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宜选择一些讲真话的正面典型（讲真话、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故事）并予评论。也就是，应删除书中关于“诛杀崔浩”的段落，另外选择一些“富有激情”讲真话的史实，以“弘扬正气”，激励为官者。比如：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还比如：华盛顿用小斧头砍倒了他父亲的一颗櫻桃树。父亲见心爱的树被砍，非常气愤，扬言要给那个砍树的一顿教训。而华盛顿在盛怒的父亲面前毫不闪避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父亲被感动了，称华盛顿的诚实比所有樱桃树都宝贵得多。同样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因在“水门事件”中撒谎败露而被迫引咎辞职；克林顿也因为在不光彩的绯闻案中撒谎而险遭弹劾。一个因诚实而受到爱戴和尊敬，两位因撒谎而在政史上留下污点。反面典型：“皇帝的新衣”、“烽火戏诸侯”等。还可以参考：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专著《讲真话》有关章节。
第三，书中“不功高盖主”的理论，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错误理论。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提倡：敢想敢干，追求“一代更比一代强”、“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做下级的“作为”都不能超过上级的“作为”，都害怕比自己的上司干得好，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能进步？因此，关于“不功高盖主”的文字也宜删除，而增加“真抓实干”、敢于“建功立业”的内容。要不然，我们现实社会存在那么多急需改革、改变的问题、矛盾何时得以改变？
或者，可以将书中“不功高盖主”改为“不可怀有不臣之心”。年羹尧的悲剧在于：“恃功骄傲”，任人唯亲，培植个人势力，怀有“不臣之心”。其实，“功”比“主”高，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甚多。成就伟业，需要一大批特别能干的高人。人类社会的发展，更需要这样一些能人的建功立业。如果下级的作为不能高于上级；小官员的作为不能超过大官员；大官员的作为不能赶上“皇上”的作为。这个世界就很悲哀啦！
问题的关键或危险在哪？作为下级官员、小官员、下级对上级、“臣子”对“皇上”要“尽忠”、“尽职”，在事业上要努力地有所作为，但不能怀有因为自己有一些作为、有一些特殊贡献就想“取而代之”的僭越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不臣之心”。简言之：可以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不能有“犯上作乱”的思想。
当然，作为圣贤的“天下为公”，作为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如果自己并非经国之“栋梁”、并非可以“救世”之英才，却非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就不好了，应当有“让贤”之胸襟，犹如尧禅让于舜。不过，做一个本分的下级，如果立了“大功”，一方面，绝对不可骄横放纵、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应该更加谨慎、恭谨，防止“皇上”（小心眼的上级）对“有大功者”（往往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实行“兔死狗烹”的政策，必要时，学学范蠡，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或者“换一种活法”（比如调离、挪窝），回避一下“皇上”的杀气，“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岂不很好吗？帝者，师之，甚幸；王者，友之，幸运；霸者，奴之，悲哀。处于“下位”者，当取其善而为之，良禽择木而栖，不能因为区区五斗米折腰，不能因为做官失去自我，更不能为了升官而丢掉自己的灵魂。
（2012年4月12日北京）
编审文稿常见之硬伤
好在：经我等同仁努力，文稿中的“瑕疵”大多已经被我们纠错，极少部分难以“出笼”的“孩子”也已经被我们残酷地扼杀于摇篮之中。读者若看到相关书籍时，已经旧貌换新颜啦。（当然，也有不让改的，不能改的，肯定更有该改而未改的）。
硬伤之一：思想倾向、政治观点失准
衡量一种理论或政策的优劣，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站在历史的角度，无非三条：能否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能否有助于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这三条综合起来分析、判断，是非功过，自然一目了然。我们也许是历史的参与者，也许是历史的见证者、瞭望者、学习者、研宄者，总该能判断是非。如此，好像片面地否定或者片面地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辩证法、一分为二还是应该坚持的。
在网络世界，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稿，忧国忧民之心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许多好文章竟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支持，相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从支持率和反对率来看，我甚至觉得：是非被颠倒了。真正咄咄怪事！值得研宄。这种情绪有代表性吗？难道说：一些读者连起码的判断力都丧失了吗？还是有人故意“放大”对“正义之声”、“进步之声”的“声讨”呀？如果这样？又是何等居心？进而思之，岂不令人胆战心惊？莫非“邪恶”的东西已经到了左右舆论的地步？莫非“正邪之争”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程度？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在网络世界屡见不鲜，在一些所谓名人的专著文稿里，也不断发现一些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悖论。需要引起一切拥有战斗之气的理论战士们群起抗争啦！否则，歪门邪道、歪理邪说以及是非不分就可能成为舆论的主流，如此，也许离我们真正亡党亡国就不远了吧！
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里，有“禁毒有害”、“马克思主义过时”等观点，就显得极其荒谬。关于“禁毒”问题，在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届政府都严禁毒品。在外国，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都会严厉打击贩毒，禁止毒品流通。所谓“开禁毒品”，岂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至于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上世纪末，苏联、东欧剧变，主要是因为一些人将“经念歪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直到今天，其精神实质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共产主义依然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憧憬。人类历史已经多少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才多少年？以历史一瞬间之事，就断定某种主义的彻底失败，是否过于绝对化？
梁衡的《官德》写得不错，有较好的教化作用，但里面有“伴君如伴虎”、“不功高盖主”等观点确属不妥之论。可将这些内容换为“建设政治清明的社会制度”，可与党的******所提倡的“政治清明”的执政理念相呼应。《官德》书中“不功高盖主”的理论，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显然也是不合适的谬论。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提倡：敢想敢干，追求“一代更比一代强”、“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做下级的“作为”都不能超过上级的“作为”，都害怕比自己的上司干得好，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能进步？因此，关于“不功高盖主”的文字也宜删除，而增加“真抓实干”、敢于“建功立业”的内容。要不然，我们现实社会存在那么多急需改革、改变的问题、矛盾何时得以改变？自古以来，成就伟业，需要一大批特别能干的高人。如果下级的作为不能高于上级；小官员的作为不能超过大官员；大官员的作为不能赶上“皇上”的作为。这个世界就很悲哀啦！
硬伤之二：有些文稿粗制滥造
近些年来，文化产业化思潮泛滥，讲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的倾向甚嚣尘上，一些作家“下笔”往往看得是如何赚钱，一些责编“看稿”也往往要看拿多少提成，社会责任心逐渐减少，是非判断逐渐模糊。有一些部门或者作者，出于要名、要利、要钱等方面的考虑，对什么是“文学类作品”、什么是“应用类文章”好像都没有搞清楚，就敢出书、出丛书。于是，一些粗制滥造或比较低级的“跟风”之作，“浮躁”之心跃然纸上，快餐文化、垃圾文化的色彩日益严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氛围之中，从事图书出版事业，风险与机遇共存，不良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所接触到的文稿，就其存在问题而言，如果从“文以载道”的角度看，主要是“社会责任心”不够，所以出现不少“问题作品”；如果从“写作学”的角度看，主要是“谋篇”不够，所以经常碰到文章体例不当、文章结构与内容脱节等问题；如果从“编辑学”的角度看，主要是“统稿”不够，所以往往出现即便同一本书，在文体、风格、语言、论证等方面五花八门、极不协调的现象。
一是体例上混乱不堪。如XXX编著的《孟子·荀子》前后四卷，研读国学经典中的经典，洋洋百万余言，有重要的赏鉴意义。但该文稿在内在结构的整体性、逻辑性方面比较差。前两卷主要体例为：“原文、注释、译文、赏读”四大块，接在这四大块后面的“传世典故”似有“狗尾续貂”之嫌，与前面的内容，好像是两张皮。而《孟子》部分的“传世典故”要比《荀子》部分的“传世典故”多得多。前两卷与后两卷相比，显得有些不够协调。就前两卷而言，如果将“传世典故”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纳入“赏读”那一块，可以使比较“单薄”一点的“赏读”部分丰满起来，也可能使整个文稿内容更加协调一些、厚重一些。将《孟子》与《荀子》合在一大本书里出版，暗合司马迁之意。但现在的文稿，“孟子”部分“原文、注释、译文、赏读”显得较有章法，而“荀子”部分较“盂子”部分，虽多了一个“题解”，却没有安排“赏读”，“荀子”部分的“传世典故”内容也没有“孟子”多。如果依然合在一起出版，前两卷与后两卷在“体例”、编撰内容上似乎应力求一致。
二是内容上喧宾夺主。如XXX主编的《大连全域城市化发展战略研宄》主要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虚多实少。该书虽说的是大连地区的事情，但既已出书，就具有了给他人做榜样、让人学习、借鉴的意义，涉及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问题。因此，就不能仅仅就眼前的局部问题“就事论事”，还必须具有大局观点、长远观点，考虑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发展，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打好基础，经得起历史检验。但该书似有书生空谈之嫌，“城市化”建设的目标、步骤、措施（中、长远的）似乎都不够明确，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科学地“细化”不够。其实，无论是谈“城镇化”建设还是讲“城市化”建设，指标性的“美好蓝图”应该有所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健康发展是最根本的。就某一地区而言，不能离开中国谈建设，不能离开地球讲发展。二是涉嫌偏题。该书旨在研宄、论证“大连全域城市化发展战略”，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所言及的是有关“城市化”定义的阐释以及世界、中国对该问题的主要做法和政策，窃以为：这些可以压缩在“第一章绪论”里面简要地阐述即可，单独“设章”，洋洋近百页，占全书1/3的比重，显得相当地不合适，有“喧宾夺主”之嫌。第五章，主要讲意义；其第一节、第二节的内容与第二章的有关内容有“重合”之处，似需予以必要的调整一一最好在“绪论”概而言之，在其他各章不再谈起。第六章，讲大连与其他相关地区的发展关系；第七章、第八章，主要讲大连“既有”的实践；第九章，主要讲大连的发展“构想”；第十章，主要讲“政策建议”。逐章分析，该重点阐述的不详，不该详说的却“言之过多”。
三是表述上文不对题，如XXX编写的《中国父母培养孩子最易犯的1001个错误大全集》在许多小章节里，对所列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所谓错误观点并没有给予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多是泛泛而谈，赞成的理由，批评的原因，并没有讲清，更没有在“正反以外”，指出最为合适的主张。从而导致许多章节的文字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典型的节段如《称赞不用区分恰当与否》、《个性以分数衡量》、《受嘲笑的孩子会丧失发问的意愿》、《对孩子滥用激将法》……《孩子不应该关心大人的事》，实际上，该标题下，主要阐述的是大人与孩子之间如何相互尊重、如何沟通、分享玩具。《教育孩子可以没有礼貌》，实际上，阐述的是：向他人借东西，不要偷东西。《纵容孩子哭》，实际上，阐述的是：信用。《轻易给孩子带上早恋的帽子》，实际上，阐述的是：“孟母三迁”、欺骗与信任。《过于在意孩子的外貌》，严重偏题。第15章叫《……自我保护能力……》，但其中不少“小节段”与“自我保护能力”无关，类似的还有：《对孩子有求必应》、《纵容孩子的任性》、《教育过程不相互配合》、《不尊重孩子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