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公路使乔司变得离杭州市区很近，他们跳下公交车，抬眼望见一堵高高的围墙很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围墙上竖着铁丝网。秉生讶异地瞧着这陌生的农场，在大太阳底下感到了一阵凉意。黏在衬衫上的汗很快被围墙外一条小河上的风吹干了，秉生抱着双臂说，是不是走错了，这真的不像是我的农场。小英子说，你去问一下哨兵吧，打听一下办公楼所在，有没有你的老同事？
哨兵是武警，看见小英子就向她敬礼。俞秉生说，我是这里的老文书，我要找场长。哨兵说这里没有场长，只有监狱长。办公楼就对着大门，一名干警打开窗子透风，突然喊出声来，秉生，你回来啦！秉生抬头朝他看，那神情恍恍惚惚的，小英子搡了他一把，喊你呢，肯定是你的老同事。秉生就势抓住她的手不放，他说，我有点怕，要不我俩一起进去。小英子说，你怕什么？你又不是犯人。哨兵扭转脸去忍住笑，这是政治处主任，他说，听说原先是农场的副场长。
秉生瞧着他的老同事发呆，他俩是当年坐同一辆卡车到农场的。政治处主任哈哈大笑说，你回来得太好了，这里不仅需要在科研生产上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更需要学法律懂罪犯心理学的人才。秉生啊秉生，你是我们单位，不，你是全省劳改系统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硕士生，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你！
我没、没什么要求，秉生嚅嗫着说，小英子不满地踢他一脚。如果我转业到这里，能按原职级安排吗？她迫不及待地代替秉生提出要求。当然可以了，主任笑眯眯说，不过你得先成为秉生的家属，这样才好照顾你。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连楼道上都挤满了当年的老知青。秉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当兵的漂亮媳妇！挤在后面的人哇哇大叫，怎么可能呢，他不是去的德国吗，难道带了个党卫军女军官回来？
都说择吉日迎娶能给老人冲喜，可惜我母亲已油尽灯枯。黄排长和阿珍试图将她老人家用轮椅推到婚礼现场去，我母亲摇摇头，她连从床上坐起的力气都没了。他们打长途电话给我，我刚接到调军区任职的命令，一时也无法回去。秉贤姐要把婚宴办到香格里拉酒店，黄排长说算了吧，小门小户的何必搞那么大排场，我苏北的穷亲戚恐怕连大门都不敢进去。商量了半天，还是放在多益处。据说黄排长的老战友一个都没去请，反而请来了阿珍的舅舅舅妈。他俩送了一个二十元的红包，黄排长还了他们二百元。好几年后，老战友们见到黄排长还在责怪他，黄排长苦笑着递一支烟过去，别生气，你知道那小子是谁家的儿子吗，惭愧啊，他的老脸上浮起一层红晕，我都不敢告诉你。
那天夜里，我母亲微笑着，倾听秉生他娘啰啰嗦嗦地汇报婚礼的盛况，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人们七手八脚将她送进医院，医生给她插上了许多管子，但是她一直没有醒过来，直到我赶回杭州，老人家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却始终挂着安详的微笑。
十
延定巷54号设了灵堂，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街坊邻居，子女们的同学朋友，香烟缭绕，哀乐回响，一封封唁电接踵而至。现在我才发现，父母曾经有过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不少人还活在世上。有的人官衔大到了不便提起的程度，有的人一日三餐难以为继。黄埔军校同学会来了一批老先生。市长送来花圈和悼文，说我母亲的一生，“是追求正义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
春寒料峭，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每个人的衣服都散发着潮味。一对夫妇静悄悄地趿进了墙门。我看见一张灰白的瘦脸和一双阴郁的眼睛，我不认识他。他向后稍稍退一步，让他的妻子走到前头。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一时不敢相认。她老了，围着一块褐色的羊毛披肩，身上的穿着和她的面容一样带着岁月的磨损。你认不出我了吗，湘九？久已泯灭的记忆终于浮上了我的脑际。常青老师！我说，您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谢谢您来悼念我的母亲。
直到这天，我才知道常青的家庭出身，也不是什么红五类。她的生父是抗战期间在成都入伍的黄埔第十五期学生，听说后来去了台湾。常青母亲改嫁那年，常青已经十三岁了，自然懂得应该把这样的生父彻底忘了。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她在政治上的表现分外积极。我想起了七岁那年，她让我表演俞秉生哄小英子睡觉的往事，我苦涩地笑了。离开大陆的时候，您父亲是一名上尉还是少校？我说，来我家祭祀我母亲的倒是有几位老将军，但他们恐怕不会认识您父亲。
拜托你，通过他们帮我向对岸打听一下，常青老师央求我说，本来我想找俞秉生的，想托他的姐姐，可是，她窘迫地看一眼她的丈夫，可是我们怎么说得出口啊。
我默不作声，好长一会儿，我默不作声。我确实很有些鄙视这对夫妇，想起俞秉生因为这家伙而受到的牵连，我的小腿好像也有了一阵断裂的疼痛。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很想把他们推出门外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但是，他们那么落破，那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令我抬起手又无力地垂了下去。我避开这个问题问她，您快退休了是吗，生活还过得去吧？
还过得去。她说。他在做生意，什么生意都做，就是怎么也发不了财。
我转过脸，对她丈夫说，有时候你骗骗人家，有时候你被人家骗骗是吗？这家伙笑了，亏他还笑得出来。是的，他说，主要是缺少资本金，假如能找到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的话，那就不成问题了！
母亲的遗像挂在墙上，她老人家在叹息，瞧着这对燃香作揖的夫妇叹息。我听见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也许秉贤姐就在这架飞机上，昨夜她打来电话，说要赶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飞机渐渐地远去，那嗡嗡的马达声也在看不见的天边消失了。我送他俩到墙门口。常青老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叹了一口气，拍拍她已经开始佝偻的肩膀。
湘九，常青老师轻声说，帮帮我，我现在活得很艰难。
会过去的，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您不能再相信他了，我指指她丈夫，不管找不找得到您的老父亲，您都得把养老的钱抓在自己的手里。
天气潮湿黏腻，妇人垂泪而去，街巷朦胧，一切尽在烟雨中。常青老师的丈夫从乔司监狱获释出来时，俞秉生和小英子穿上了司法警察的制服，他们阴差阳错地擦身而过。想到这里，我有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如果他们在那里相遇又会发生些什么？我很难想象。这真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啊。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我在母亲墓地上的感觉。墓地面对钱塘江，她老人家一个人，端坐在寂寞的山坡上，钓着一江的寒冷，守候着那一片最后的洁白的孤独。小英子陪在我的身边，缄默无语。下山时我问她，俞秉生呢，他怎么不跟你一起来？追一名逃犯去了，小英子满怀忧虑地告诉我，一名新进监狱的犯人，秉生对他比较熟悉。
我感到惊讶。谁啊，我说，他对哪个犯人会比较熟悉呢？小英子犹豫了一下，咬住嘴唇。就是当初踩断他小腿的那个警察，她的话从牙齿的缝隙中挤出来，带着蛇一样丝丝的响声。此人被开除公职后，就跟黑社会的人混在了一起，她说，因为涉毒，刚被判刑，他对劳改农场的作息制度和地形等十分熟悉，看守稍不注意，就被他逃了出去。
那时的民间还少有手机，小英子腰间佩着一只笨重的对讲机，或许电讯频道还很宽敞吧，倒也蛮实用的。我听见对讲机里传来了俞秉生的声音，他叫小英子过去。小英子换上一套我母亲生前穿过的衣服，蓝色的大襟衫，灯芯绒裤子，像个从乡下来的小媳妇。我说你带枪了吗，她摇摇头，我迟疑一下说，我陪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