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有的履历表上，我都会郑重其事地填写我的出生地——惠远。这是我自小就留下的固执。派出所的户籍警让我修改为霍城。户籍警说，你必须写到县级行政区，惠远只是一个镇，不够级别。我没法向户籍警解释。惠远如今的确只是一个镇。我户口簿上的出生地还是被户籍警不容商榷地修改了。但我没法抗拒我的心灵，我仍然会坚守我的固执，除了户口簿没人跟你较真。
一
惠远，是新疆最西边的一个边陲小镇。泱泱中国，肯定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伊犁盆地曾经威名远扬的西域古镇。那时候，它是大清帝国最西边版图的中心，是圣彼得堡与伦敦野心家们常常放在嘴边咀嚼的东方重镇。我在2007年第五次回到它依旧有马粪的街道上时，我甚至看到了在伊犁已经绝迹的“六根棍”马车。当然，那马车是为旅行者准备的奢侈品。我还看到了钟鼓楼边上那棵粗硕的老榆树。它依旧苟延残喘地活着，并且刚刚泛出一些嫩绿的树叶，显得青春而可爱。我似乎又听到了它那久违的熟悉的喘息声。
公元1690年，是大清王朝的高官们最为头疼的一年。那一年，他们常常为西域的厄鲁特蒙古之准噶尔部的兴起心存焦虑。日渐骄横的准噶尔部不断扰乱、侵占天山南北平民百姓的草地、牛羊，并且一再向东挺进。紫禁城里的康熙大帝终于坐不住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他竟然举着他的黄幄龙纛，浩浩荡荡地率兵开始征讨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
三百年前，辽远的惠远大地上，那广袤的草场，那苍凉的大野，那纷繁杂居的人群，那无奈的迁徙者们，似乎还在眼前晃动着，摇荡着，漂移着。那年秋天，康熙一剑砍下一棵苹果枝后，就挥手令子民们向西进发了。进发的清军一气讨伐了八十年。八十年呵，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会变成没牙的老叟，或者早已驾鹤西去，或者他的孙子也已经变成满头白发的老者。
伊犁留给旅行者的大多是描有乌斯曼的美丽的姑娘，香气袭人的苹果园，奔放热烈的胡旋舞和大宛汗血马上彪悍的骑手以及奔逃的鹅喉羚。或许还有关于草原石人、生殖岩画、土墩墓及更远一些记忆。尤其是张骞通使西域和丝绸之路。实际上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一条从伊吾穿越天山至北庭再至伊犁、碎叶、地中海、欧洲的商路，它是丝绸之路的一条。早几年，我曾看到过关于到底有几条丝绸之路的纷争文字，那其实非常幼稚。西汉中央王朝在公元前60年设立于乌垒的西域都护府，就早已炫示着那辽阔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群山与草原，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那是西汉与哈萨克族先祖乌孙结盟后，震惊当时欧亚大陆的一件大事。
绝美的伊犁河流域有着丰饶丰富的资源和熠熠生辉的资本。它雄峻的西天山，温润宜人的气候，郁郁葱葱的蓝松绿草，让人们的内心充满了柔情。沿着这一条历史线路追溯，你会发现从乌孙昆莫猎娇靡娶细君公主为夫人开始，直至西突厥汗国、葛逻禄汗国、喀拉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哈萨克汗国等都曾在它富饶的河谷里留居过，它们构成了中国西域伊犁的两千年的兴衰史。
二
历时八十年的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是大清帝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实，平叛是一个复杂而艰涩的过程，它会伴随着骁勇的进击、血腥的杀戮和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那时，强大了的准噶尔部一面扩大地域抢夺民财，一面勾结沙皇俄罗斯假称服从大清中央政权。康熙最初是大度而仁慈的，康熙曾在给噶尔丹的敕令中说：……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赍捧重赏……但后来他终于发现无论是噶尔丹、达瓦齐、阿睦尔撒纳，都很会玩弄两面三刀的把戏。那把戏的中心意味就是背叛。于是，清廷悟出了一个道理——剿叛。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延续了康熙的做法。乾隆于1762年在惠运城设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
于是，剿叛胜利后的大清帝国，就在伊犁河流域正式设立了伊犁将军——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从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天山南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将军府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统筹各地方官员，分别管理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
于是，首府出现了，它就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惠远城就成了乾隆三十八年（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筑的著名城池之一。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三
1962年的某一天，四岁的我，在惠远古城宽阔的土城墙上奔跑着。那土城墙厚实，高大，蔚为壮观。母亲说，城墙有五米高，上面能跑大汽车哩。于是，我就哭闹着让父亲的通讯员把我抱到城墙上。我看到了苍茫辽远的西域大地。那大地上生长着大片的庄稼，远到天边的美丽草原，和草原上游动的羊群与马队。我还看到了1949年冬天，我父亲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肩扛马克沁机枪在操场上练兵的情景。父亲说，那个操场曾经是从热河、凉州迁调来的大清守兵军训的教场。我父亲那天早晨忘了戴手套，他洗完脸就匆忙扛起机枪上路了。于是他的手就被刺骨冰凉的钢壳粘去了一层皮。我父亲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就开始操练了。我父亲后来当上了惠远驻军的营长，并且是炮兵专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企盼自己能向父亲一样当个炮兵。四岁时我已经懂得什么是迫击炮、加农炮和榴弹炮了。
1962年的那一天，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惠远古城墙。那一天我母亲患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我没人看管。于是我就和两岁的弟弟跟着通讯员小靳叔叔去了古城墙。我幸运地拾到数枚一面铸有汉字“乾隆通宝”，一面铸有满文“宝伊局”字样的铜钱。多年后，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你拾到的是伊犁宝伊官钱局铸造的红钱，那钱局就设在惠远。那是新疆红钱的典型代表，现在很稀有。
那些日子，我和两岁的弟弟仍然无事可做，就出门去钟鼓楼看热闹。那里停放着许多“六根棍”马车，维吾尔族商贩们吆喝着嗓子在卖他们的西瓜和甜瓜。我看见那棵老榆树下长着一些小小的西瓜芽。它们刚刚从土地里伸出小脑袋，嫩绿嫩绿的，非常可爱。那小芽上还遗存着没有脱去的红色硬衣。
四
伊犁将军是大清王朝主管西域军事与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府的第一任将军是满族人明瑞。他于1762年上任，就一口气开始兴建惠远古城。史书上记载，明瑞是一个开明又勤政的将军。他曾统领过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功劳卓著。在明瑞执掌伊犁军事与行政的五年中，他似乎分析了地处位置十分重要的伊犁的战略作用，大兴国防设施，缜密筹划了行政机构设置，加速兴建了绥定、惠远、宁远、惠宁等城池，组建了满营、绿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等军营阵防，为将军府的战略国防地位打了良好基础。
可以想象，在那年深秋的时节，头戴花翎的明瑞亲率那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兵、抚民同知、三品阿奇木伯克等等，拉开了边陲镇防和屯田的阵势，多多少少对西域民众是一件好事。多年的侵扰、掳掠、奔逃、迁移、饥饿、捕获，多年的横刀立马，粮田荒芜，曾经让黎民心惊肉跳，也深恶痛绝。应该说，民众终于看见那晨光中的熹微了，也着实感受到了苍凉荒原上第一堆篝火的温暖。
那是一个让人有点向往的年代。初雪的原野上阳光明媚。军队开始演练行操，开始巡边守卡，开始习枪弄刀，宛如一支钢铁防线，留着八叉胡的官员们开始募捐移民，开始查勘屯址，拨发土地，组织修渠筑坝，开垦荒地；同时亦开始兴建军台，设置驿站，整修道路，开辟河道渡口，好一派繁忙。而更有大志者已开始操办铜矿，采挖金矿，铸造新币，生产硝磺等早期矿冶业，扬起了一股热气腾腾的新浪潮。我曾读过那个年代一些文人墨客的文字，他们皆称伊犁有书写不尽的美景。我仿佛看到了那河道的行船，那袅袅的炊烟，那升腾的篝火，那嘈杂的街巷，那曾经内心苍凉的移民，那南腔北调的士兵，那平静吃草的牛羊，都幻化成了平淡安逸又祥和满足的生活图画。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载道：惠远“临河有高楼，红栏碧瓦，俯瞰洪涛，粮艘帆樯，出没其下。南山雨霁，沙市云开……赋诗遣闷，苍茫独立，兴往悲来”。爱国抗敌英雄邓廷桢被谪戍伊犁后，也赋诗《伊丽河上》：“万里伊丽水，西流不奈何。驱车临断岸，落木起层波。远影群鸥没，寒声独雁过。河梁终古意，击剑一长歌”。这其实只是骚人墨客描写在惠远望江楼凭榄伊犁河美景的一隅世界。还有更多的书籍，都留下了对惠远的深度记录。傅恒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松筠的《钦定新疆识略》、洪亮吉的《伊犁日记》、祁韵士的《新疆要略》、和瑛的《三州辑略》、壁昌的《守边辑要》等等。
惠远，注定在许多文人雅士的笔下，在许多流放者的口中，在许多大清官员的心中，有着十分显赫的位置，有着一片辉煌的天空，还有着一角恍惚灰暗的记忆。惠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是一个令人思味的过程，也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惠远的灰褐色黏土，永久散发着淡淡的忧郁和滴血的背景。
五
从1762年到1912年的150年间，惠远先后有三十四位大清国的伊犁将军职守。这些将军居住在曾经的深宅大院之中，手握着大清国授任的至高权力，执掌着旷远博大的西域疆土，雄视着众多的黎民百姓。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敬业，很有责任感，也很有封疆大吏的气魄和雄心，我们后人不得而知，我们可以在那些厚重的历史典籍中，发现这些将军们的形象和后人对将军们的评说。他们当中似乎还真有一些勤政的角色，有的甚至异口同声地被标榜为——功绩卓著。看了那些记载之后，我不得不在脑海里树起一些同样的认可，但老实说，我还有疑问。不过我的疑问会显得过于苛刻。清正廉洁，功劳卓著的将军肯定是有的，史书上的喧闹也肯定是不真切的。我想，偏执的我还是可以列举一下他们的姓名，他们是：明瑞、阿桂、伊勒图、松筠、长龄、布彦泰、金顺、长庚、马亮等。所有的书籍都对上述将军表示出一种敬意，他们的口碑很不错，我甚至能从那些赞誉的文字中，读出一种忠于职守好官的面目。但我想，功绩政绩肯定不是他们个人就能轻易完成的，他们需要一个庞大的网络去支撑。那个网络的核心，还是那些镇守边关的军人和纯朴善良的百姓。所有成为历史的光荣部分，还是被湮灭了的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兵丁和勤劳勇敢的民众。这似乎又有点过于苛求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将军们是那种刚正不阿又清正廉洁的父母官。
我阅读了先后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的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背景资料，他于嘉庆五年（1802年）起开始做伊犁将军。他是一位被评价为在国防、经济、文化建设上都大有建树的好将军。不管他是否真的兴修水利，扩大旗屯，尊重知识，选拔人才。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主持编撰的《伊犁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那似乎是以官方口吻真实记录当时历史的最合乎情理的资料。我从中看出了松筠的严谨与孜孜不倦，但也看出了大清制度的弊端与浑浑噩噩。
《伊犁总统事略》里记述的军府机构是一个结构完备的大网络。它将天山南北各路官员编制、定额人员配备、薪俸规定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它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觉得很悲凉。作为一个从一品或正二品高官的伊犁将军，他们除按品级拿俸禄之外，每年居然有高达五千两的养廉银，那五千两养廉银，是同样为清廷官员从九品小官岁给俸银31两5钱的160倍。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高官厚禄。这是一个收入的怪圈。将军都统大臣们拿着优厚的俸禄与养廉银，而兵士们则是生活拮据甚至饱受饥饿的威胁。伯克官员们，一手拿着养廉银养廉田，另一手却在勒索民膏民脂。这或许就是大清帝国被西方掠夺者讥笑和鄙视的根源所在，也是封建王朝的悲哀。多少年来，中国皇帝们沾沾自喜的总是喜欢标榜自己的历史功绩，后人也围剿般跟着瞎起哄，名曰：“太平盛世”。可那些老百姓真的就富足安康了吗？！
伊犁是遥远的亚洲大陆上最后一块肥肉。虎视眈眈的沙皇俄罗斯早就瞄准了这块肥肉。他们早先是想来的，但他们还没有摸清中国辫子军的深浅，当他们终于派考察员、测绘员摸清了大清国的国情之后，于是就淫笑起来。他们笑大清帝国自以为是，笑大清帝国的百姓没有吃穿，笑大清帝国仍然在使用长矛和大刀，笑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如此腐败和贪婪。于是他们就来了。他们猫着腰，手握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一步一步地向肥肉逼来。
1842年曾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伊犁的禁烟名将林则徐，在谪居惠远期间，便敏锐地感到了沙俄的威逼。他在1845年回到内地后，还大声疾呼道：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然而，林则徐的远见卓识，也仅仅只是一声呼号而已。大清皇帝的疆土太大了，大清皇帝要处理的事务太多了，他们无暇西顾。于是就有了一串沙俄鹰犬不断深入新疆的不良记录：扎哈罗夫、巴布科夫、郭尔帕科夫斯基等等。
六
2007年10月，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要塞看到了彼得一世的雕像，这个曾经亲自批准过《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老沙皇，四肢奇长，手掌奇大，很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蜘蛛。我用手捏了捏他修长的手指，我发现那手指异常冰凉，并且贫血。据说那雕像是一个美国人创作的，那美国雕塑家抓住了彼得一世的本质。我看出美国人带有揶揄彼得一世的味道。这与我的思路很吻合。彼得一世的确是一个胃口很大的野心家。从彼得一世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他们一个个都酷似欲望强烈的大蜘蛛，他们与中国的口碑不错的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口碑不好的道光、咸丰、慈禧打交道。他们派出他们的间谍或者哥萨克骑兵多次与中国伊犁的将军们打交道。他们觊觎中国西域、觊觎中国伊犁的时间太久了。他们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欲望了。于是在十九世纪的某一天，亚历亚大二世再次翻出了老沙皇的誓言，命令下属开始向中国西域进军。这时，他们已不再忸怩地说是地理测绘与科学考察。他们派出了以巴布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骑兵堪界团。他们要对付中国懦弱、腐败的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他们用洋枪和目光丈量着土地，然后就逼迫将军大员们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没想到，他们居然成功了。他们强占了中国伊犁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叼走了那块肥肉。历史让我们后来人感到无比心痛和耻辱。
当我在一百三十年之后偶然读到那个名叫巴布科夫的沙皇鹰犬的著作《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时，感受到的就是奇耻大辱。巴布科夫居然嚣张地写到：“娇生惯养的中国大员们留居在乌科克是更加不习惯的，他们比我们更急于离开乌科克”。“我决定利用空闲时间在这些山口设置界碑，没有中国官员参加……不会发生反对意见，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巴布科夫是狂妄的，而伊犁将军荣全却是可怜与可悲的。清廷大员居然与沙俄官员形成了如此强烈而可笑的反差。在那次失衡的堪界表演中，中国官员荣全的昏庸无能与失态，怎能不让大蜘蛛们割走我们肥沃的土地？！
是的，这就是一位史料记载还不错的伊犁将军与一位参赞大臣的历史表演。他们拿着中国民众从牙缝挤压出来的优厚俸禄和养廉银，却干着让中国丢人丢地丢历史的勾当。
于是，大清国就开始签约了，一个接着一个。《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科塔界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于是沙皇俄罗斯不仅吞噬了中国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土地，还侵占了奎屯山以西、斋桑湖以西以东广大地区，其中包括著名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牧地，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牧地，布鲁特牧地。1871年5月，在郭尔帕科夫斯基的指挥下，沙皇俄国大举进攻了伊犁。从这一年五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初，不到两个月时间，伊犁的惠远、惠宁、宁远、熙春等九城被攻破，沙皇俄罗斯的入侵者烧杀掠抢，中国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其中惠远、惠宁城化为灰烬。读着那些凄怨的文字，我真不忍回忆那惨绝人寰的悲戚场面。
我在1965年5月5日离开惠远之后，有十九年时间没有回过这个我出生的地方。1984年5月我与几位修养颇深的学人来到了惠远。我爬上了小时候曾无数次上过的钟鼓楼，蓦然感觉，那钟鼓楼变得太小了，小得居然没法让我接受，仿佛就像一件玩具一般。曾经辉煌又巍峨的记忆变得没有了形状，让我十分陌生。我知道那是我的错觉。
严格地说，今天这个钟鼓楼并非1763年始建的那个钟鼓楼。那个乾隆皇帝亲赐的又十分得意的老惠远城，早已于1871年毁于亚历山大二世派出的那个叫郭尔帕科夫斯基的沙俄刽子手下。那一年郭尔帕科夫斯基的匪兵们一边烧杀着惠远的贫民，又一边咀嚼着丰腴的烤全羊，并且歇斯底里地狂笑着。他们甚至烧掉了这个高达四十米的钟鼓楼。
眼下，这座看似有些变小的钟鼓楼是清朝名将左宗棠与伊犁将军金顺于1882年收复伊犁后兴建的新惠远钟鼓楼。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有重任在肩一般。叹完气，我发现自己过于深沉了，显得那么不真实，简直有点故作深沉。我自嘲地笑了笑。其实这个新惠远是在离旧城七公里的地方新建的。那一年也是金顺受任伊犁将军的第六年。收复伊犁后重建新伊犁一定要超过前人。这是金顺将军重建伊犁的信念前提。后来金顺将军这个信念实现了，新惠远果然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史书上总是冠冕堂皇地记录着一个个伊犁将军的功劳与政绩。在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里，我每每读后，都会有片刻思索。我的思索也许只是一种极肤浅的疑问。伊犁将军是中国的要员，他们责任重大。他们是大清帝国的看门人，他们却没有看好门。我终于联想到那些受人拥戴的大清皇帝以及为皇帝主子出谋划策的军机大臣们。我似乎又发现了些什么？皇帝——大臣——将军，他们被串起来，仿佛一串形象不怎么阳光的落水者。他们组成了满清王朝的点点滴滴与是是非非，也写照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
1877年左宗棠奏《遵旨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在新疆建立行省的主张。他说：“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当然，这一重大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困难的。后来左宗棠70岁高龄仍然痴心不改。清廷终于被左宗棠打动了。于是新疆于1884年建省，省会设在乌鲁木齐。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应该是首府从伊犁退守乌鲁木齐。这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说出的事实。从此，伊犁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政要务，只管伊犁与塔尔巴哈台边防事务。刘锦棠出任新疆第一届巡抚。可以说，新疆建省削弱了地方官僚王公伯克的割据势力，防止了沙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者魔爪的进一步侵蚀，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新疆建省到清廷垮台的二十多年中，伊犁将军的命运亦是波澜起伏。据说慈禧掌政时期，曾两次历任伊犁将军的长庚，干过几件开明的事：推新政，办实业，练新军。这个练新军就是从湖北抽调官兵九百人，并在伊犁招募青年总计两千人，混编成一个旅——伊犁混成协，企图为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练就一支勇武的守边部队。然而，早已腐烂不堪的大墙是没法再扶持起来了。那个混编的“伊犁混成协”队伍中，有一个叫杨缵绪的，这个人后来领导1912年伊犁起义。他率领着伊犁新军活捉了清朝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并且在钟鼓楼下将志锐处决。
是的，伊犁惠远在经历了二百年的风雨首府之后，似乎也完成了它苦涩而光荣的历史使命。那其实是悲凉的历史一页。而伊犁将军留给后人的是许许多多令人心颤的痛心记忆。
七
我又专程去了一趟惠远。我心存一隅复杂的心绪。惠远已经变成我剪不断理还乱的成年记忆，远远不是1965年5月5日离开它时的那天真可爱的心态了。那当年的老榆树依旧生长着，它百年老树皮如父亲一样慈祥，而那树下的小渠不见了，替而代之的是新修的围栏和介绍标签。站在修葺一新的钟鼓楼上，我看见那新油漆的飞檐画栋和绿柳红墙，铜铃发着悦耳之声。俯瞰那不远处的清真寺、喇嘛庙、文昌宫、魁星阁、城隍庙依旧人头攒动着，香火不灭；那远方屯垦戍边的大众、那成千上万的牛羊；那文丰泰、同盛和、德兴堂等老字号；那西域的烤羊肉、那湖北的馄饨、天津的锅贴都悄无声息地成长着、喧闹着，让我思绪不宁。
是的，惠远也开始发展旅游业了。百年古城值得一游。钟鼓楼的青砖墙上，有新挂的标语口号：发展旅游事业，重整古城雄风。这时，一位身穿牛仔裤的维吾尔族少女问我，先生，您需要讲解吗？我可以带您上钟鼓楼参观。我没有应答，只是微笑了一下。我看见她胸前挂了一个色彩艳丽的胸牌。
惠远，一个我深深依恋又刻骨铭记的地方。那些斑驳的将军们的杂乱故事让我的人生充满酸涩的记忆，也让我感到无比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