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所有的范例都不过是要说明力的要义，人生实在是太没有美感了。可以没有道德，但不能没有美。力固然是一种美，但力之外，应当有别样的美的风范。或者说，不能把力作为最高的范畴，倒是应当把它收罗在美的框架里。这样，就可以对力有一些限制。这样想想，写作成为难题，就不全然是缺乏力度的缘故。
现代性的逻辑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就是把力视作最高的规范。而尼采的意义，绝不在于倡导“权力意志”。他愤愤不平地说：
所谓的尼采哲学家从我的哲学狮穴中拉出了什么呢？不是但以理（Daniel）——那个蔑视人类与野兽之王的“超人”，而是丛林之王狮子本身，努力要让所有的文明和文化屈服于他的丛林意志之下。
字词句
在写作中，字从来不是问题，困难在词的选择。选择这个词用在这里其实很不恰当。没有谁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用这个词或那个词，当你自以为在使用某个词时，其实是词在使用你，是词通过你的手，你的笔，你面前的鼠标和键盘自我呈现。
词总是在应当出现的时候出现。人们往往说，一不留神，就碰到了一个词，似乎非常意外，非常的不可思议，奇妙无比。这正好说明了词的主动，它总是不期而至，又悄然而去。它的来去都不在众人的掌控之中。所以，当一个词骤然降临的时候，除了感动与感恩，你还能有什么样更大的情怀呢？可词的到来是天经地义的，它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感谢总是多少有些虚伪。
词的到来是那样突然。你苦思冥想了很久，不知该写什么的时候，它冷不丁就在你的笔下浮动，你未免吃惊，甚至大吃一惊。你不知道这样的词是否恰当，是否可以表达你希望表达的思想。你甚至想抹去它，驱逐它，可是，词已经落在你的文本中，你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你是何等的无奈，又是何等的庆幸！词降落在你的文本中，就像神灵降落在古人的花园中。阅读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人们每每为神灵的无所不在而艳羡，是啊，文明时代尚未到来的时候，神灵就早已远遁。现代的话语中没有神的位置，没有神的痕迹，对诗人来说，这是怎样的遗憾！
当神灵般的词语蓦然出现，你会惊慌，惊慌的同时，你会欣喜。而后，就是为如何安置它而踌躇。你原初的规划里是没有这个词的，或者，仅仅是在另外的一些词中伴有它的痕迹，就像人们在今天的建筑设计中可以窥见上帝的启示。大写的诗人、智者和设计师都是远古时代的遗民，历尽文明的洗礼和磨难，这些艰苦卓绝、寥寥无几的遗民，顽强地据守在神庙的周围，守护着，抵御着。
词沉默不语，就像神灵从不言语。神灵是不需要声音的。词沉默着，惟其沉默，所以宁静；惟其宁静，所以熔融。它熔铸，它吸纳，它以最大的包容显示出对世界的耐心。或者，说小一些吧，显示出对你的文本的耐心。静静地等待着，观望着，词从容不迫。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如何完成句子，就是新的考验了。
驱逐著者
瞅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不免沾沾自喜，却也诸多疑虑：那书真的是自己写的吗？我真的写过这样的书吗？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我现在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东西了。随意翻看，都一样的陌生，一样的遥远。句子无论优雅还是俗不可耐，都和我目前的心境无关。说实在话，我有点恐惧，书中的字那么大，瞪着眼珠子，像要把我吞没。
父母给了我一具肉身，后来，我识字了，能写写画画了，为着某种考虑，就有了眼前的这本书。书在眼前，思想却相隔一方。无法把书推开，只好自己后退。所谓的主体，统一的自我，一以贯之的意识，不是虚构就是后设叙事。
写作就是一种驱逐，把某些东西从自己的头脑里揪出，驱逐它，把它赶得远远的。可这又何尝不是自我驱逐的过程呢？等一本书写就，著者就被遣散了，成为四处游荡的幽灵。可也就在被遣散的时候，著者才成为著者。
书上有我的名字，别人说我是著者，我就信了，自以为是。可，那名字果真是我的吗？不会是同名同姓吗？即使真是自己的名字，名字不变，命名之下或之后的内容却在变化，始终在变化。就像河水，一直在流动。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谓著者，好比那不停地流动的河水，名字呢，是水底的石子。一些时候，流水会带动石子，更多的时候，水流得很远很远了，石子还在老地方。
写了就写了，写出来就和自己无关了。封面上著者的名字，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
标题的滞后与前瞻
小学时，我们惯于写命题作文。老师把题目定好了，写在黑板上，我们开始抓耳挠腮，想着可以把哪些素材召唤过来，或者，我们可以把题目这顶帽子扣在某某人的脑袋上。命题作文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所谓容易，是我们可以循着标题的目光左顾右盼，所谓难，是我们东张西望却始终找不到希望中的目标。现实中有太多太多的人、事、物，可是，却都和标题所要求的距离遥远，即使近在眼前，也不是那么合乎尺寸。帽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或者颜色和款式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老师说了，可以自己确定题目，记叙文、议论文随便怎么写。自由是自由了，享受自由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似乎有太多的题目，可稍稍一接近，又都不翼而飞。一着急，就对老师说了，还是命题作文好做。老师笑了。勉勉强强自己找个题目，总担心不是那么合适，可，什么才算是合适呢？在这世界上，有什么题目不可以做呢？年少的我们中规中矩，以为题目总是有着好赖之分，高低之别，担心题目错了，一切的努力无济于事，反倒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长大以后，随随便便就写那么一些字，之后，才考虑安排一个题目。标题，这原本是在先的东西，而今末了才迟迟出场。是啊，标题有什么可着急的呢？只要有句子，只要有段落，只要有情有义，即使没有标题又何妨？以“之一”、“无题”命名，再简单不过了。
标题的意义，在于标示和区别。有了标题，就有了标示，这篇和那篇也就区别开来。这样说来，标题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先谋政了，对位置的要求会接踵而至。这很自然，就像旧时的人出门前一定抓顶帽子扣在头上，才好大大方方地上街。
如果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标题。“画龙”要“点睛”，标题至关重要，宛如“文眼”。想想看，再华美的句子，再缤纷的段落，却没有一个恰当的标题领引，该是怎样的失败。没有醒目的标题，行文会受到极大的抑制，那流淌着的“文思”难以“泉涌”，读者也难得有阅读的兴趣。
时代像列车一样
那天和朋友一起吃饭，路过报亭，他要了张《参考消息》，立马让我矮了一头。我不读这报纸十多年了。电视的新闻联播也难得看一回。看朋友们的博客，更是屡受刺激，我怎么不会写国内外的大事呢？每天那么多的新闻，随便抓一个来评论，都有大气磅礴的价值。自己怎么就不会呢？
我只会写点读书的体会。每天那么多的新书，据说，写书的人远远超过读书的人。自己不好意思加入庞大的写书队伍，也得写点读书心得吧。碰到有趣的书，就多看几眼，多写几句。说实在话，我读的书，最多的是“小书”，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书。譬如，吃饱喝足之后，坐在摇椅上胡思乱想点什么，觉得有那么点意思，就不紧不慢地写下来，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出版了，摆在书店里，正好被我这样的人读到了。或者，一些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好作白日梦，满怀期待，却又不急不躁，弄点风花雪月的情调出来，这样的书，我也爱读。
所谓小书，说白了，就是主题不鲜明、题材不重大的那类书。国家民族大义一类的东西过于沉重，是小书担当不起的。小书的作者们，不是缺乏历史的责任感，就是故作轻松，他们只想小打小闹柴米油盐，充其量牛奶咖啡，闲来无事东游西逛。小书的节奏都不会太快，打打杀杀的题材表面上适合小痞子，但节奏过于激烈了些，算不得小书。为爱恨情仇披荆斩棘的故事过于认真和执着，也进不了小书的领地。
小书和小资比较靠拢。小书是优雅的，有些唯美，有些时尚。这样说，并非排除小书的思想性。小书有小书的思想，这思想和个人密切相关，直接触动人的日常生活。革命也罢，改良也罢，都牵涉个人的命运，不过，在睡眠的时候，在饮食的时候，在消遣娱乐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不必总想到革命或改良，这时的所思所想，就是小书所关心的。平静而又积极，安稳地向上，大多时候达观，顶多是淡淡的忧愁和无限的怅惘，——小书不过如此。
出于工作的需要，“大书”我也读一些。大时代必有大哲学，大思想，大文化。哲学就是动作，思想和文化大了，动静自然就大。每每读到这类书籍，我总会盯着作者的头像，想从他的目光中寻出那“大”来。他怎么就那么聪明地“大”起来了呢？高大、伟大、宏大，尽管“高大全”式的人物早已从小说和影视中撤出，哲学、思想和文化中的“大”依然络绎不绝，让我等读者心生敬仰。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大”的东西呢？我读来读去，最喜欢琢磨类似的问题。
时代像列车一样，轰隆隆地前行。和铁轨平行的公路上，是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和公路大致平行的，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骑着毛驴，兴高采烈，那列车让我向往，汽车让我羡慕。据报道，国产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CRH3“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前不久刚刚下线。可是，我还是习惯了毛驴，只能这样了。这样想着，着实有些谦卑。
四十而不惑
十年前的今天，我在一个刊物做编辑，业余攻读博士学位。
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在读大学二年级。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在读小学。若记的不错，应当是小学三年级。
今年的今天，我正在想前世今生，朋友发来短信：写篇“不惑”吧。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这话是文言文，用白话文该怎么说呢？
程昌明提供了一种翻译。孔子说：“我十五岁时，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能牢固地自立了，四十岁时，已经明了各种事情而不会感到疑惑，五十岁时知道天命是什么，六十岁凡听到的都能辨别清楚，明白贯通，到七十岁，我可以随心所欲，但也不会超越法度。”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也有翻译。孔子说：“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
我也来段翻译吧。孔子说：“我十五岁的时候什么都想学，三十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主见，四十岁的时候对什么都不会迷惑，五十岁的时候明白命运就是命运，六十岁的时候听到的都是顺耳的话，七十岁的时候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话说回来，到这把年纪还能怎么样呢？”
孔子的人生感悟属于“事后诸葛亮”那种。发出感慨时，人生的旅程已经过了大半，快到终点了。别人说这感慨这感悟怎么怎么深刻，其实，也就是总结和概括罢了。有点知识和文化的人，都不难来这么几句。孔子的语气不乏洋洋自得。其实，大谈特谈人生，能有什么意思和意义呢？
道理原本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讲道理的时候，道理已经成为历史经验的抽象，从而也就失去了它活生生的本性。
道理是不需要讲的，和懂道理的人讲道理是多余，遇上不懂道理的人呢，讲道理是对牛弹琴。
领导给群众讲道理时，道混同于理；群众和领导讲道理时，理就是道。
道理不是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用来说服别人的。若无意自我安慰，也不打算说服别人，就无需讲道理，无需和自己讲，也无需和别人讲。
我户口本上的生日是农历。朋友查过万年历，告诉我说，转换成公历，我的生日居然是国际牛奶日那天。国际牛奶日？我几乎是第一次听说。于是上网查阅，多少有了点印象。
朋友迷信星座，发来我本周的运势：争论将导致混乱，跟随自己的步伐做自己的事；不要让他人的嫉妒和恐惧压制你的计划，你有来去自由的权利；工作中，同事会反对你的意见或选择。爱情是要大胆地去追求。
嗯，好玩，有点意思。
洋节vs传统节日
洋节的势头盖过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早就引发过讨论、辩论和争论。参与讨论的双方心平气和，就事说事，有理说理，像是一场友谊赛。辩手一旦登台，气氛骤然就紧张起来，一方死死捍卫民族文化本位，另一方坚持国际主义和全球化，说什么怎么说，都要由着自己的立场。到了争论的焦点时刻，帽子就派上用场了，大有你死我活的劲头，原本是民族内部的话题造就出敌对双方来。
那最先发起讨论的，不是专家就是学者，洋文字母肯定认识，国外大概多少也有一些了解，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分出这些是中国的，那些是外国的。接下来就分析，那原本是外国的东西咋就跑到中国来了呢？身为炎黄子孙过起了洋节，把自家的节日反倒不当回事儿，这意味着什么？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寻找原因，学者从学术的方向窥探远景。普通百姓其实倒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洋节新鲜、好玩，尝试尝试罢了，不曾想有了专家学者的掺乎，过洋节这事就一下子提上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