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策划也是可以尝试的。成天泡在书堆里，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报纸电视一类的大众传媒，我也是比较关注，对大众的趣味有一定的了解，对大众文化比较敏感。大众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图书可以吸引大众，引领大众，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思考。现在出版社都追求发行数量，凭借我对大众的揣摩，策划出来的图书应当不会滞销。
逢年过节，一位毕业五六年的博士总会短信问候，亲切地称呼我“张指导”。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当年遵照领导的指示，冒充这个学生的业余指导，谈不上怎么尽心尽力，也多少付出一些认真。我还是很愿意指导学生的，这比自己写东西轻松多了。指导学生，无非是提示他们，某个学科的历史和当前的现状如何，什么选题是目前的热门话题，它进展到了什么地步，该议题的研究有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有哪些人的思想是必须要了解的，等等。指导学生，无非是引领他们，如何读书，怎样写作，何以比较迅速地上路。指导学生，无非是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对症下药，提示具体的研究方向和议题。
前些天对妻子说，我退休后，就在网上开一家旧书店，把自己的藏书全部售出，售价当比书的标价高出几元、十几元吧。我的藏书都是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其中一些书，三四十年都不一定会重印，因而，含金量会大大的增加。把藏书悉数售出，既满足了一些读书人的需求，自己也有了笔不大不小的收入，可借以安度晚年了。
退休后若有可能，我很愿意应聘停车场的管理员，最好是露天的停车场地，比如马路边。无论风霜雨雪，春夏秋冬，整日呆在室外，抬头望天，低头看地，放眼四周照看车辆，该是何等的暇意和舒畅啊。或者帮人在早市上照看菜摊，哪怕没有工资，也是很自在的事。
之所以不曾想过走街串巷磨剪刀，是自己早已手无缚鸡之力，不曾想过返乡务农，是自己对于土地家园的热爱，早已停留在回忆和想象的层次了。这时就想，我那远在天国的祖父，早年也算饱读经书，却一而再、再而三放弃教鞭，回家种地，五十不到就彻底地返乡务农了。他每次的理由都是那么冠冕堂皇，像最后一次，理由是家里需要照看。现在想来，他是真正地热爱土地，热爱泥土，在庄稼繁茂和杂草丛生的天地里，他真正体会到称心如意，所以，75岁的时候，他还能健步如飞，85岁的时候，他还能骑着二八的自行车到镇上和县城的小饭馆喝点小酒，然后心满意足地回返。在去世前的一个月，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提着麻绳，不住地催促父亲下地收割麦子，然后就独自往自家的地去了。父亲只好亦步亦趋，跟在他的后面。那是五月，麦穗还没有勾头，祖父等不及成熟就去了。
我是不可能再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去了，老家的院子早已颓败不堪。走游四方的生活也只能偶尔想想。我晚年能做的，就是在城市的角落里，努力体会乡村的感觉，享受最简单的生活。
体育的疏离
上大学时，唯一重修的课程是体育课。原因很简单，就是缺课超过总课时的半数，体育老师很生气，后果自然严重。没有办法，我只好乖乖地在下一个学期重修了。体育对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我一清二楚，但从小就不好运动，幼年时祖父强迫每日锻炼，最终也没有把我矫正过来。现在每每看着女儿溜冰、游泳、击剑，我赞赏不已，却还是懒得挪动半步。
体育对个人重要，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更重要。1905年时，就有先贤认识到，“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他们还举例说明，英法德美的强大，根子在民众尚武，印度波兰的弱小，原因是民众不尚武。那时还没有“体育”这个词，经常使用的是“尚武”和“体操”。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在他开办的“万木草堂”里主张，“每间一日有体操，每年假时从事游历”。后来，他在《大同书》里提出，应“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梁启超于1903年，为其所作《新民说》特地增添了《论尚武》一节，倡导“实行尚武政策，进行军国民教育”。同一时期，蔡锷作有《军国民篇》，蒋百里发表了《军国民之教育》。有人还从历史中寻求依据，著有《采王船山成说证中国有尚武之民族》，发表了《东方杂志》1905年第5号上。
中国不是没有体育。只不过外来文化传入后，学问有了旧学和新学之分，体育也有了旧式和新式之别。新式体育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导入的，这方面有很多史料，辑录在198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中。教会学校不仅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有明文规定，对老师也有明确要求。1921年《圣教杂志》上题为《如何为教会之小学教师》一文，对教师提出五项任责条件，最后一项是“教师当锻炼自己之身体也”。若我生活在那个时期，肯定是不合乎要求了。和中小学相比，教会大学的体育活动更是有声有色。重视体育的目的在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不可“体弱”，也不可“文弱”，若是“文弱”，就没有参与各种体育竞赛的资格。如金陵大学1925年的“普通规则”要求，学习成绩总均必须在4等或3.5等以上才有资格参加社团组织和各种竞赛。教会女子学校中，体育也得到高度重视，目的在于培养女性的新品格。“所谓新品格者，体态宜庄严，交际以谦让，而感情勿过流露耳。”
清末民初之际，青年会是除教会学校外开展体育活动的另一个组织。1931年出版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体育》中说：“此期之中，美国体育之输入中国，盖从两途：一为教会学校……一为青年会。”青年会的“二大宗旨”是顺天和爱人，“三大利益”是德育、体育和智育。我们熟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出处当在于此了。“在校为良好学生，出校为国民之模范。”马约翰在《体育历程十五年》中详细叙述了青年会的体育活动，通过对田径赛场面的描写表明，体育赛事不仅可以唤起公众的兴趣，而且表露出真正的民族和爱国感情。他总结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大会多么易于激发民族精神——通往爱国主义的重要步骤。教师、学生和商界人士以共同的感情和动力欢呼‘中国，中国’。”
国人对新式体育的效仿是从西式兵操开始的。洋务派人士本着“师夷制夷”的理念，创办军事学堂，聘请洋教练教体操，西式体育项目引进了很多，特别是田径类。留学生归国也带回了西式体育。如詹天佑的行李中就有棒球。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舒新城1933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就充分估价了。他说：“现在的留学生诚然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但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他认为学制课程、银行公司、机械制造等等，“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本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而来”。因而，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不能“不注意其渊源之留学史”。
民国初年，翻译了一些国外的体育思想。如章锡深译《日本之军国主义》、胡学愚译《论学校军事教育》，《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系列与体育有关的文章，如《女子救弱法》、《近视眼调护法》、《力之调节》、《童子与成人之身体》、《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人生健康之研究》、《跳舞之意义及其种类》。国人的体育意识大为觉醒，锻炼意识更加主动，各种体育社团纷纷成立，运动会和竞赛逐渐增多。
蔡元培阐述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陈独秀推崇“兽性主义”，李大钊对“游玩一事”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于小孩子固然是要紧的，对成年人也是很重要。******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之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体育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商榷。“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情感，强意志，“身心皆适，是谓俱泰”。
体育如此重要，我是该亲近体育了。
记忆，以闻中为例
记忆总是对于往事的记忆。一个事物进入记忆，也就成为往事了。
而往事，按照通常的理解，总是静静地呆在记忆的某个角落，或隐或现，默默地放射着光辉。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触动它，它也不会打搅我们。
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它会突然浮现在脑海。
庆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庆典是一种召唤，一种刻意的召唤。召唤往事的再现，召唤我们的重返。是的，重返。重新回到往日的那些岁月中去，那些故事中去，那些经历中去。当然，是携带着当前的情势（situation）而往返。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总是一个构造和再构造的过程。往事在记忆中不断改头换面，因为当前的情势的改变而改变。
当代的理论说，文本总是互文性的存在。记忆也是如此。
当代的理论还说，当一个词语在我们的脑海中涌动，从我们的嘴角滑落，它所促成的，并不是这个词所指向的具体的物（对象），而是另一个词，另外一些词。闻中这个词也是如此。
在我，闻中这个词总是和父亲、九十九班、简朴、进取一起呈现的。
第一次去闻中，是祖父骑自行车带我去的。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具体的年份和日期都记不起来了。但从村口到闻中的那条路，至今似乎依然真切。那是父亲刚到闻中工作不久。
对童年的我来说，闻中是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神奇的所在。我时常会不自觉地对小伙伴炫耀：我爸爸在闻中工作。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某个假日，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步行去闻中看父亲，还没到半路，就被一个本家叔叔劝阻回家了。
父亲周末回家，偶尔会带一些废弃的试卷，我用针线装订成册，用反面写作业。小学五年，这样的练习册摞起来不好说四尺，至少也有一米高吧。
第一次骑自行车去闻中，父亲已经搬到最后一排的教工宿舍去住了。在宿舍前的小路口，一个年长我一两岁的男孩给我指明父亲的宿舍。
小学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我转入县城的东街学校读书，吃住就在父亲的教工宿舍。每天上下学，都是和曾经给我指路的男孩同行。还有其他一些老师的孩子。直到初中毕业。途经庄稼地和炭塬，庄稼没有收割前，晚自习回家，无论阔大的叶子是否张扬，都让我心存恐慌；炭塬在下雨的时候，则是黑色的泥泞。
还记得升入高中后的开学典礼上，校长致辞：闻中是闻喜县的最高学府。那时才领悟到，闻中的神奇，在于它是闻喜县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文化人的大本营。
高一时，在一百班。刚开学不久一次晚自习，或者是下午的自习，我和几个同学交头接耳，被临时带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发现了。感觉他想批评我，却终于没有。可能他也是觉得不好开口吧。在我成为高中生之前，每次遇到，他总是喜欢拍拍我的脑袋，开些玩笑。而今成为师生了，角色的转换和态度的转换，对这位亲切和蔼的长者来说，也需要一个哪怕是短短的过程吧。
高中三年的大多数时候，我依然吃住在父亲的教工宿舍。可以在教工餐厅打饭，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排长长的队，也就不会因此而争执乃至打架。还有，不用感受学生宿舍的拥挤。这些，实在是很幸福的事情。
九十九班是实实在在地进入历史了，至少是进入闻喜中学和闻喜县的历史了。这和张九如直接相关。1986年高考的辉煌似乎已经成为绝对的高度。
高二刚分文理班时，九如在理科班，我也是。大概两三个月后，先后转入九十九班。
政治课老师兼班主任贾老师，数学课杨老师，还有其他各个科目的老师，都让我始终心存谢意。那时，老师们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教书，我们的学习是老师最关心的事，我们的成绩就是老师的骄傲。
上课，自习，黑板上演习数学题目，晚自习第一节自习后操场上的跑步，晚自习后教室里的烛光，旧礼堂台阶上的羽毛球……
早自习或者下午自习，习惯到操场或者校外的田野读书。那时的校园外都是田野风光，坐着或站着读书，和天地万物有着一种气息的融通。
那是个相当简朴的年代。
简单，朴素，还有纯粹。眼前的目标就是高考。闻中1985年的高考佼佼者，是我们高三一年里思想的座标。
社会在缓慢而有力地变迁。喜欢读报纸、看小说的我，不能不为那更广阔的天空所吸引。闻喜之外有运城，运城之外有山西，山西之外有中国，中国之外有世界。世界究竟有多大？思想到底有着怎样的极限？直到高中时期，我的足迹北仅及东镇，南不过运城，方圆只有百余里，是报纸和小说给我提供了可以展望、想象和虚构的空间。民族和国家，真理和正义，生存和价值，爱情和生命……我努力思索这一切，尽管毫无头绪。
那时，闻中似乎只有一台电视，好像只有周末才会搬在操场上对学生开放。每个学期，学校会组织到县城里的电影院看两三场电影。偶尔，也会放录像安排我们看，诸如曲啸和景克宁的讲演，或许还有张海迪的报告会录像吧。他们是那个年代的英雄和楷模。那时的演艺界明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