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两段时，我正坐在车的后排，女儿在前排副驾位上。忍俊不禁，读给女儿听，边读边做解释。女儿在学校里听说过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台阶，却对新教科书不以为然，她思来想去，还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最好玩。她自己把以前的课本都保存得好好地，放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秋季，她转到另外一个学校，所用课本和原来的学校不同，新学校又没有准备她的课本，于是我求助于同事，他的女儿刚升入初一，不料六年级时的课本已经弃之如敝屣。
把社会进步喻为学生升班，形象生动，易于理解。是啊，读书求学，从初小到高小，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是必然而又必要的过程，只有愚钝的孩子才会一再留级。而且事不过三，蹲守两年还是留级，大概就只有退学这条路了。社会自然应当进步，但和学生升级不同的是，后者业已有一种明确的认知和制度，至于何谓社会进步，它包括哪些因素，有怎样的标准，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即使承认普适价值，如何实施也是有不同理路的。
这个比喻的不妥之处，还在于教科书。学生升级后，使用新的教科书，旧的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旧教科书上的知识，已经被学生牢牢记在心中，消化吸收。对学生来说，教科书的新旧仅仅意味着已知和未知之分，未必有过时和现时之别，而在马君武的上述文字里，社会主义之新和争利制度之旧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有了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争利制度势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马君武的误区还在于，弄错了升班和新教科书的关系。学生升班后，复有新教科书使用，而非有了新教科书，就可以升班。姑且承认其时的世界已经升班，开始使用新教科书，也不能由此证明中国也应当使用它。如果有过剩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以翻阅这本新教科书，把它作为课外读物，由学生自由掌握，而不能因为国外使用了新教科书，我们也就必须喜新厌旧。
何谓新，何谓旧，不是那么简单的认定。通读《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在时人突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差异的时候，马君武强调“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以为社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颇多相通之处。上述的比喻也表明，马君武在达尔文主义的视域中理解社会主义，因而亟亟求新：“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否则，“智识出于寻常学生之下”。
火烧眉毛，心急火燎，迫在眉睫，急不可耐，急赤白脸，形容坐立不安、非常着急的词语，都适用于其时的马君武及和他同样的知识分子。百年之后，我们对于进化，对于社会主义，相对要从容多了，至少不再滥用比喻。
“旗帜鲜明”的源出
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旗帜鲜明”四个字就深入我心。所谓旗帜鲜明地支持，旗帜鲜明地反对，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直到读高中后，我才知道，“旗帜鲜明”的最初出处是清代钱采的《说岳全传》：“兀术好生疑惑，忙出营前观看，果然依旧旗帜鲜明，刀枪密布，不知何故。”这里的“旗帜”是军旗，“旗帜鲜明”属于描述。
近来阅读《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看到“旗帜鲜明”字样，疑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初使用。原文如下：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他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子升，即萧子升（1894-1976），湖南湘乡人。他也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冬回到北京，当时******已回长沙。蔡和森托萧子升带给******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阅后予以回复，写了上面这封信。
这封信表明，1921年初，******即明确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把唯物史观视作“事实”，与之比较，唯理观就无法证实因而容易“被人摇动”。“被……摇动”，简称“被摇动”，被动语态的使用以及“被”句式显然当时已经出现。******进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原理，由工厂需要政治组织推及国家和世界之需要。况且，如果没有“政权”，这里的“政权”当是指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就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从信中看，******清楚陈独秀正在组织政党。他对刊物《共产党》的评价言简意赅：旗帜鲜明。
姑且揣测，正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旗帜鲜明”开始由主谓结构的谓语转为定语和状语，而在作为谓语使用时，也不复有原初的描述性含义，而成为比喻。现今谈到陈独秀，动辄“陈独秀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云云，大概基于******评语的泛化。
“旗帜鲜明”一词的出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影响。简言之，至少有三点：一是二元对立，二是老死不相往来，三是你死我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陈独秀也被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恐怕是他万万想不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独秀逐渐获得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于是他又变得旗帜鲜明起来，旗帜鲜明地正确起来。不过，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他老人家已经开始反思早年的旗帜鲜明，“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
或许，这可以称作别一种旗帜鲜明。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的中译
自1920年陈望道提供《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以来，我国先后有十多个译本出现，相互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这在第一句的翻译上就体现出来。
1920年陈望道译本：“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1930年华岗译本：“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
1943年博古校译本：“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正文第一句话：“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
中央编译局1958年译本：“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
中央编译局1964年译本：“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中央编译局1995年译本：“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可以看出，区别在于两个关键词，Gespenst和umgehen.在上述译本中，Gespenst先后被译作“怪物”、“巨影”、“幽灵”、“怪影”、“幽灵”，umgehen先后被译作“徘徊”、“踯躅着”、“游荡着”、“游荡”、“徘徊”、“游荡”。所谓怪物，就是奇怪的东西；所谓巨影，就是巨大的影像、阴影、暗影，影影绰绰的东西；所谓幽灵，就是暗夜里来无影去无踪的灵魂；所谓怪影，就是奇怪的影子。意思差别很大的汉语词汇，竟然成为同一个德语词汇的对等词，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究其原因，在于（译者所理解的）叙述者的角度不同，情感色彩不同。《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党”的“宣言”，是一种自白性的文字，想想看，马克思恩格斯会怎样看待自己及自己的同志？他们会说自己是“怪物”吗？这样说，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情感？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吗？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幽灵吗？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者的身份，这当然也有可能，其中传达出居高临下，居于历史之外/之上的鸟瞰。至于“徘徊”和“踯躅”，意思很是接近，似乎还拿不定主意似的；“游荡”显得放浪不羁的自在，也有无家可归的可怜。“共产党”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不同的翻译中，显示出相去甚远的意象，从中我们或可体会共产党人“自我”的想象和建构。
还要提及的是，成仿吾1978年根据德文重新校译了《共产党宣言》。在第一句话的翻译中，Gespenst，中央编译局译为“幽灵”，成仿吾1938年译为“巨影”，1978年又改成“魔怪”。umgehen，中央编译局1958年译作“游荡”，1964年译为“徘徊”，1995年改回“游荡”，成仿吾1938年译为“踯躅”，1978年改为“出现”。成仿吾还严格按照德文原文调整了中译文的语序，改动的结果是：“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马克思和恩格斯居然自称“魔怪”，似乎有点后现代的魔幻色彩了。
《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中译
《共产党宣言》最为鼓舞人心的，是其最后一段，也就是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记得我小时候，农村的土墙上赫然刻着红色的十个大字，和一个大大的叹号，每次远远地看到，热血就沸腾起来，似乎伟大的事业在召唤着我赴汤蹈火，纵使粉身碎骨，也奋勇前行。
最近翻看晚民之际的文献，看到20世纪初年国人对《共产党宣言》已有初步的了解，并在文章中有所征引。譬如，1906年1月出版的《民报》第二号上，刊登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Marx》一篇，有这样一段：
马尔克又以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郤，遂驾空论而远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则共产之事易易耳。故其宣言又曰：“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还是1906年，《民报》第五号上刊登了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其中提到“马尔克Karl Marx《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末曰”：
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索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李大钊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中援引的《共产党宣言》结束语如下：
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由陈望道提供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末尾是这样的：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目前通行的中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中，《共产党宣言》的末尾如是：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比较上述五种翻译，有这样四点体会：
第一，文言和白话的不同。1906年的时候，文言文大行其道，译文自然采用文言句式。按照当代翻译理论，这样一种翻译，更多的是把外文“归化”为中文，无论多么陌生的异域思想，经由翻译，都驯服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思想轨道上。当然，完全的归化是不可能的，“共产”、“平民”一类的词汇跃然纸上，“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呼之欲出。
第二，通常认为，1906年时的朱执信和宋教仁相比，要温和得多，所以在后者用“颠覆”的地方，他使用了“更新”。但就最后一句而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似乎比“万国劳动者其团结！”要有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