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笑而不答，这招太厉害了。我们拿她没办法，只好继续忍受长途塞车之苦，回家团圆。
前年，我们狠下心，决定自己在台北过。那年，我也和婆婆一样，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一家四口围炉小团圆。不知怎的，有一种被发派到边疆的凄凉感觉，四个人围坐打扑克牌时，都有些意兴阑珊。不必忍受塞车之苦，不必和大伙儿挤着睡，没有人抢着玩扑克牌，没有更小的娃儿啼哭喧闹，冷冷清清的，连最爱玩鞭炮的儿子都失去了兴头，女儿苦着脸，首先发难：
“一点也不像过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那个除夕夜，四个人早早上床，只听得鞭炮声此起彼落。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便急急驱车奔回台中，家人执手相看，恍如隔世。
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亲戚和男朋友拍拖了好些年，终于答应结婚。不要求聘金，不计较蜜月旅行，唯一条件是男方得答应她婚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回台湾围炉兼放鞭炮。她在给我的信上说：
“在海外多年，四处飘泊，最想念的是除夕夜里团团围坐的笑语和不曾稍歇的鞭炮声。他们洋人不作兴放鞭炮，我要回去玩个够。”
一位长辈，在两岸相隔四十年后，正兴高采烈整装准备回大陆和八十五岁的老母亲共度四十年来第一次团圆的除夕夜，谁知偏巧赶上国泰航空空勤人员罢工，他心急如焚，红着眼激动地说：
“母亲身体不好，错过了今年，谁敢保证能有下一次的团圆饭！”
一位去年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拭着眼角的泪，感叹道：
“以前老嫌孩子不用功，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前年除夕夜，他就是因此赌气不肯拿压岁钱。早知道他这么早就走，我……”
在公交车上，我听到一位似乎刚做新嫁娘的小姐忧心地同她的朋友说：
“我都不知道今年年夜饭怎么办？我都吓死了，一家十口人全回来，我拿什么喂他们？我是大嫂！”
在医院的电梯间里，一位打点滴、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几近恳求地问护士：
“除夕夜能让我请几小时假回去围炉吗？”
护士白着眼，没有好气地回答：
“你请假回去？那我呢？我留在这儿干什么？我值班！够倒霉的！”
菜市场里，一位富态的老太太在接受别人对她孩子的恭维后，以羡慕的口吻向另一位太太说：
“我倒羡慕你哩！孩子全回来过年。我四个孩子都在外国，真后悔让他们念那么多书，到现在一个也不在跟前，有成就有什么用？”
生死一线，时空两遥远。能够团团围坐下来，全家共守着一锅滚烫的火锅，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让我们向打地铺买车票的朋友致敬，让我们欣然忍受堵车返乡的不便，因为我们是同样的幸运——老家有亲人在守候我们回去；因为我们是有志一同——我们同样珍惜亲情、重视团聚。
1993年1月
不信温柔唤不回
整个城市陷入永无休止的激辩中。
华隆案是不是利益输送？闽狮渔是防卫过当抑或蓄意抢劫？带着孩子去投水的妇人是疯子还是迷信？警察自杀是情感纠纷抑或工作压力太大？刑法一百条应该废止或只作部分修正？学生该不该接受体罚？……新闻媒体，触目俱是耸动的标题。街头巷尾，不管男女老少，无论对案情真相了解几分，人人都可振振有词地谈得头头是道。剑拔弩张的议事堂上的全武行，再也惊吓不了我们；妻离子散的悲剧只换得事不干己的轻声叹息；荧光幕上横陈的尸体一点也不影响到晚餐的食欲。杀人越货也只是寻常。
台北被宣告进入交通黑暗期。其实，最黑暗的哪里是台北的交通！被强烈、刺激且密集传递的信息所麻痹的人心才是最混沌不清的，冷漠是现代人的标志。在捷运系统工程灰飞的尘土中，整个城市显得灰败、躁动、郁结，似乎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每个人早晨出门都准备和这世界奋力一搏。像刺猬般，四下寻找敌人。在拥挤的路口，紧握方向盘，彼此冷冷地怒目相视，绝不相让；在家庭中，冷战才开始，孙子兵法的十二诡道横亘夫妻、父子间，正一道一道地等待被拆解；商场里，虚假诈伪充斥，只有在利润上见真章。书肆中，宗教、心理书籍，逐渐跃居畅销书排行榜，人心疲累得无法自行担负，一条平静清浅的生命之流，成为人心最迫切的期待。
温柔不是世纪神话。
那日，经过丽水街。原本就不甚宽广的行道，因为两旁的停车而显得格外杂乱。来往的车辆小心地闪避着不合法的停车。南向的车道中央，赫然一部摩托车嚣张地停放着。北向的行车正因不知情的因素也堵塞着，南向的驾驶人愤怒地按着喇叭，行人驻足议论，大伙儿同心谴责。这时，一位行经的摩托车骑士，停下车，热心地跑过去把车牵到路边，递给愤怒的司机一个笑容及请过去的手势，我看到前后左右的人的脸，都如解冻的春阳般笑了开来，丽水街因之回复了美丽如水的令名。人心原非陷溺啊！只是被惊吓过度后的茫然罢了。每次开车行经斑马线，守法地停驻，礼让行人先行，行人所表现的受宠若惊的表情，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到失落。这蛮横失序的世界，竟使得人们连正常的善意也承受不起了吗？
报上喧腾着，电视报道着：“体罚学生，老师判处拘役，缓刑两年。”被告的老师含泪辩解：“学生不服管教，才愤而出手。”学生家长哽咽陈述：“我的孩子并非顽劣，是个好孩子。”他甚至情急地要求：“不信，你们可以去学校查查她一向的操行成绩。”事情的真相不明，双方各执一词，莫能论定。旁观的人急了，纷纷表明立场。教育会全力声援被判刑的老师，民意代表也领先陈情，立委更据此要求开放适度体罚，甚至连各路家长都慷慨陈词，支持体罚行动，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指责法官判决不当。相对的，一些社福团体如人本、伊甸、妇女与儿童安全保护协会的反对体罚声音，就显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我放下报纸，不禁深深叹息了。
左膝关节皮下瘀血，左下肢三处皮下瘀血均三乘三公分，左手腕挫伤，皮下瘀血三乘三公分。——这份验伤报告，告诉我们，纵然老师声称纠正学生不当行为，但伤痕累累，实在很难看出是善意的管教。高县教育局派员慰问两位老师不但是不信任司法，而且是变相鼓励体罚，老师据此案例，灰心地说：“若动辄挨告，以后谁敢认真导正学生不当行为？”是避重就轻，混淆视听，完全无视管教基本上应是“教”重于“管”的教育理念，不脱长久以来即备受訾议的威权教育模式。仿佛除了体罚，对学生就束手无策。当“爱深责切”成了体罚最美丽的护身符时，我不知道，爱的教育还剩了些什么？
我们有最源远流长的体罚传统。《周礼》中就记载着有鞭扑的刑法。但是，体罚真是教育的万灵丹吗？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群，饱受体罚之苦，如今正大搞示威游行、跳上议事桌的非理性行为，我们不禁要怀疑，是不是当年体罚的副作用。小时候，也常遭体罚，却似乎从不曾由体罚而得到什么教训，改变了什么不良的习性。偷看小说，被揍一顿，仍不改偷偷摸摸偷看杂书的乐趣；考试粗心，手心挨竹笋炒肉丝，也没有因此而变得较细心；和同学吵架，被老师赏了一记耳光，除了更加怀恨，也没有变得比较合群。倒是母亲难得的泪水教我格外检点，老师婉言的笑容让我真心奋勉，记忆中最美丽的回忆，全是温柔的体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根脆弱的弦，外表再是强悍，当那根脆弱的弦被温柔地挑起，谁也没有办法禁绝一首缠绵的歌。
人生原不尽然灰败，社会总有一角翩跹亮丽的色彩。当我倚在阳台上的栏杆，倾听临近中学的升旗典礼，几年来，一成不变的，从头到尾只有责备，从头发到秩序，似乎一无是处。我总是心伤，为什么教育工作只看到了缺陷，而不去赞美德行？那些孩子每日从我家门口经过，不是个个都活泼天真，教人打从心底欢喜起吗？当我的孩子甫上国中，从学校兴高采烈取回第一张的通知书，上面最后写着：“以上之注册手续，若有不依规定者，将依情节轻重，予以惩处”，我就不免扼腕叹息：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孩子开心地期待进入中学，学校却如此严阵以待，谁会喜欢上学的日子？
不要谈体罚吧！孩子再是顽劣，毕竟是孩子，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顽劣，才是作为老师的应深心探讨，真心怜惜的。只有体罚成为历史陈迹，才有资格谈爱的教育，我们不信温柔唤不回。只有彼此温柔对待，才能治疗现代人的冷漠，平息无谓的纷争，对人间的善意重拾信心。
1991年9月
你有资格生病吗？
你有资格生病吗？看病前，请反躬自省：
你的体力好吗？你禁得起长时间排队挂号、等医生吗？
你的耐性足吗？你耐烦得了医护人员的百般刁难吗？
你的脸皮够厚吗？你能够不在乎医疗人员闲来的消遣揶揄吗？
你有逆来顺受的涵养吗？你能忍受诸多的无礼待遇而仍不怨不悱吗？
你的反应够灵敏吗？你能“望”出医生的心情，“闻”出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而善自珍摄，不触大夫之怒吗？
你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吗？你能由医师惜“话”如金的嘴里“问”出端倪而“切”中医师的语焉不详的判断吗？
你够宽宏大量吗？你能原谅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所犯下的所有过失而不气坏了身子吗？
以上数点皆备的人，也并非就能安枕无忧，放心生病。病情若大到须住院治疗，则所需具备的德行，就非仅以上区区数端了。你还必须有达官贵人或医生朋友为你打电话、攀关系、订床位；甚至还得有丰富的知识，足够判断医院的量血压机是否正常，紧急拉铃是否仍能发生声响（如能自行修理更佳），否则，还须锻炼强健体魄，培养有力的丹田，以备于血压被降得过低时能侥幸活命，于紧急求援时得以声闻数里……
以下是我的一次就医经过，提供诸君参考。幸自珍摄，毋步后尘。
右肩上不知何时凸起了个硬块，那日，看电视时不经意间摸到，有些儿诧异，也不拿它当一回事。直到周遭的人频频出状况，相继在良性瘤或恶性瘤间忧心落泪，才在家人催促下去公保大楼一探究竟。
“是腱鞘囊肿，没大关系。开刀或不开刀都可以。”
医生一边在诊断书上写着潦草的英文字，一边轻松地回答。我松了一口气，站起身，穿上外套，临出门，多事地问了一句：
“不开刀会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会愈来愈大。”
愈来愈大？这还“不怎么样”！我大吃了一惊，转回身，睁大了眼，问：
“变大以后，会不会转成恶性瘤？”
“那我就不敢保证啰！”
医生耸耸肩，简净地接着说：
“简单！如果不放心，开刀拿掉，只要住院七到十天就可以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客厅的茶几、沙发甚至地上都堆满了衣服，我就坐在衣服堆中，俯首敛眉地用刀片拆着每件衣服上的右边垫肩，因为肿瘤已长成了垫肩般大小，右肩再用不着垫肩了。
半夜里惊醒过来，按了按肩膀，似乎真的又长大了许多，幽幽的暗夜里，我感觉到它似乎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膨胀着。我摇了摇在身边呼呼大睡的人问：
“如果是恶性瘤死了，怎么办？”
“啊！什么？好呀……”
他迷迷糊糊地回答着，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我有些寂寞又有些生气，决定找个时间去开刀，绝不便宜了他，笃定要和他周旋一生。
为了怕诊断错误，第二回上公保大楼，我刻意找了别个医师。可恨的是，这回，医师连看都不看一眼，便说：
“你打算到哪儿转诊？”
我挑了离家最近的台大，心里盘算着住院期间，可以找什么人来帮忙，没想到大夫居然说：
“不需要住院，门诊开刀就行了，回家多休息。”
我觉得奇怪，问：
“可是，上回那位医生说得住院一星期左右呀！”
医生跩得个二百五似的，头都没抬地说：
“得看是上哪一个医院开刀呀！我们台大哪有病床给你住一星期！”
这下子我才算茅塞顿开，原来住院与否端视有无病床，而不是病情如何，我学会了现代医学第一课。
拿了转诊单后，心里笃定多了，想到不需住院，肩上的肿瘤摸起来好像也小了不少。工作一忙，加上素来对针药的恐惧，又拖延了大半个月，直到转诊的有效日期快过去了，才匆匆找了个下午到台大医院。
在医院大厅服务台人员亲切的指引下，我循线找到了挂号处。乖乖！挂号队伍长龙似的，从没有到大医院就诊的经验，看了这长排队伍，真不知如何是好。积以往在各种排队场合排错队伍之经验，我决定先确定正确之路线，以免耗时又无功。我绕过迤逦的人墙，攀到窗口前，挂上谦卑的笑容：
“请问我挂骨科公保转诊，是不是也在这儿排队？”
窗口里的小姐板着脸孔，不高兴地斥责：
“去！去！去！到后头排队！”
我带着被羞辱过后的难堪，乖乖地循线回到队伍的最后。看表，一点十分。队伍在一点三十分后开始像蜗牛般前进，两点三十分左右，终于轮到我，我递上证件，说明挂号科别，她看都不看一眼，顺手把资料往旁边一推，说：
“下午没这科，明天早上再来！”
我愣在当地，麻木地被后面的人推挤出挂号窗口，心里真觉得惨痛。不知谁说的，人一到了医院，便完全没了尊严，我如今总算真切地领悟了，耗费了大半个下午在一个原可避免的、无意义的等待上，有多少病患禁得起这般的折腾？这人世的冷漠是早已确知的，然而，一旦真正落实到人生来，仍是教人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