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四处流徙，未曾有机会回去旧地重游。外双溪的改变固然教人心伤，却始终是我心底深处的一块宝地。五年前，我应聘回母校教书，再度踏入外双溪。由百龄桥一路行走，触目俱是惊诧。林立的快餐店、风靡的东洋风，士林已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独特风貌，和台北的其他地方相较，已没有任何不同了。车行至外双溪，我环目四顾，不觉大恸。原本翠绿的山峦，已被一排排拥挤的建筑物所取代，远山被怪手翻搅得千疮百孔，汽车扬起的漫天尘土，使得整个景致蒙尘，文化城哪里还有文化？车水马龙，人潮汹涌，除了商业气息之外，我们还看见了什么？近两年来，道路拓宽，望星桥更是今非昔比，在阳光下夸耀着它俗丽的新装，而我却宁愿它像从前一样，只是邻居家旧布衫的小家碧玉。我抚触着它，望着桥下依旧悠悠流着的溪水，只是无语凝咽。如果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相信大多数的人还宁愿过遗世而独立的生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又能到何处寻找到这一方桃花源呢？
学校里，建筑物增加了，人也增加了。
上课时，看着几十双抬头仰望的眼，竟突然无端地心虚起来。满满一屋子的青年男女，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虚长的十多年，也不过平添一些头破血流的经验罢了。而这些经验，又能提供他们多少的帮助呢？谁又真能从别人的经验里取得教训呢？坐在前排中央位置的同学，一如从前的我，微笑颔首作领会状，他果真听进去了吗？还是也像我当年一般的好心，只是给寂寞的老师一些爱的鼓励？
下课时，波动的人潮在校园里严重地泛滥着。我立在杨梅掩映下的阶梯上，看着来去匆匆的学生在我身边如一枚枚游鱼般随着人潮流动着，娇脆的笑声不时掠过耳边，年轻的心勃动一如春雷之乍响，我想起自己青涩如伊的大学生活，不觉也绽开了笑容。
走下短命坡，我叩叩的高跟鞋声成了冤家路上唯一的高音。仔细一看，学生全穿着短袜、布鞋，当年最寒酸的穿着，倒成了今日的流行。宽松的、披披挂挂的服饰取代了原有合身的剪裁。我混迹在学生群中，却被迥异的装扮及新潮的谈吐，孤立在人群之外。我和大伙儿一起排队吃自助餐，几乎是愧赧的、不自在的面对一群无畏的、落落大方的学生。
负责盛饭的老板娘是十多年前的旧识。她却认不得我了。十多年的时间全写在她微微颤抖的双手上。我看她是两鬓如霜。她视我呢？恐亦风尘满面吧！犹记当年一场大水灾，年轻莽撞的我们，无视于滔滔的溪水，结伴卷起裤管，涉水到故宫。她立在窗口边苦口婆心地斥责我们：
“夭寿！不知死活！会被溪水淹死哦！爸母白饲你啦！这些夭寿囝仔……”
我们犹欣欣然嘻笑以对，全然对她的忠言不加理会。如今，一晃十余年，看来她已锐气全无，而我，有时竟恍惚以为自己正立于昔日的窗口，对着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如伊般痛心地谴责着，疼惜地唠叨着！人生可真是奇妙啊！角色的转移，在岁月不舍昼夜的飞逝中，无声地进行。而再过十多年后呢，我是不是也似她如今般，双手微颤、两鬓飞霜呢？
文学院旁那株亭亭如盖的槭树，每到秋日，红艳艳的，透露着生命盛极而衰的萧飒，我曾流连在低矮繁茂的枝叶下，编织过无数绮丽的美梦。如今，槭树已长得壮硕挺拔，只能辛苦地抬头仰望。那份诗情，远远挂在天边，高不可攀，像我逝去多时的、充满罗曼蒂克思想的大学生活。
变了！台北变了，外双溪变了。而我呢？在人海里冲撞，自觉一日比一日更近似老舍《骆驼祥子》里日益沉沦的祥子，又哪里是往日那个刚烈严明的烈性女子呢？如此说来，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数落台北的善变呢！
1987年4月
凤凰花开
小学毕业那天清晨，我穿着前一晚母亲为我浆洗熨烫过的雪白笔挺的制服，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典礼。迎着拂面薄凉的晨风，我们走在纵贯路两排绿荫浓密的行道树下，远远近近俱是红绿相间的凤凰木。绿，像天罗地网般，当头罩下，而那教人吃惊的红却似乎直烧灼到天边似的，一发不可收拾。我牵住母亲温热的手，恍若行将赶赴一场盛筵。然而，不知怎的，我的心却无端纷乱了起来，我仰头朝母亲担心地说：
“妈，糟糕！我突然一句也记不得了！”
母亲在我的手心上使劲地握了握，沉稳坚定地回说：“不会的，不要紧张，你会记得的。”
我们坐上公路局车子，往台中行去。窗玻璃外，离离的凤凰木正以一种谦逊的、微微佝偻的姿态，渐次向后倒退了过去。车子愈走愈快，一丛丛的红，倏忽成为一只只夺树而出的红蝴蝶，在蓝天中舞将起来。我对着这些蝴蝶，低声背诵起来：“校长、各位老师、各位贵宾、各位在校的同学们：骊歌初唱，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今天……今天……”
母亲一旁提醒我：
“今天，我们即将踏出校门，面对一个崭新的未来……”
车子愈行愈快，我如行云流水般接口背了下去，似乎真的有那么个崭新的未来，正等候在那遥远的地方。
典礼开始，轮到我代表毕业生致谢辞，在“全体毕业生起立”声中，我站上前面预先准备好的台子上，侃侃而谈：“校长、各位老师……骊歌初唱，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今天……”
讲到这儿，不知怎的，忽然记起那些在天空飞舞的红蝴蝶，脑中霎时一片空白，顿了约一秒左右，我白着脸，怯怯地转过身去，慌张地寻找母亲。母亲在人群中，踮高了脚尖，着急地用无声的嘴形帮我提词儿，我看着母亲张张合合的嘴，却一句也想不起来。这时，人群里开始骚动起来，窃窃私语从各个角落传来，我寻求援助失败，索性转回身子，自己胡乱编排起来！
“今天，我们就要毕业了，心里是既高兴又惶恐……”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不打草稿的即兴作文，堪称缠绵悱恻，说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为之动容，数度哽咽。事情虽然顺利收场，可是，对那般瑕疵的开场，母亲委实耿耿于怀，整整嘀咕了一个夏天。
典礼过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依然和往常一般，挥着比我还高的扫帚清扫屋前那片似乎永远都扫不完的落花和落叶。密密匀匀的黄绿叶上，点缀着血色的蝶形凤凰花，虽是匍匐于地，却妖娆依旧，舞姿不改。我忽然想起昨日那番有关凤凰花开的抵死缠绵的讲词，恍然憬悟到拿着弯若关刀的凤凰果和邻童追逐嬉戏的童年岁月，纵然只是昨日，纵是依然历历在目，恐已真的成为过去，再也追它不回。平日一边清扫、一边诅咒的心情，瞬息转化为黛玉葬花的凄怆感伤。似乎懵懵懂懂中开始体悟到凤凰花开和别离真正的牵连，虽然，这在我的毕业答辞里早已再三指陈。
那天黄昏，我搬了张小凳，坐在凤凰树下乘凉，和风徐徐，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飞花落叶竟堆满了膝上的白裙。正怔忡间，无意瞥见远方大路的转弯处，人群蚁聚。我信步踱了过去，原来是该处车祸频仍，人们为了祈求平安，集体普度亡魂来了。成篓的米粉、米、粽子、发糕……等祭品，在迷离的香烟缭绕下，逐渐缀上细碎的凤凰叶和殷红的凤凰花。恍惚中，凤凰花俱成了乱蘸的鲜血，而魂轻似叶，生死一线，“百年离别在须臾”的感叹，蓦然窜上心头。我担心这些悠悠荡荡的魂魄，枉死旅途，会不会因此找不到回家的路，不禁悲从中来，仓皇奔回，抱着母亲痛哭了一场。凤凰花开于我的意义，已不仅生离的惆怅，抑且是死别的吞声。
这些年来，羁旅北地，传说中，是个凤凰不开花的城市。每年五六月间，但见木棉花嚣张傲岸的俯视。我在城市中，四处游走，竟觅不着一朵血色蝴蝶。而故乡那两排凤凰木，也因拓宽马路，被砍伐殆尽。然而，没有凤凰花的世界，生离死别也并不因之销声匿迹。骊歌依然年年低唱，黯然销魂者岂独毕业典礼？出入殡仪馆的次数和年龄的增长成正比。昔时仓皇奔走于凤凰花下的女孩儿，业已尘土满面，早非往日情怀。只是啊！当年那份敬谨赴筵的心情，却如烧灼的凤凰花般，随着岁月的流逝，反倒日益明晰，且永不老去。
1989年7月
痴狂记事
喇叭裤开始流行的七十年代，正当我的人生转折点。大学快毕业，生命情调郁躁不安。紧接下来的几年，事业婚姻俱进入关键抉择。我在每一个岔路上，搔首踟蹰，辗转反侧。虽然，我也未能免俗地追随潮流，换下迷你裙，穿起上窄下宽的喇叭裤，足蹬矮子乐，赶赴每一场生命的盛筵，但是，也许是厚底的鞋子不安稳，也或者是宽飘的裤管本就容易绊脚，那一段风狂雨骤的人生行程，竟成我生命中最颠簸、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由外双溪到西门町；由迷你裙到喇叭裤；由天真浪漫到风尘满面。大环境有种种的禁忌，周遭的小人际也因之显得小鼻子小眼睛。任职《幼狮》编辑的我，经常在作家、学者间打转，既窥透知识分子矫情的身段，又不自觉间观摩学习。生活中充满矛盾，既鄙夷，又像昂首展翅的孔雀般自傲自怜。在仍充斥偶像、英雄的年代，我已对人性的弱点，颇多体会。而生就多愁善感，我困坐****的愁城，视事业如灰烬，天天准备好如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主角般，只要时机一到，立刻飞蛾扑火似的，谈一场凄凄恻恻的恋爱。在闷热的印刷厂里，听收音机不断地播送姚苏容咬牙切齿高唱《负心的人》；走在街上，尤雅以稍带童稚的声音向世人宣告“往事只能回味”；邓丽君则显然乐观许多，一曲《小城故事》搅得台北人个个心里暖暖的，充满喜和乐。七十年代，我的世界，除了哼哼熟烂的流行歌曲，就是不停地等待爱情的到来。等电话，等信件，等爱人，而大多时候，等无人。
那些年，我住延平南路底的巷内，是一幢专门出租给女性的小洋房。位于东吴大学城区部的旁边儿，双层的建筑，隔成一间间的小房。屋内采光不佳，常年黑阒阒的。走道里，惯常得侧身和人擦肩而过，在人人一袭喇叭裤的时期，裤管宽大飘逸，感觉屋内更形拥挤而阴暗。没仔细算过鼎盛时期住了多少人，但少说总有十余人在其间穿梭，流动率极高，不时可以发现又有新面孔出现。我和其他三位同住在靠近防火巷的边间。巷道内，不时有年轻的男子用压抑的声音喊叫住在屋里的女性，偶尔也传来被泼到水的惨叫及咒骂声。基于经济及方便两方面的考虑，我虽然对此环境一直不甚满意，却也无力迁移。
记忆中，最大的困扰来自于邻房的收音机。一位在西门町上班的小姐，每每在下班后的黄昏，便打开录音机，以相当的音量，反复地和凤飞飞的流行歌曲相缱绻。原本对各色音乐俱无成见的，然对如此毫无商量余地地被迫听歌，实觉反感至极。可恨的是，当时的我，胆小羞怯，尽管生气，却没敢以任何行动表达心里的愤恨，甚至在走道的狭路上相逢，仍然乡愿地以笑容相迎，只是很可耻地迁怒凤飞飞，在凤飞飞的歌曲席卷整个岛屿的年代，以拒听、拒唱来唾弃她。
几年间，我的室友几度易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娇滴滴的女孩儿，成天懒洋洋的，老有一位状貌勇毅的女友带一些从美军俱乐部买出来的化妆品、洗发精等的东西来拜访她。据说这位女友已婚，嫁了一位校级美军。两位女子常同进同出，状至亲密。一日，大热天，我从外头回来，用钥匙开了门，就一头闯进屋内，冷不防发现她们二人正拥被高卧。满头大汗的我，亦不疑有他，只大声嚷嚷：
“热死了！还盖被子！不嫌热呀？”
二人神色显得很不自在的样子，似乎把被子抱得更紧了，我一边擦汗，一边和她们说着话。就在一个转身之间，突然眼睛的余光瞥见两人迅速套上上衣，被子下，居然是两个赤裸裸的身躯。在那般保守的年代，这一发现真是非同小可，我唯唯退出门外，靠在洗手间的门上，心里怦怦跳了许久。从那以后，我再看到那女子，心里总觉万分不自在。我认真地保守着这个秘密许久，苦恼得什么似的！
住在那儿的最后两年，同住的是一对姐妹陶天培、陶天惠。另有一位长年挂着耳机听空中英语教学的新闻系学生周静珩。四人虽脾胃各自不同，偶有龃龉，却奇异地培养出相濡以沫的患难情怀。刚自大学毕业的我，白天在《幼狮文艺》当编辑，夜晚就在隔壁的东吴大学兼任夜间部助教，生活忙碌而空虚。一到假日，惯常外食的“江南小吃店”不做生意，我们要么就相偕到中华路边的长沙街去打打牙祭，要么就偷偷在禁止煮东西的宿舍里吃火锅；冬日的夜里，经常在睡衣上套上大外衣，发卷上扎上大头巾，便一路直杀到小南门，去吃一碗热腾腾的酒酿汤圆，或踱到国军英雄馆前的小巷内，去叫一碗傻瓜干面，外加蛋包汤。喇叭裤盛行时，大伙儿一齐摇晃着宽裤管，到西门町瞎逛，顺便赶看一场午夜场电影；星期六的晚上，如果都没有约会，则相约到士林夜市吃大饼包小饼，买一买“弯腰牌”地摊货；夜里，则躲在棉被里流泪，互诉心事，咒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而一有合意的男士召唤，当下见色忘义，穿着全寝室最美的新衣去赴会，管他衣服的主人同不同意！
前年，我们举家至洛杉矶旅游，造访当年室友中的妹妹——天惠。她突然和儿女提起陈年旧事：一回，中午煮了锅绿豆汤，夜晚回去发现整锅汤全被喝光的我，竟然号啕大哭起来，让她们感到十分错愕，一直到现在还记忆深刻。