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要懂得权变之道。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上级的意图要领会。如果自己的主张与上级有分歧，要避免与上级发生冲突，要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既办成了自己的事，又得到上级认可。
前面我们讲过，上级喜欢听话的下属，喜欢那种接到任务后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的下属。但是，假如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负责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工作，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上级呢？如果上级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指手画脚、干预太多怎么办？如果上级昏庸，教条主义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懂得权变，懂得迂回，既不能违背他的命令，又要做成自己的事。
曾国藩生在晚清，是朝中最有实力的大臣，他的上级就是昏庸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了。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京津。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属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李鸿章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也颇懂权变之道。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兴办洋务的改革派，如何协调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李鸿章没有亲自前去，是不愿意加入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即使事情不成，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政变两个星期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达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和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的地位更高了，这也是慈禧一直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口头上表示不参与，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内外强烈反对面前，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和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而且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又不得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做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是什么样的人，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做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残酷镇压。
服务上司要灵活，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