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雨这才知道，总经理是个来自北京的“太子党”，不仅总经理是，从未露过面的大老板也是。香港的当事人绝大多数都对自己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唯有这些来自内地的大亨才会无所忌讳。因祸得福的程小雨傻乎乎地从总经理室出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想去厕所小便，走进女厕所听见某位女同事哇的一声叫，懵里懵懂退出来，又走进了部门经理办公室。部门经理正在接电话，看见他进去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程小雨，不，程、程副经理，我刚接到你被提职的通知，还没来得及给你安排办公桌，你就来、来啦？
一向习惯低调再低调的程小雨又高兴又害怕，特别是那天回家看见“狗仔队”在永兴街一带转来转去，他脸色苍白地躲到弄堂角落给老婆打电话。别急着回家，他说，我俩到维景酒店旁边那个茶楼去吃晚饭。电话里传来高峰期地铁中嘈杂的喧闹声，老婆声嘶力竭地说，那儿子怎么办，我买了他爱吃的菜，说好今晚做给他吃的！再说明天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天天去吃酒楼啦？
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的是程大明，他背着这些报纸重新走上了上访之路。背包里还有一面颜色暗淡的锦旗，是他被捕后培侨中学的“爱国师生”敬赠给他的，不知怎么被他从母亲留下的箱底中翻了出来。原先的机构敷衍他，他去找议员。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培侨校友出身的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却说，在普通法下，好像没什么途径可以翻案，你或可向法庭申请延长上诉期，但要有充分理由。他耸耸肩说，政治因素一般不会考虑啦。程大明怒气冲冲地反驳说，不是政治因素我干啥上街去，我吃饱了撑的？
程大明蹒跚地走到赤柱走到海边，海风吹拂他的苍苍白发，他很想回到监狱去，那里可以养老，可以从铁窗里向外瞭望天空海洋，还可以触摸过去的梦境。而今的他，已经对自由不感兴趣，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程大明说扯淡，生命没了，爱情也没了，那自由也不是你的自由，而是别人的自由了。
岁月不知不觉过去。我大哥最后还是毁在了那条伤腿上，阴雨天隐隐作痛，没站稳滑了一跤，造成他中风而半身不遂。我不得不四处托人将他送进了老年医院。所谓医院，其大部分功能就是一家养老院。大哥要求和另外两位孤老住在同一个房间，免得看见其他老人隔三岔五有晚辈探视，心里不平衡。
我想给他搞个单人间，没这个门路。他刚住进去半个月，同屋就死了两个。半夜里时高时低的呻吟声，令人毛骨悚然，砰的一声响，一个老人从床上跌下，大哥喊着老兄老兄，却无法下床。他按床头的电铃，按了好久才有个从苏北乡下来的护工揉着惺忪睡眼走过来。大哥指着地上的老者，哆嗦着，护工蹲下去摸了摸，霍地站起身，乖乖，他诧异地说，这老头儿这么容易就死啦？！
我大哥这一辈子，除了做少爷的辰光，都是体力劳动者，他最大的爱好是吃肉。但是老年医院基本吃素，我探望他时带去一些鸡鸭熟肉，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才跟我说话。我找医院商量，能否由家属多出一点钱，让他吃得稍稍好一点？院方摇摇头说不行，你愿意多付钱别人不愿意，难道只给你做肉菜吃？
江南梅雨天，阴霾的日子总是少不了回忆与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灵魂的寂寞。有时候，我想我大哥和程大明这种人，好像是父母亲多余生出来的，寿命活得不短，却一辈子受苦受穷。别人或许有跌宕起伏，他们没有。他们为青春时节的骚动付出了终生的代价。上苍对他们真的很不公平。
这天晚上下雨，雨泼打着车窗外人行道两边梧桐树的枝叶，我驱车去看他，身边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路上我跟程小雨又通了一次电话，小雨说，他大哥已经坐在电脑桌前了，正在将信将疑地问他的侄子，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我那位老邻居老朋友啦？还能面对面的说话？
我将电脑调试好时，我大哥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从前他不是这样的，戴上手铐脚镣时他也不曾这样。他靠在床背上，直直地注视着视频，他说，是你吗，你真是大明吗？屏幕上有一点模糊，摇摇晃晃的，我大声喊，小雨，你把所有的灯打开，把灯光对着你哥！小雨答应着，将一盏台灯照到程大明脸上。程大明眯缝着眼睛，将脸都贴到了电脑上去，他侄子扳着他的肩，将他拉回去。程大明就势抱着侄子，哇地哭出声来，嘴里喊着，张家大哥啊，我好悔！我当初应该跟你一起跑去内地的啦，我不该留在这里啦，我真的好悔好悔。
我大哥看着窗外，雨依然下个不停，陈年往事湮没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程大明的开场白令他心里发堵。你别哭啦，别好悔啦。他瓮声瓮气地说，你好好看看我，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见面啦，说这些话就浪费电，也浪费时间了。
后来他对我说，程大明好像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症了。这个发现令我大哥更加悲伤。雨水落在病房的窗子和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同屋的两位孤老，一个耳朵聋了，一个本来就是哑巴，不妨碍我们与香港的交流。但是，一个人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要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变成语言，即使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可能是一种危险。何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有着一段莫名其妙的距离，隔着一重铁幕。
两个可怜的老头儿隔着视频相握，两个人伸出的手都是又苍白、又虚弱、又浮肿，手背上还长着褐色的老年斑。生命是短促的，我们看见时间在他们那没有血色的脸上飞快地消逝。程大明说，老哥呀，你当年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却向他人说你想回香港呀，这样你就完蛋啦。我大哥说，那时跟你商量不也一样？说不定你比人家更积极地把我卖了。程大明呵呵地笑了，将颤抖的双手蒙住老泪枞横的脸，说，老哥你真幽默，你说得我都有些惭愧了。
我们不能没有一点幽默感，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快的完蛋。我大哥认真地告诉他。但是我们的幽默感越来越让人辛酸，程大明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当年了。
明日黄花，他说，我们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我坐在他的床边，对面是那位哑巴，我看见哑巴在这养老院的病床上辗转反侧，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枯枝般抖瑟瑟的手，好像在梦中求人似的。这是一个从福利厂下岗的残疾人，白天院方将他的某个亲戚叫来过了，说是欠费太多不让他再留在这里了。不留在这里让他去哪里呢？没人回答。屋子里有一股霉气和一种很难形容的老人气，一种接近死亡的气息。我走到窗前，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雨渐渐地小了，院里院外都睡得静悄悄的，只有电脑视频前的两位老人还在谈话。可说的话，好像很快就说完了，不可说的话，尽在默默对视的不言中。
让人惊讶的是，沉默许久之后，他俩居然又有了新的话题。这话题是程大明提起的。他抖瑟瑟地举起一张报纸，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点红晕。这个世界还是会变的，他的话令我们感到突兀，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底层人士拥护这样的领导！报纸覆盖了整个荧屏，中国西南的一座城市广场上，红旗漫卷，歌声震天，广场周围警察荷枪实弹，黑色的囚车呜呜鸣笛疾驶街头。我和我大哥面面相觑了，愣了好一会儿，我大哥才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扳起指头算了算说，可怜，大明你今年七十五还是七十六岁了，五十年前开始做的梦，这一辈子就做不醒了吗？
报纸挪开了，程大明不服气地瞪着我大哥，两个老得苟延残喘的老朋友，好像山野小路上狭路相逢的两个老仇人。我突然忍不住了，凑过去插话。我说，小雨，你还记得当年吗，你请米老鼠吃的那顿饭？装着大喇叭的宣传车从街上驶过，宣布冻结所有“有问题”人的存款，一群学生和市民在马路边上高喊着坚决拥护的口号。
当然记得啦，程小雨将脸凑在他哥脑袋旁对我说，你骂他们是一帮傻瓜。他脸色深沉地回忆。米老鼠说，去******坚决拥护。我忘不了他的精辟总结，程小雨说，米老鼠说过，上面那些家伙，把所有有点钱的人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不仅把这些钱拿去给自己拉帮结派，还借此获得没钱人的拥护。
报纸上这种人跟当年有什么区别？！
一层白翳遮住了程大明的昏花老眼，他迷茫地看着我们，佝偻着身子，很孤独，很苦涩。他想反驳我们，却无从反驳，半个世纪不安分的情绪在他的心里悸动着，思绪总是逆向出现，也许他也知道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病态，但是他已无法改变。
两个早已脱离了主流社会的老人，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的主题其实已远离他们。他们重新安静下来，莫名地互相瞧着对方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天真笑容。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因为这种“天真笑容”隐藏在老树枯藤般的皱纹后面。
病房里很潮湿，从病床的床单被褥枕头和湿嗒嗒的地板窗台的每一块木料铁件上，都能闻到那股霉烂的气味。我看到大哥的眼睛也潮腻腻的，他抬起一只手，默默地揩着眼里的水珠。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动了我，也惊动了我大哥以及视频那边的程大明兄弟。走廊上突然亮起了灯光，一名护工在喊医生，黑黝黝的院子里晃动着几个灰白色的人影，医生进了病房。过了一会儿，真的只有一会儿时间，那杂沓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一辆破旧的担架车吱嘎吱嘎地响着被推了出去。我听见程大明微弱的喊声，他在问我大哥你那里发生什么事啦，病房惨白的日光灯照在我大哥脸上，他哭一样的笑了起来，泪花迸溅中，他嘶哑地说，又有一位老兄弟走了，见上帝去啦。
于是我走过去，我跟程小雨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程小雨说好吧，叫他儿子将视频关了，我看见的最后景象是小伙子抱着程大明，替他擦着那皱纹重重叠叠的脸上的泪水，他耐心地说，伯伯您放心吧，您跟他们不一样，您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所以，你的日子应该还长着呢，过两天，我再让您跟您这位老哥通话吧。
（首发于2013年第6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