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细皮嫩肉的程小雨是爬上一列运建材的火车来到杭州的。凌晨时分，列车驶进南星桥车站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身下纸质的水泥货包随之坍陷破裂，他惊惶地跳起，接着又卧倒在用货包高高垒起的“工事”后面，紧张地四处观察。他看到月台白晃晃的碘钨灯下一些衣衫褴褛的装卸工开始搬运货物，还有几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哨位上漠然地瞧着他们。风从钱塘江上空吹来，吹散了火车头发出的蒸汽，与夜来的雾气融成一片。程小雨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背包卷，蹑手蹑脚往后退，退到车厢边了，先将行李扔下去，然后才倒转身子爬下去。没人注意他，于是他把手放在胸前轻轻地说了句“伟大领袖保佑我”，撒腿就跑，迅速地离开了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轨。
从南星桥到市中心至少有十公里路，昏黄的路灯下偶然可见卖馄饨的摊儿，天蒙蒙地亮了，烧饼油条店也卸下门板开张，程小雨再也走不动了。可是他没钱，身上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他坐在马路的街沿上，捂着瘪塌塌的肚皮发呆，过了一会儿，他从被包卷里翻出一件T恤衫，迟迟疑疑地走到马路对面。
老板，我的钱包被人偷了，程小雨可怜兮兮说，我用这件T恤换点食品。
一个正在烘烧饼的师傅瞪圆了眼珠子。老板？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程小雨。我一个卖烧饼油条的小摊贩怎么能算老板，算资产阶级呢？烧饼炉灼热的火光映红了他苦恼的脸，他的额上沁出许多汗珠。分明是一件汗衫嘛，他皱眉蹙首地又说，你怎么说是什么T恤，你从哪里来的？！
广州，我是从广州来的学生，程小雨想起离家时母亲对他的关照，母亲说，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千万不要说你来自香港，否则他们会把你当成特务抓起来。
卖烧饼油条的小摊贩阶级斗争觉悟并没母亲说的那么高，他重新打量程小雨，眼光变得柔和了些。程小雨确实很狼狈，脸色苍白，脖子上鼻梁上乃至全身都沾着灰塌塌的水泥粉尘。他的表情是惊魂未定的表情，活脱脱像一只被砂子枪和猎狗追赶的兔子。
把你的汗衫收回去吧，这个苦恼的好心人说，这副烧饼油条送给你吃，以后不要乱叫别人老板了。
灯影淡淡的照着半蹲半伏在街沿上的程小雨，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副烧饼油条后，他不断打嗝，苦恼的好心人只好又舀了一碗豆浆给他。“‘老板’是资产阶级，不能乱叫的。”程小雨喝一口滚烫的豆浆，终于笑了。十七岁的程小雨是香港香岛中学中五学生，那是一所出名的“****”学校，公元一九六七年，一批师生积极参与围攻港督府同警察街头对峙，被警方所镇压。程小雨的哥哥程大明是培侨中学教师，那所学校跟香岛中学相比，其左的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程大明因“煽动颠覆”被捕了，跟三百多名未满二十一岁的青少年一起进了赤柱监狱，程小雨不得不逃过罗湖桥来。后来我问过他：你究竟干过些什么哪？程小雨愣了愣说，游行啊，举着“红宝书”喊口号呀，你说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填饱肚子的程小雨终于有了向前走的力气，他开始东张西望。天色渐渐地亮起来，码头周围的空气中飘浮着炭黑和水泥的微粒，街道两旁的墙上刷满墨汁淋漓的大幅标语，一支车队威风凛凛开过去，车头上挂着“文攻武卫”的大牌子，车上的工人们戴着藤帽持着铁棍，穿着劳保服。程小雨跟着车队跑了几步，追不上去只好停住了脚，他摊开双手在浑浊的空气中喊了一声，我是你们的战友！吃进嘴里的却是一股汽车尾气。城河边有座农药厂，刺鼻的苯酐气味跟着这汽车尾气裹挟了他的全身。
终于走到了官巷口，程小雨从裤袋里摸出一个信封向路人打听延定巷。两年前我大哥刑满留场，好不容易获得了回家探亲的机会，他不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晒太阳，而是悄悄给程大明寄去一封信，信上没敢说自己的处境，只说很想念当初的小伙伴们，希望能够联系上。大明的回信是寄到延定巷的，说他会有机会来内地的，见了面再作畅谈吧。
从延定巷到官巷口大概一公里路，这段距离内有三个粮站。那天早晨，我拎着一只米袋子，先是去的中北粮站，那里只有番薯没有大米，接着我走到弼教坊粮站，这个粮站里倒是有白晃晃的晚稻米，价格一角七分五，我娘身体不好想吃粥，晚稻米最好但是价钱太贵。我离开那里走到了官巷口粮站，看见门口水牌上写着籼米一角四分三，我心头大喜，刚要跨进门去时却被人拦住了。
同志，程小雨用一口港式普通话说，麻烦你啦，延定巷怎么走？
后来回忆起那个场景我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因为在我娘和我哥哥姐姐们的记忆中，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的这户程家邻居，无疑也是很体面的一户人家。男主人是银行的襄理，女主人是一位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富太太。从小听家人念叨往事，我对我的同龄人程小雨充满了羡慕之情，他们是真正的有钱人，怎么可能偷渡跑到买二十斤米都要反复计算的我家来呢？
看着这个信封，我的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抖动起来。
你不认识我了，我挥挥手，很无奈地说，你当然不认识我了，分手时我俩都还不满一岁。
几秒钟过去了，显而易见，程小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他的脸唰地红了，接着又变成苍白，起初是张皇失措地瞅着我，然后便激动得浑身颤抖。或许所有的愤青都有一股闷骚劲儿，他的脚向前一冲，居然扑进了我怀中。湘九，他喊我的小名，你真的是湘九？！
我推开他，然后握住他的手，香港对同样十七岁的我来说，是多么遥远的所在！确实是这样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当无数太太夫人带着少爷小姐仓皇辞庙，往罗湖桥对岸疾走时，我娘却将襁褓里的我塞过了铁丝网的这一边来。父亲身边只留下我的大哥，直到四年后老头子准备去海峡对岸，才让我大哥也回到杭州来。身为前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父亲为什么要孤身一人飞渡海峡，并且很快在那里死于非命？直到今天对我都是一个谜。
我当然也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程小雨是个身份十分可疑的人，我应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当然我不会这么做，母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这个人是我家的老关系。这里说话太不方便，我竖起一根手指警告他说，走吧，一切等到了我家再说。
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照在我们身上，红旗和标语几乎覆盖了所有街道里弄。延定巷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小巷，无数条内裤和尿布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墙灰剥落的大杂院门口，一只像患了前列腺炎的自来水龙头滴滴答答在淌水，孩子们在煤渣铺成的路面上跑来跑去。我引着他进了54号墙门，穿过一条狭窄黑暗的甬道走到我家门口，看见我娘坐在门口拿着一把菜刀在削番薯皮。菜刀很重，我娘有气无力地削一刀歇一歇，无精打采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比太阳更难看。我叫一声姆妈，我娘抬起头来。我听见身后一阵手忙脚乱，程小雨跌倒在了天井里的一棵无花果树下。
张夫、夫人，他从地上爬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您就是张家姆妈？
“张家姆妈”这四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很有些拗口，跟银幕上太君说的话差不多。我娘却激动起来，他的港式普通话显然唤醒了她的某种记忆，这种记忆其实并不很遥远，不过十多年而已，但对她而言，却像是隔了一个世纪或者更久。我娘端详程小雨，看着他的小眼睛，姑娘一样细长的眉毛和两片薄嘴唇，我娘说，莫非你是大明？不对，我娘说，大明今年至少有二十七八了吧，怎么会长得这么嫩相呢。
延定巷54号是一个不设岗哨的囚笼，在这个岁月，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在里面提心吊胆地等待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墙门外面传来的口号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常常令我们不由自主地觳觫，那些挂红袖套的人随时可能闯进来对我们抄家批斗。我家有一个吃饭间一个卧室，我们关上房门穿过吃饭间进了卧室。我娘说，你是小雨，难怪你长得跟大明那么像，快，快告诉我，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你爹你娘呢，他们过得还好吧？
他们过得不太好，这使我找到一点这哥儿俩参加红色造反的缘由。大鱼吃小鱼，程家伯伯供职的那家银行被一家大银行兼并了，老头子成了一般职员，他们搬离了金巴利道，搬到香港铜锣湾永兴街一座公寓里，居住的面积小了一倍多，连给程大明找对象都增加了不少麻烦。或许这不是全部理由。或许程家伯伯和我父亲一样，历史上有过一些国共合作期间交情匪浅的朋友，这些朋友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总是纠缠其间两头不讨好。否则如何解释大明和小雨一个进了培侨中学一个进入香岛中学呢，又如何解释我父亲居然把我娘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塞到了罗湖桥这一边来？
我娘最关心的自然是程大明，因为他是她的干儿子之一。我娘有过不少干儿子干女儿，这要归功于她的良好牌风，无论白崇禧夫人桂永清夫人，或者隔壁住的三干娘六外婆，我娘搓麻将输了就付钱赢了钱却统统拿来请客，孩子们都跟着我娘转，个个喊她干娘。我娘说，你不要瞒我，大明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屋子里沉寂下来，天冷，风从未关紧的窗子和房屋的缝隙中吹进来，我们感到浑身凉飕飕的。春末夏初的时候，位于九龙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警方拘押了二十多名包围厂房的工人和工会代表，于是，一大批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引发了震动整个华人社会的骚乱事件。从夏天到秋天，从手持红宝书上街游行到以暴抗暴，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学校的实验室则以罐头盒子、汽水瓶制造土炸弹燃烧弹袭击警署。程大明除了“煽动颠覆“之外，其实际行动还有“用镪水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并侵犯公共交通”，这可不是轻易能得到豁免的。
程小雨说，大哥呢，我爹地妈咪和大明常说起张家大哥，他在何处公干？
我和我娘面面相觑。我娘点燃了一支烟，一角三分钱一包的大红鹰香烟。烟雾袅袅，掩盖了我们尴尬无奈的表情，我们的思想都被搞乱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久，我提出一组数字，1957，我说，你明白这个数字吗，程小雨摇摇头，不明白，他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苦恼地想了想，又说出一个名词：引蛇出洞。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瞪起眼睛说，你读的什么狗屁“左校”，连这点历史都不懂？！
吃饭间放了一张高低床，一整夜程小雨在上铺辗转反侧。我告诉他，现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去找他在内地的挂红袖章的“战友们”，说不定他立马就成了英雄，会被送到各地去巡回做报告，白吃白喝还有鲜花美女闪光灯；另一条路是潜伏下来，跟我们过中国老百姓该过的日子，躲过风头再回香港去。
如果你想走前一条路，你就回不了香港了，除非你像1938年跑到延安去的那些人，等着有一天打回国统区去。这是我的分析。程小雨听完这句话连连摇头。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他痛苦地说，我爹地妈咪怎么办，谁去照顾他们？他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身上毛线衣的下摆，这是临走前他妈咪让他穿上的，在香港生活了十七年，他从未穿过毛线衣。他紧紧地咬着牙齿，不是冷，而是感到害怕，那牙齿在嗒嗒地响。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知道我大哥为什么坐牢了。1957年在暨南大学读一年级的我大哥被打成****，但还够不上坐牢，被判刑的原因是他打算偷渡回香港去，还没有进入实际行动就被人告了密。
他为何要偷渡？程小雨颇为不解地说，他本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不是说“来去自由”的吗？
他被判刑的重要罪证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娘告诉他，他对别人说，为什么来得就去不得了？
程小雨抱住脑袋，他在幽暗的陋屋中无声无息地坐着，我坐在他旁边，从关不紧的窗缝中看见外面下起了晚秋时节的霏霏细雨。程小雨靠在墙上，整个形象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家的现状令他难以接受，无论是这破旧的房屋，我娘的贫病交迫，还是我大哥的遭遇，都使他难以复加的震惊。他父母和程大明也常跟他说起我家，在他们印象中我父亲是个因为思想“****”而失去权柄的民国将领，我母亲更是个心地善良平民出身的妇人。我妈咪说，你们是响应******号召回来的，他自言自语说，好像是问我，又好像在问他自己，凭什么让你们落到这种境地？
程小雨从上铺下来了，坐到我脚后头，屋里屋外静悄悄的，一只知更鸟在天井的无花果树上啼啭几声，夜空中留下一缕凄清幽然的余音。他的神情怅然而悲凉，全然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这时我才问起他偷渡过来的细节，他摇摇头，往事不堪回首。罗湖桥这头管得严一些，那头比较松，因为人们的想象中只有从这头逃过去没有从那头跑过来的。程小雨三岁便在游泳池玩耍，七岁就扑腾到了浅水湾，那条狭窄的界河对他来说还不够躲一个猛子。最厉害的不是那些拿枪的，他说着脱下衣服让我瞧他身上的伤痕，草丛里全是蚊子小咬，我在那里躲了一夜，被它们咬得只想潜回水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