意。
印刷术的发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5世纪的人对其印象深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上帝的恩赐。当他们非常渴望买到性价比高的书籍时，好心的古登堡先生提供给他们一种复制文本的方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看书。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事实的历史学家将古登堡先生誉为人类最杰出的造福者之一，他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回报却很少。
不过我们可以说，印刷的艺术属于势在必行的发明。自然能力的扩展意味着它必然会出现，只要对它们有充分的要求，它们就一定会产生。所以，当别人都没想到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些开始费尽心思地思考怎样才能像保存沙丁鱼一般保存思想的人，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值得用塑像来纪念。同时，那个将人手从抄写工作中解脱出来并将其转交给机器的人也是我们赞扬的对象，顶多就是这样。
因为前者的名字我们无从得知，所以也无法提起。
他是谁？住在哪？在哪去世的？有必要知道吗？
莫非我们就不可以给一位无名无姓的科学家立一座纪念碑吗？
写这一章并不是为了赞美德国美因茨的珠宝商，也不是为了表扬荷兰哈勒姆的教堂司事（与他争夺活字印刷第一人荣誉的竞争者），简明扼要地说，印刷行为的历史比我们想象中更要悠久。
木刻雕版印刷图画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发明曾经是否传到过欧洲，（假如是的话到底）是什么时候传来的。但是，13世纪和14世纪，当地的艺术家经常用很小的木刻雕版印刷来制作圣像，这些艺术家用手画几千幅画像太过浪费时间。
学习越来越重要，更关键的是15世纪时一般商业重现生机，复制著作在速度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得压低成本。这就是古登堡和他的同事的工作——以一种低廉的方式增加文本。为了证明我所说的，请关注他复印的第一份出版物。这种出版物是一份商业文件，一份空白赎罪券，类似于现在的申请安装电话的空白表。这种东西需要上万份，假如用手写费用太高了。
印刷机将它的初衷抛诸脑后。它像是一张含满了墨水的嘴，将信息、指令和笑话吐出来，与人嘴极其相似，它能够说出精美的辞藻，也能说出愚笨的语言。
这种发明会被永久性地使用，可是因为货真价实的人造嘴——声名显赫的收音机——的出现，它一定会大量减少。
收音机太过新颖，导致我们无法预测它会为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是它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不过也是因为它，人嘴才重新赢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誉。做一个不收费的代理人（如手和脚），也可以选择口不择言。这些都可以忽略。重要的是经过了4000年的发明，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刚开始，人类通过声带向自己的邻居传递信息。
之后他试图通过印刷的文字传递信息。
现如今他又开始用嘴传递了。
不过最大的区别是他不再是讲给部落里围在篝火旁边的本族人听，而是讲给几百万人听——没错，从理论上而言就是这么回事，对他而言，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这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他让我们充满了期望。
既然很多的人在关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聆听，那么另一种方式的“强化嘴”——报纸极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彻底消失。
刚开始，报纸的含义就与它名字所表述的一样。有些信息极其重要，不放心让镇上的公告人告诉大家，就印在纸上，贴在商店的窗户外面，以方便人群阅读。偶尔他们会买一磅烟草，以便和店主讨论那些事情。随着不同商品的价格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的依赖程度变高，有些事业心极强的公报撰稿人就在关键的商业中心安排了通信员，他们将搜集到的关键信息每周给雇主发两三次。雇主们于是用一小箱活字、一品脱印刷用墨水、一台印刷机将新闻变成报纸，站在屋顶上大声叫卖，将“新闻”出售给数千名能承担得起的人。
如今，这几千人发展成了几百万人。不过因为每天的重大事件较少，导致那六七十页无法印满真正的“新闻”，剩余的空间则填满了形形色色的娱乐方式，以此为买报纸的人提供欢乐。在之前大家都不识字的时代，大家都是以观看公开吊死或者是淹死女巫为乐。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幅图画只是通过线条和几个色块来陈述故事。当我潜入洋底并发现了一种新型品种的鱼时，我可以将我的发现公之于众，在长时间实践后，我的听众越来越能理解我的发现的意思，或者是将那些声音修改成小小的黑白符号，简明扼要地写在一张纸上，那些之前关注过这种图画的人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最终，我可以用一支铅笔或者画笔描绘出这个多刺怪物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将这个生物带给我的深刻印象传递给他人。
当人们还不知道耳朵或者眼睛可以接收信息时，就知道可以用画画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了。
实际上，很多孩子（假如孩子不接受教育，就会如野人一般）在还没有达到用读写来表达内容的水准前，确实会花费几年的时间来画故事。所有的人类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就如一个巨大的幼儿园，墙上全都是图片。
古代世界最大限度地认识到了图画信息的价值。希腊人和罗马人只会将读写的艺术传授给那些有需求且能冷静运用的人。一个农民一辈子都不可能收发信件，逼迫他耗费五年的时间在狭小的教室里学习拼写自己名字的方法，在那些思路清晰的理性主义者的眼中是愚蠢至极的。他们情愿尝试向聋哑人阐述乐曲创作的原则。
中世纪的人也是那么想的，有些人不能凭借口头语言的方式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信息，于是用图画来说明他想要的信息。不过需要教授的人不断增加，对圣人生前的故事和祖先们丰功伟绩的作品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人们竭尽全力地用机械设备来增加圣像的数量。最后呢，我之前提到过，雕版印刷问世了——使用这种方法，一块木版能印刷出两三千张图画。
这种方法用在虚构或者是或多或少有虚构成分的事情上，还情有可原。不过将它用于科学问题上的可行性不大。通天塔属于一座传说中的建筑，无法评判画家猜想的好与坏，所以不能对通天塔的木刻提出异议。不过我们一定要保证装在瓶子里的水母或者胳膊上的肌肉画得栩栩如生，要不然就不能为学生进行栉水母类和解剖学类的研究提供帮助。
于是产生了很多种试验——无论这些试验与生命是否有关——都尽力使用一种长期的图画方式来表现，因为这样表现的准确性比文字或者语言高得多。
一直以来，这些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一个人想要将一幅风景画在玻璃上呈现出来，必须借助镜子、透镜和黑屋子这些工具，不过“获取”和“保存”同一幅画有天壤之别，只要没有了灯光，便看不见图画。
不过一百多年前，运气来了，为我们这些不幸却很稳重的人带来了光明。法国人路易斯·达盖尔和尼埃普斯（后者是个爱好广泛的智者，仅差一步就发明了发动机）用很多种化学溶液进行了大批量试验，有很多种溶液都能为他们在玻璃板上“获取”图像提供帮助，不过他们使用的那么多的溶液都不能保存这些图像。一天，纯属偶然，达盖尔将几块被太阳照晒的感光板放在一个柜子里，柜子里有水银。让人惊讶的事情出现了，他发现了感光板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前从未见过。这引起了一场杰出的化学调查，最后摄影艺术的发明让这场跟踪调查暂告一段落，那就是：用光绘画的艺术。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为故事赋予确切的图画描述内容，不过在那之前，可靠性小的语言和文字描述决定了它们的准确性。
这项新的艺术被大众所熟知。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并受到夸赞。也是那个时候，化学工业凭借很大的荣誉完成了它在古代炼金术士的实验室的学业，优雅地为那些“用光写作者”提供了帮助。
其他人研发了一些机器，能够用来捕获对象的静坐、比赛、开炮射击等状态。他们让移动摄影机更加完美，达到了能够用“图片”提高质量和速度的高度，哪怕一个人非常善于“词语”——口头的也好，书面的也罢——都不能与之媲美。
在不计其数的试验后，爱迪生终于发明了捕获和回放人的声音的机械装置，最后给人类留下了“留声机”或“声音记录器”，这使“讲故事”与“画故事”结合的可能性极大。在那之后，每个人之前说过或者做过的事情都能完整永久地保存下来。
我们依旧有许多知识要学习，科学的黄金时代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假如打个比方说的话，人类的嘴会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
人类如此机灵地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无论信息是否正确，如今，人类已经完全是一个整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