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的声音
在南方，从这个小镇辗转到那个小镇，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短则住几天，长则一两年。这些年，逼仄狭小的出租屋仿若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迷宫，我在里面横冲乱撞着，却始终难以跳跃而出。
出租屋，它只容得下我瘦弱躯体的一个转身，逼仄而又带着南方气候里特有的潮湿气息。我把所有的行李和生活用品都放在床底下，试着让它宽敞起来。此刻，我赤着脚，来回在屋里走着，仿佛走在一栋空荡荡的别墅里，心也跟着空旷起来。
漂泊，出租屋，这两个词语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出租屋意味着短暂的稳定，更意味着长久的漂泊。在异乡漂泊的大海上，出租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一条小小的帆船，里面盛满泪水、疲惫和忧伤。
我默不吭声地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一脸疲惫。这一天，我在外面说了很多话，它们一句句从我瘦弱的躯体里脱口而出，沾染着我独有的气息和温度，落在不同的人眼里，而后跌落在浑浊的弥漫着欲望气息的空气里。一大箩筐的话，就那么一句有用，其他的都散落在地，而后瞬间便淹没在尘埃之中。
一整天的工作，已经让我没有了说话的欲望。阳光透过窗的缝隙落下，落在我瘦弱的身躯上，一丝温暖顿时在我心底蔓延开来。四周瞬时安静下来。隐隐的，我听见自己微弱的喘息声，由急而缓，或粗或细，这些身体的节奏开始裸露出我内心的秘密，它们暗语着我此刻正在思考着的一些或轻或重的事情。电饭煲、电磁炉、塑料板凳，它们沉默地坐在那里，正等待着我去发号施令，以让它们发出声音。我看着它们，仿佛看见了我自己的命运——犹如我坐在办公室里，等着领头上司发号施令，以便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整个世界就剩下我的声音。我走出出租屋，游荡在嘈杂的大街上，走进高楼大厦的写字楼里……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哑口无言，属于自己的声音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静只是片刻的，此消则彼长，此起则彼伏，出租屋的寂静无声，反衬着窗外世界的喧嚣与芜杂。窗外喝酒划拳的声音变得愈加浓重起来，隔壁传来小孩刺耳的哭闹声，与妇女的谩骂声混杂在一起。楼道里响起一阵女性特有的脚步声，高跟鞋碰在地上发出马蹄般的声响，声音愈来愈近，接着便消失在走廊尽头。
坐在床沿，略弓着身子，听见肚子发出的咕噜声，一丝饥饿如虫子般在腹部撕咬着。我撑着身子，微微起身，朝厨房走去。此刻，我需要发出一点声音，以便让自己能长久地沉浸在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霓虹灯亮了，它暗示着黑夜已经来临。黑夜来临了，它很快就淹没在城市的灯光里。城市属于黑夜，黑夜却不属于城市。
我早早地把灯关了，躺在黑夜深处，却无法入睡。墙上的时针刚好走到终点，已开始新的路程。艰难地翻了个身，我仿佛听见自己瘦弱的躯体发出的“嘎吱嘎吱”破碎的声音。再次躺下，隐隐地能听见隔壁传来的说话声，那是一对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夫妻，四十岁上下的模样，操一口广西口音。他们早出晚归，从清晨六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
把耳机插上，收音机里一曲沧桑的音乐传来，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顿时我淹没在姜育恒的声音里，沉沉睡去……醒来只听见滋滋的响声在耳畔回荡。窗外的灯火微弱了些，夜色愈加深沉。
远行找工
我在门前的那块空地上来回走动着，迟缓的步子里隐隐流露出一丝焦虑和悲伤。走累了，我便蹲下来，望着天空里纷飞的云朵发呆。云朵在轻缓的时光里变幻着固有的模样和形状。在寂寥而略显空荡的村庄，时间的步履已经慢了许多。
蹲久了，一股麻麻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我站起身时，看见母亲挑着担子从菜园子里回来了。“我想这几天出去。”我忽然对母亲说。母亲放下担子，看了我一眼，默不吭声。已经这样在家里待了一年有余了，我仿佛闻见一股霉味弥漫全身。母亲见我一脸惆怅，安慰了我几句。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兀自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风景。
窗外树林中一只在枝丫上跳跃的鸟儿，欢快地在林中鸣叫了几声，而后一拍翅膀，冲天而去。我久久地站在窗前，有点痴迷地望着，仿佛陷入梦境，幻想着自己变成了那只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鸟儿。
几日后，一个微雨的清晨，母亲终于答应我出去了。母亲把一件件换洗的衣服放进那个已经被我搁置一年多的包里，包塞满后，母亲又转身把肥皂、毛巾、牙膏、牙刷、镜子、梳子等生活用品一一找来，放进背包前后左右的四个小兜里。母亲说：“多带点，省得到了外面又要买，又要花钱。”原本干瘪的包在母亲的填充下，很快就鼓起来，再也塞不下一件东西，仿若鼓起的帆，它似乎正暗示着我应该出发了。母亲问我钱够不够，她边说边从裤兜里拿出一些钱，硬往我这边塞。我赶紧说够了，把她满是褶子的手推了回去。
翌日清晨，我便坐上了去往县城的巴士。我必须到县城转一趟车，先到市里，才能坐上南下的火车。母亲在镇上的一个小作坊里上班，临走前我背着沉沉的行李包跑到小作坊，我站在门前张望着，看见母亲正弓着身子，右手拿着剪刀在剪着什么。我走进去，一股浓浓的胶水味呛入我的鼻孔。我叫了声母亲，母亲没听见，小作坊里轰隆的机器声很快就把我的声音淹没得无影无踪。
母亲工作的姿势在我眼皮底下一览无余，我无声地站在一旁看着她张开因多年关节炎而变形弯曲的手指，正吃力地紧握着剪刀，在剪一块坚硬的布料。我又叫了声“母亲”。母亲回头，见是我，赶紧站了起来。有许多眼光朝这边张望过来，我迎过去，看见的都是一张张清秀而年轻的脸庞。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偌大的小作坊，母亲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她们都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我。“戴眼镜的是你儿子吗？肯定读了不少书吧。”我隐约听见一旁有人这样问着母亲。母亲高兴地一笑，点头称是。
母亲起身想送我，我硬是把她拦住了。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才是第一，不行就回来，别硬扛着。”我默默地点头，转身匆匆走到门外，回想母亲在里面工作的模样，心底忽然感到一股异样的酸涩。
我逐渐远离故乡，那些熟悉的气息和风景逐渐变得遥远起来。母亲的气息残留在换洗的衣服里，我打开背包，俯身拿起一件衣服捧在怀里，母亲的气息变得触手可及。我捧着衣服，渐凉的心忽然感到很温暖，像是年幼的我被母亲紧紧地抱在怀里。
夜沉到深处时，我随着拥挤的人群涌进站台。绿皮火车仿若一条蟒蛇蜿蜒着匍匐在地，偶尔发出沉闷的鼾声。我抚摸着自己瘦小的躯体，躺在火车巨大的肚皮里，耳边回荡起火车“轰隆轰隆”的声响，映衬着车厢内的我急速的心跳声。我坐在窄小的座位上，不时变换着姿势，暗夜里偶尔肋骨间传来的隐痛像是一枚锋利的针般很快就把我刺醒过来。原本嘈杂无比的车厢此刻变得静谧起来，仿佛突然生出一缕温馨的气息。
火车沿着预定的轨道逐步穿越黑夜，流浪漂泊的人儿在梦境里不停奔跑。轨道意味着一种方向，而漂泊则指向居无定所。人生是一列火车，在这个短暂雨又漫长的旅途里，有的人可以一路舒服地坐到终点，有的人则要不停地下车上车，辗转不已，有的人坐的是卧铺，有的人坐的是硬座，还有的人则挤在拥挤而又逼仄的过道里，左右徘徊。
几个小时后，火车停了下来。“到站了，到站了”，车厢内有人不停叫喊着，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兴奋和疲惫。庞大的火车喘息着，便秘般吐出一拨又一拨人来。我提着行李，穿过拥挤的人群，跳下火车。一股冰凉的夜风打在脸上，顿时让我清醒了许多。
我略感疲惫地走过天桥，城市的灯火隐约出现在眼里。凌晨五点的车站显得有些冷清，一排排沾满污痕的大巴像饥饿的乞丐守候在原地，等着把食物吞进庞大的胃里，然后再倾吐而出。我感到有些饥饿，瘦小的胃里蠕动着母亲的饭菜，故乡的饭菜在城市的奔波里早巳消化得无影无踪。我抚着空荡荡的肚子，在城市的胃里横冲直撞着，却始终是饥饿的感觉。我蹲下来，望着广场上晃荡的时针，久久地发着呆。我突然想起一句诗，“在时间的胃里，我注定被排出”。
我穿过广场，终于来到一排排大巴前。我把行李放在地上，一群人便把我包围在一个细小的圈里。他们不厌其烦地问我去哪里。我默不吭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他们见了，又四散而去。
我钻进一个汽车的躯体里，一股糜烂的肉体气息冲塞入鼻，隐隐的，我听见一个女孩蹲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哭泣。几个男人紧紧地站在她面前，不时紧张地朝身后张望几眼，像是逮到了一个难得的猎物。
汽车站仿若城市的大众情人，这里始终冲塞着暧昧和肉体的气息，它始终与避孕套、黑丝袜牵连着，隐性存在的暴力早已褪去保护色，****裸地暴露在空气里。欲望的气息在这里弥漫、张扬，行走在城市的胃里，你如一只细小的蚂蚁，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
我把自己瘦小的身体安顿在人才市场一个拥挤的八元店里。我试着伸展躯体，脚丫子一不小心碰在床架上。我蜷缩着，把身子弯成一张弓，整个床铺顿时变得宽敞了许多。
铁架床上锈迹斑斑，曾经裸露闪亮的铁把位置给了锈。我摸着脚丫子上方的锈痕，隐约闻见一股铁的气味，它在我心底弥漫着，直至冲塞整个胸膛。我感到一股灼热的疼痛，它几乎能把我心中的那块铁燃烧起来。只是那股燃烧最终还是偃旗息鼓。我抚摸着自己的胸膛，看见心中的那块铁早已露出生锈的胆怯与羞涩。
逼仄的房间里塞下了三张铁架床，这里躺着六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湖南、河南、广西、山东、湖北、江西，不同的口音和气息混杂在这个窄小房间的上空，像旧时的大杂院，却又拥挤不堪。我们躺在床上，面无表情，默不吭声，偶尔交流着找工作的信息和苦涩，转瞬间却又陷人一阵虚无的空茫里。我们各自蜷缩着躺在生锈的铁架床上，像六块带有不同气息的铁，却又早已丢失铁水应有的温度和灼热。
我蜷缩在八元店的小床上，却每日吃着十五块钱一份的快餐。他们咀嚼着六块钱的快餐，不时用怪异的眼神望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天外来客。我脑海里不时回荡着母亲叮嘱我的那句话：“在外面一定要注意饮食。”我躺在床上，摸到胃的位置，它像是一块易碎的瓷瓶，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坍塌在地，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一恍半个月，摸着裤兜里仅剩的那几张人民币，我有些焦虑，并迷茫起来。我想着一条条的退路，脑海里却是杂草丛生的海洋。一个阳光满怀的下午，我拿着简历辗转着来到一个偏僻的工业区，来到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大门前。我把简历和一沓文案推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他默不吭声地看着，偶尔抬头看我一眼。五分钟后，他对我说：“试用期每月给你五千块钱，明天就来上班，怎么样？”我轻声说：“好，谢谢。”
几分钟后，走出厂门，刺眼的阳光打在我脸上，我感到的却是一阵温暖。我想起临家前暗暗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勇敢点，走出去吧，走出去就意味着希望。
铁器时代
他站在轰隆隆的机器旁，嗅着铁的气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来，整个人也变成了机器，血管里仿佛也处处流淌着铁的碎片。起初，他站在冲压机旁，右手机械地往里面拿着东西。后来一不小心，内心里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让他丢了一个手指。他细细地咀嚼着从内心深处冒出的这个想法，仿佛这个想法满是蜜汁，但这个想法却很快变成了一个黑沉沉的陷阱，他沉沉地跌进去。在机器面前，容不下任何一个细微的属于自己的想法。他看着他小半截手指滚落在地，鲜血染红了轰隆的机器，那冰凉的机器仿佛瞬间就沾染上了他血液的温度。他怔怔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不知所措，恍若梦境。很快，手指上的那丝疼痛就蔓延到他全身的每个细胞、他像是突然醒悟过来，蹲在角落里，大声叫喊着哭起来，仿若孩子。
几年后，他换了个工作，从裤兜里伸出右手或者用右手娴熟地夹着一根香烟时，他就会看到食指上那个鲜明的疤痕。他静静地看着这个疤痕，心忽然微微一颤，仿佛重新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机器旁。
现在，他弓着身子，使劲用铁锤敲打着鞋帮，身边杂乱的案子上满是胶水、铁钉以及粘满汗迹的袖珍笔记本。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数字记录着他每天做工的量。他早已远离了机器，但依旧离不开铁，一个转身，他就闻到了铁的气息，铁的气息仿佛早已融入到他的骨髓深处。他用曾经断指的右手紧握着铁锤，使劲敲打着鞋帮，偶尔偏离了方向，铁锤便沉沉地落在他左手腕上。他捂着手腕，身子弓得更低了，几乎要低到尘埃里去。几分钟后，他从疼痛里缓解过来，又挥舞起手中的铁锤。年复一年，很快，他的技术就变得娴熟起来，挥起的铁锤仿佛再也难以触到他的手腕。
厂房、宿舍、饭堂，他踩在这三个点上，三点连线，如一根绳索般把他捆绑得紧紧的。起初，他强烈地挣扎着，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满是愤怒地咆哮着。当深刻地意识到咆哮与挣扎变得毫无意义时，很快，他就安静下来。在时间的剥蚀下，他内心的那颗石头也变得滚圆。
厂房是铁皮房，酷热的夏季，铁皮房变成了一个大蒸笼，从屋顶斜射而下的热气落在他们身上，转瞬之间，他们便汗如雨下。硕大的落地电风扇在他们面前左右摇转着，吹出来的风却裹着难以挥去的热气。他拿着铁锤使劲敲着鞋帮，时而拿毛巾擦拭着脸上脖子上奔流而下的汗水，像是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逼仄狭小的宿舍因为八个人的人住而显得更加拥挤，床上堆放着卫生纸、小型电风扇，洗好的依旧散发着香味的衣服，拆开的还未用完的避孕套，这些带着私人气息的物什袒露在空气里，毫无保留。宿舍的窗户前挂着一排排水淋淋的刚冲洗好的衣服，它们像一块麻布把窗前的风景遮掩得严严实实，偌大的宿舍瞬间变得闷热起来。房子的角落里一个破旧的内裤肆无忌惮地暴露在视野里，粘满着这里惯有的尘埃，仿佛暗示着这个阴暗的角落早已无人打扫。晚上下班，宿舍里便充斥着劣质香烟的气息，水声、骂娘声……种种声音开始此起彼伏，显得喧嚣而又杂乱。杂乱是一种表面现象，杂乱深处却隐藏着不容侵犯不容窥视的生存秩序。
饭堂只是一个厨房而已，一个年逾五旬的老女人整日在里面忙碌着，明显下垂的乳房若隐若现地呈现在内衣深处。两个月前，一个丰满而略显风韵的农村少妇被多疑的老板娘辞掉了。厨房里面有一个小间，这个普通的小间在这里成了身份的象征，只有文员主管等干部级别的人才有资格在里面吃饭。普通员工只能拿着自己的饭盒排着长队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动。白菜被平分成两半，菜叶被请到了干部级别人员的碗里，菜根和一些原本聋拉着头的青菜叶则流浪到了普通员工的饭碗里。一般情况下，他用手里的筷子搅动着饭碗里的饭菜，使劲扒拉了几口便倾倒在一旁的泔水缸里。有时肚子饿，他会硬逼着自己吞下几口，以便维持下午的体力。
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从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再从晚上六点半到深夜十一点，日日如此，年复一年，他挣扎着想冲破这牢笼般的生活，却撞得头破血流，最终又退了回来。几年后，他看见身边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和他做着同一个工种，最终因为做工慢而被老板踢了出去。他把这个老人送到车站，望着这个老人在晨风里单薄的背影，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只是很快地，他又投人到紧张的工作当中，而这个念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不是别人，是我的至亲，是我远在异乡的大哥。
在铁笼子里奔跑
辞职是旧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始，是暂时的解脱，亦是另一种精神禁锢的开始。从辞职到面试，这个过程在时间的推移下，一点点变得沉重起来。在刚辞职几天的自由自在里，理想主义的灯塔散发出的光芒逐渐变得微弱起来。生活这座大山压在人们那稚嫩的肩膀上，行走霎时就变得气喘吁吁起来。在灯塔下迷茫而又艰难的行走，左右徘徊着，却逐渐步履匆匆。这种匆忙显然是毫无目的的，是求救状态下的饥不择食。
时光重新回到五年前的东莞。我看见大学刚毕业的我忍着身体里的那一丝疼痛、顶着烈日行走在一个偏僻的工业区里，路上尘土飞扬，各种大型挖掘机热火朝天地奋战着。我从这些庞大的机器旁走过，瞬间就感到了自己瘦弱的躯体是如此渺小。心底想着，要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一截胳膊砸在我身上，就会让我毙命。在异乡，一个个生命的消失，是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几年后，我在一个集团公司里做高级文案策划，同宿舍里一个河南籍的小伙子当天晚上还生龙活虎地蹦跳在我们面前，几天之后，没想到就化成了灰烬。他一米八几的个子，转眼间就钻进一个细小的黑色匣子。我们得到的解释只是四个字：过劳而死。一阵喧嚣之后，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世界没了你，地球照样转动。在南方高速运转的工业生活里，是容不得减速缓行这样的字眼的，一个螺丝钉卡住了机器的转动，得迅速而又一次性地拔出来，然后再换上一个好的上去。
五年前，我忍着身体的疼痛，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才抵达面试地点，最终却只换来老板一个异样的眼神。这个肥头大耳的老板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嘴里忙着跟手机那端的人讲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坐在那个大号的黑色椅子上，拿起我的简历，乜斜着看了一眼，然后居高临下地朝我抛过来一个眼神，镶着金牙的嘴里蹦出一句话：“录用的话，两天之内给你电话。”我听了，心底顿时一凉，忽然感到一阵悲哀，我没想到自己几个小时的奔波换来的只是一句如此简短的话。一股怒气在我心底蔓延开来，我从他手中夺回简历，狠狠地甩下一句话，就逃了出来。是的，是逃。走在大街上，我一脸茫然地望着天空纷飞的云朵，感到一种异样的忧伤。
五年前的我毕竟是稚嫩的，刚大学毕业，涉世未深。五年下来，在无数次的面试里，心早已变得麻木起来，对于种种不人道的面试遭遇，已见怪不怪，疲于言说。而对于种种面试，也已经可以老道地应付，有点资本的我们也可以拍着桌子说不。对于一知半解的面试官，我们早已学会忽悠海吹一番；对于喜欢当演说家的面试官，我们则演员般逼真地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傻子；而对于盛气凌人的面试官，忍受不住其侮辱，则会冷冷地看他一眼，中途拍拍屁股走人。
面试是表演的舞台，有表演欲的面试官喜欢短话长说，把简单变得复杂，以满足自己瞥脚的虚荣心。他们这些人有一大部分当初也和我们一样：来自农村，背井离乡，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摸爬滚打，坐上了现在的位置。现在，他们坐在我们面前，居高临下，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出生地。尘事在锤炼一个人的同时，亦能扭曲一个人。
当我们面对阴暗和欺骗，心变得麻木时，感动便变得稀有起来。五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最终被一家公司录用了。面试只用了五分钟，面试官像故乡的长者一样跟我聊了几句，就说：“明天过来上班。”这简短的一句话对于裤兜里只剩十元钱的我无异于雪中送炭，它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暂时结束飘荡的生活，可以不再为吃住而整日发愁了，可以不用再住满是蚊子的八元店了。
半年后，当我和主管谈起当初面试的事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当初看到你来面试时一脸疲惫的样子，我就想到了我亲弟弟。我想我弟弟在外面落难时，一定会有好心人帮他一把的。”
在异乡，这种温情总是很容易让人落泪。
城市牛哞
时光回到五年前那个寒风呼啸的冬天，刚大学毕业的我正提着个破旧的手提包匆匆往东莞寮步镇的一个工业区赶去。裹着一丝寒意的冷风打在脸上，让人感到丝丝冰凉。摩托车在工业区满是灰尘的小路上左右穿梭着，最后在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厂前“嘎吱”一声停了下来。开摩的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一道细长的疤痕蚯蚓般匍匐在他脸上，看起来满是杀气。我从摩托车上下来，男人警觉地扫了扫四周，而后一脸急色地看了我一眼。我会意，赶紧从裤兜里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给他。许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些年漂泊在外四处求职的经历，每当迷路不知如何前往应聘地点时，价格还能接受的摩托车无疑成了我继续前行的救命稻草。
几个腋下夹着文件袋的人在厂门口焦急地踱着步，一看就知道也是来面试的。我走到厂门口，一个穿着西装、年龄与我相当的人朝我善意地一笑。像是有共同气息一般，我们聊得很投机。到进厂面试时，我们已经像是老朋友一般，很是熟悉，可以相互拍着肩膀开玩笑，甚至一起玩世不恭地骂街。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一见如故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深层意义。他说他是陕西人，第一次来到南方找工作，现在落脚在他堂哥那儿，然后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暂且在这里叫他“锋”吧。这次面试的结果是，我没被录用，锋被录用了。一天后锋在电话里长辈一样语重心长地安慰我道：
“他们这个工种只招一个人，去应聘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录用了，你再耐心找一下，别急。”这个电话让我感觉有些意外。
一个星期后的黄昏时分，我正躺在床上一脸茫然地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是这个陕西人。锋说他因为被查出有乙肝，被踢了出来，现在正在厂门口等着结算工资。锋只是乙肝携带者，当时他与厂里的人事据理力争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不允许你们这样做，不料主管微微上扬的嘴角，从口里蹦出的那句“在这里，我就是国法”瞬时就让锋感到了自己太过天真。现实总是如此锋利与残酷。放下电话，窗外的寒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我重新躺下，脑海里浮现出他独自站在厂门口的寒风里，等着结算工资的身影。次日在人才市场，锋一脸感叹地说他昨天为了等那一百一十块钱，在门口冻了三个多小时，一直等到晚上六点半。从保安那拿到工资的一刹那，转身正准备走，锋隐约听见身后保安室传来一句话：“这个傻子，一百多块，在外面冻了这么久。”这句微弱的话语在寒风的吞噬下，变得更加微弱，却如细小的针一般抵达锋的心尖。在生存的金字塔上，这些同样拿着微薄工资的保安，同样是背井离乡漂泊在外，同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旦面对弱者时，他们瞬时就变成了强者，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几日后，正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一家五金纽扣厂录用了我。上班没几天，锋无奈之下进了我这个不需要体检的公司，在电镀部做文员，包吃住，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每天加班到九点，总共拿一千四百块钱的工资。这段略显波折的求职经历成了锋对体检的最初记忆。几年后的今天，体检二字成了锋内心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名词，也在他内心划下一道深深的阴影。每次跳槽而出，在寻找下一家单位时，他都感到如履薄冰。即使面对丰厚的报酬与待遇，也是心有余悸，不敢前往一试。从辞职到入职，体检无疑成了工业文明进程中部分生求职者生存路上的一道坚实的拦路虎。像奔跑在城市里的牛一般，在每次进人牛市之时，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我们得如牛一般学着响亮地哞叫几声，以示自己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与充足的活力，而这成了寻求到上好买家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